猛然想著你
二哥：
乍醒時，天才蒙蒙亮，猛然想著你，猛然想著你，心便跳躍不止。我什么都能放心，就只不放心路上不平靖，就只擔心這個。因為你說的，那條道不容易走。我變得有些老太婆的迂氣了，自打你決定回湘后，就總是不安，這不安在你走后似更甚。不會的，張大姐說，沈先生人好心好，一路有菩薩保佑，一定是風調雨順一路平安到家的。不得已，也只得拿這些話來自寬自慰。雖是這么說，你一天不回來，我一天就不放心。一個月不回來，一個月中每朝醒來時，總免不了要心跳。還怪人擔心嗎？想想看，多遠的路程多久的隔離啊。
你一定早到家了。希望在你見到此信時，這里也早已得到你報告平安的電信。媽媽見了你，心里一快樂，病一定也就好了。不知道你是不是照我們在家里說好的，為我們向媽媽同大哥特別問好。
昨天回來時，在車子上，四妹老拿膀子拐我。她惹我，說我會哭的，同九妹拿我開玩笑。我因為心里難受，一直沒有理她們。今天我起得很早。精神也好，因為想著是替你做事，我要好好地做。我在給你寫信，四妹伸頭縮腦的。九妹問我要不要吃窠雞子。我笑死了。
路上是不是很苦？這條路我從未走過，想像不到是什么情形，總是辛苦就是了。
我希望下午能得到你信。
兆和
一月八日晨
（1934年1月8日 北平)

代序：從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張允和
上海有一條最早修筑的小鐵路，叫淞滬鐵路，從上海向北到炮臺灣。
英國怡和洋行在同治年間（1862—1874）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許，自行開始修筑這條鐵路。到光緒二年（1876）完工。從上海到吳淞鎮(zhèn)，路長只有十四公里。第二年（1877），清政府認為外國人居然在中國領土上修筑鐵路，這條鐵路破壞了風水，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跟怡和洋行進行了無數(shù)次的交涉，出錢把鐵路買到中國手中后，在憤怒之下，下令拆毀；把機件等物儲存在炮臺灣。經(jīng)過了漫長的二十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重新?lián)芄倏钤谠�地修復通行。因為機件在炮臺灣，淞滬鐵路由吳淞鎮(zhèn)延長兩公里，全長為十六公里。
中國公學就在吳淞鎮(zhèn)和炮臺灣之間，它們三個所在地形成一個等邊三角形。中國公學的同學都以學校在中國第一條鐵路所在地為榮。
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作為第一批女生進中國公學預科的。這時候三妹十七歲，我十八歲，第一條鐵路整整三十歲（如果不算前二十年的帳）。
我和三妹不但同時進中國公學，還在她三歲我四歲時（1913）在上海同一天開蒙認方塊字，念“人之初”。四年后（1917）搬家去蘇州，同在家塾里，同在一個桌子上念《孟子》《史記》《文選》和雜七八拉的五四運動的作品。我們三個女學生（大姐元和、我、三妹兆和）很闊氣，有三位老師：一位道貌岸然的于先生專教古文；另一位王孟鸞老師教白話文，也教文言文；一位吳天然女教師，是教我們跳舞、唱歌的。在《三葉集》（葉圣陶的子女寫的集子）中好像提到過她。又四年（1921）我和三妹又同時進入蘇州女子職業(yè)中學。讀了一年，我們又同時留級，因為除中文課程外，其他課程都不及格。我們兩姐妹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shù)幕茧y姐妹。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國公學讀完了大學，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我卻先后讀了三個大學。在中國公學兩年，一年預科，一年“新鮮生”。（之后）就轉學光華大學，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學�！耙弧ざ�八”戰(zhàn)爭（爆發(fā)），蘇州到上海火車不通，我坐輪船到杭州之江大學借讀了一學期。最后，又回到光華大學戴方帽子的。
大學里收女生是新鮮事，男生對我們女生既愛護又促狹。他們對女生的特點很清楚，挨個兒為我們起綽號。世傳三妹的綽號“黑鳳”，并不是男生起的，這名字我疑心是沈從文起的。原來男生替她起的綽號叫“黑牡丹”，三妹最討厭這個美綽號。我有兩個綽號，一個叫“鸚哥”，因為我愛穿綠；另一個綽號就不妙了，叫“小活猴”�？蛇@個綽號見過報的。你如不信，可看1928 年上海《新聞報》上有這么一篇報道：《中國公學籃球隊之五張》，其中有“……張允和玲瓏活潑、無縫不鉆，平時有‘小活猴’之稱……惜投籃欠準……”五個姓張的是張兆和、張允和、張萍、張依娜、張××。隊長是三妹。我對運動外行，身體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歡濫竽充數(shù)，當一個候補隊員也好。
我家三妹功課好，運動也不差，在中國公學是女子全能運動第一名�？稍谏虾Ｅ�大學生運動會上，她參加五百米短跑是最后一名。
中國公學的老校長何魯，忽然下了臺，到現(xiàn)在我還不知道是什么緣故。接任校長是五四運動赫赫有名的胡適之先生，他早年曾在中國公學念過書。他聘請了幾位新潮流的教員，其中有一位就是沈從文。三妹選了他的課，下了第一堂課，回到女生宿舍后，談到這位老師上課堂講不出話來挺有趣。聽說沈從文是大兵出身，我們也拜讀過他幾篇小說，是胡適之校長找來的人一定不錯，可我們并不覺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師，不過是會寫寫白話文小說的青年人而已。
別瞧三妹年紀小，給她寫情書的人可不少。她倒不撕這些“紙短情長”的信，一律保存，還編上號。這些編號的信，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處。家延死后，下落何處，不得而知。
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開來看，才知道是沈從文老師的信。第一句話：“不知道為什么我忽然愛上了你！”當然，三妹沒有復信。接著第二封、第三封信，要是從郵局寄信，都得超重。據(jù)三妹說，原封不退回。第四封以后的信，沒聽見三妹說什么，我們也不便過問。但是知道三妹沒有復信，可能保存得相當周密。
我轉學到上海大西路光華大學（1929），這以后，沈從文究竟給三妹多少封信，我當姐姐的不好過問。是不是三妹專為沈從文編過特殊的號，這也是秘密。
大概信寫得太多、太長、太那個，三妹認為老師不該寫這樣失禮的信、發(fā)瘋的信，三妹受不了。忽然有一天，三妹找到我，對我說：“我剛從胡適之校長家里回來�！蔽覇査�：“去做什么？”她說：“我跟校長說，沈老師給我寫這些信可不好！”校長笑笑回答：“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鄉(xiāng)，是不是讓我跟你爸爸談談你們的事�！比�妹急紅了臉：“不要講！”校長很鄭重地對這位女學生說：“我知道沈從文頑固地愛你！”三妹脫口而出：“我頑固地不愛他！”以上是三妹親口跟我講的話，我記得一清二楚。可是我們兩姐妹都有了孫女時，偶爾談到“頑固地”“愛他”和“不愛他”時，三妹矢口否認跟我說過這些話。
光陰如箭，這箭是火箭。人過了二十五歲后，覺得日子過得比過去快上一倍，你有這樣的感覺嗎？一下子，半個世紀過去了。
在這半個世紀中，我和三妹同年（1933）結婚，我嫁周耀平（現(xiàn)名周有光），她嫁沈從文；我和三妹同年生兒子，我的兒子叫曉平，她的兒子叫龍朱。盧溝橋事變，我們兩家分開。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貢，我老周家在四川漂流，從成都到重慶，溯江而上到岷江，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
日本投降后（1946），張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會，照了合家歡。這以后又各奔前程。從此天南地北、生離死別，再也聚不到一起了。一直到1956 年，有三家定居北京，那就是三妹兆和家，三弟定和家跟我家三家。算是歡歡喜喜、常來常往過日子。十年后（1966），猛不丁地來了個“文化大革命”，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離子散。兩年后，北京三家人家只剩下四口人——沈家的沈二哥、張家的張以連、我家祖孫二人——相依為命。連連十二歲獨立生活，我的孫女小慶慶九歲。三妹下放湖北咸寧挑糞種田，聽說還和冰心結成“一對紅”。三弟下放放羊。我家五口人。兒子曉平、媳婦何詩秀下放湖北潛江插秧、種菜。我家爺爺（周有光）下放寧夏賀蘭山闕的平羅，撿種子、編篩子、撿煤渣，還有開不完的檢討、認罪會。大會多在廣場上開。有時遇到空中大雁編隊飛行，雁兒集體大便，弄得開會的人滿頭滿身都是黏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難洗干凈。我家有光幸虧戴頂大帽子，總算頭上沒有“鳥便”。有光跟我談起這件事，認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
本來也要我?guī)�慶慶跟著爺爺下放平羅的。我思想搞不通，不去，就不去，動員我也不去，也無可奈何我。我是嬌小姐，受不了那塞外風沙，也吃不下為三個人打井水、洗衣服、生爐子燒飯的苦。我一把鎖鎖上了城里沙灘后街五十五號大雜院里我住的房子的大門（原有五間半房子，上繳了四間）。住到中關村科學院宿舍兒子家，看孫女、燒飯，靠丈夫、媳婦三人給我微薄的津貼打發(fā)日子。真正不夠用時，我有好親戚好朋友處可借。雖然他們生活也不好，可他們總會竭力為我張羅。我一輩子怕開口問人借錢，這下子完了，只好厚著臉皮乞討，這也是人生應有經(jīng)歷。
過年過節(jié)，我把十二歲的小連連接到中關村住幾天，慶慶就不肯叫他“叔叔”，瞧不起他。慶慶說：“我為什么要叫他叔叔，他只比我大三歲，他沒羞沒臊，還搶我糖吃。我不但不叫他‘叔叔’，也不叫他‘連連’，我叫他‘小連’。”我罵慶慶，太沒有禮貌。
有一次，我進城到東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 年初冬，他一個人生活，怪可憐的。屋子里亂得嚇人，簡直無處下腳。書和衣服雜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處灰蒙蒙的。我問他：“沈二哥，為什么這樣亂？”他說：“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東西�！笨伤�雙手插在口袋里，并沒有動手理東西。他站在床邊，我也找不到一張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邊。我說：“下放！？我能幫忙？”沈二哥搖搖頭。我想既然幫不了忙，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對我說：“這是三姐（他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彼�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并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闭f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我站在那兒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讓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澀”中吧！
1988年5月9日晚，初稿成于沈從文二哥逝世前24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