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源于西方的啟蒙時代，自1841年美國作家愛倫·坡開創(chuàng)偵探小說的寫作范式以來，經柯南·道爾、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農、埃科等作家的不斷拓展與創(chuàng)新，偵探小說已不再是一種僅供讀者消遣的通俗讀物，而是作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文類躋身文學經典之林，并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了現(xiàn)代世界的廣大讀者。
　　中國偵探小說是典型的“舶來品”，它發(fā)生在特定的歷史語境里，經歷了譯作、仿作到自創(chuàng)的演變過程。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和《新小說》是譯介偵探小說的倡導者和理論實踐的先行者。1896年，《時務報》刊發(fā)了由張坤德翻譯的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這是中國最早引入的偵探小說。此后，西方偵探小說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其中影響最大、最受讀者青睞的當屬《福爾摩斯探案》。除《福爾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偵探小說家的作品也被譯介到中國。在眾多的譯介偵探小說中，法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莫里斯·勒布朗創(chuàng)作的俠盜加偵探亞森·羅賓，在當時讀者中的知名度僅次于福爾摩斯。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幾乎將西方著名的偵探小說全部引介到中國。
　　隨著偵探小說被越來越多的中國讀者所接受，譯介西方偵探小說出現(xiàn)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于偵探小說與中國公案小說和武俠小說，有許多脈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種的試譯，得到了讀者，于是便風起云涌互應起來，造成了后期的偵探翻譯世界。與吳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這一類譯作能手，而當時的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fā)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以上”。在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中，有些譯作幾乎與西方原創(chuàng)的偵探小說同步上市�！皰侀_日本這個中轉站，直接取法歐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還快，在這個特殊的藝術領域里基本上與世界文學潮流同步。”譯介西方偵探小說的熱潮直至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才漸漸降溫。
　　西方偵探小說為什么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如此狂熱的閱讀效應？從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看，一種類型的文學模式能夠存在，總是以其自身的審美趣味與讀者達成某種默契，從而獲得其獨特的欣賞價值，只有這種文學模式和讀者的期待視野、欣賞習慣和審美心理相吻合，讀者才會全身心地投入，并保持持久的熱情。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狂熱的閱讀效應，除了西方偵探小說呈現(xiàn)的新穎的故事、驚險的場景、曲折的情節(jié)、神秘的懸念、智慧的偵探等審美特性外，還在于西方偵探小說隱含著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學的意境。英國早期偵探小說批評家瑪喬麗亞·尼柯爾森（Marjorie Nicolson）帶著極嘉許的口吻肯定偵探小說的生命意義。讀者對偵探小說的興趣體現(xiàn)了一種“因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激變而出現(xiàn)的精神動蕩，在沒有秩序的環(huán)境里生活總是讓他們苦惱。所以，對偵探小說的興趣往往還體現(xiàn)了讀者想返回到簡單安寧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強烈渴望，他們想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樣”。讀者在現(xiàn)實生活中無法實現(xiàn)的安全感卻在偵探小說里找到了寄托。因為偵探小說隱含著一種異樣的精神景觀——罪惡終將被懲服，混亂的秩序終將得以恢復，偵探小說在遙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學。二是哲學的意蘊。偵探小說的內容充滿著理性與非理性、健康心態(tài)與變態(tài)精神之間的矛盾沖突，而這些問題持久地刺激著讀者的興奮點，甚至把理性帶到了極限——認識世界和認識人類的根本問題，這樣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類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撫慰。三是文化的意味。偵探小說作為一種大眾文學讀物，其深層也深刻地觸及人類的終極眷注。從歷史發(fā)展看，犯罪的發(fā)生幾乎與人類歷史同等悠久，犯罪現(xiàn)象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從公共領域到私人空間，每時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發(fā)生，而人類又是那么無力地拒絕神秘的誘惑。偵探帶著科學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懷，去揭破死亡之謎和為制服犯罪而進行的努力。偵探小說不僅呈現(xiàn)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類的命運。四是符號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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