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生老弟的大作《箋染墨香》就要出版了，之前我是仔細看過書稿的。他要我為此書寫序，雖然有些誠惶誠恐，但還是答應了。這不僅是因為此書是他多年的心血之作，更是因為我家和朱家是幾十年的世交，是不能推辭的。
　　說起我家與朱家的交誼，還要追溯到抗戰(zhàn)年代。1939年7月，我父親劉兆吉從昆明西南聯(lián)大哲學心理系畢業(yè)，經(jīng)他的老師、著名心理學家、時任西南聯(lián)大師范學院院長黃鈺生教授舉薦，到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任教。一年后，即1940年8月，渝生的父親朱世禔伯伯從重慶中央大學文學院國文系畢業(yè)，經(jīng)著名法學家、中央大學教務長童冠賢教授舉薦，也來到南開中學任教。我家住南開中學津南村13號，朱家住14號，僅一墻之隔，是真正的近鄰。而我的父母和渝生的父母都是山東人，都是從淪陷區(qū)輾轉(zhuǎn)逃難到大后方的外鄉(xiāng)人，在異地他鄉(xiāng)相遇，真正是“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了。更巧的是，我父親和朱伯伯最初都教初中國語，在同一個教研室共事。有了近鄰、同鄉(xiāng)、同事這三重關系，兩家格外親密。
　　我的母親張雪羽在80歲時（1991年）曾寫過一篇回憶錄，其中多次提到渝生的母親和渝生的奶奶。如母親與朱伯母常常趁天黑人靜之時悄悄到校園去拾樹枝，扒樹葉。因為那是抗戰(zhàn)最艱苦的年代，兩家人都是窮中學教員，收入微薄而家庭負擔重，為了節(jié)省柴火錢，不得不出去拾樹枝，扒樹葉。但畢竟是教師之家，怕別人看見丟面子，只好晚上出去。另外還多次提到朱奶奶主動過來照顧幼小的我和哥哥之事。我和哥哥是雙胞胎，但由于家窮請不起保姆，父母又忙，我和哥哥常常無人照顧。母親在回憶錄中提到，“從床這頭爬到床那頭，希望有人來抱他們。天已冷了，因大小便沒人管，除了屁股上捆著尿布外，也沒穿褲子，在冷兮兮的床上很悲慘地哭著”。這時好心的朱奶奶常常主動過來抱起我們，這對兩個一兩歲需要撫愛的小孩該是多么大的安慰和溫暖啊。
　　當時南開中學是大后方一所著名內(nèi)遷中學，校園清靜美麗，教師待遇住房相對較好，能到此校教書是不少人求之不得的事。那時，風華正茂、文質(zhì)彬彬、笑口常開的朱伯伯，早年就讀于國立山東大學國文系和中央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受業(yè)于臺靜農(nóng)、葉石蓀（葉麟）、周學普、顏實甫、老舍、洪深、胡小石諸名師。真是如群星閃爍的銀河，無一不光彩奪目。他們淵博的知識，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使朱伯伯在之后的教學、治學中受益匪淺，他于古典文學、古典文論頗有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前幾年，我還見過朱伯伯在中央大學讀書時的老同學石山（本名靳吉甫）老人。那是2011年12月3日，我到北京出席“近現(xiàn)代中國鄉(xiāng)村建設思想與當前農(nóng)村發(fā)展研討會”，主席臺上坐著一位96歲的老人，正是石山先生。他是作為原中央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首席顧問應邀參會的。雖已年近百歲，但精神矍鑠、思維敏捷，不但即席講了話，而且將他才出版的大作《中國山區(qū)開發(fā)與建設》一書贈送給每位參會者。這部書是他在接近期頤之年仍憂國憂民、筆耕不輟，為我國山區(qū)發(fā)展獻計獻策、大聲疾呼的一部經(jīng)典之作�？上М敃r我不知道他70多年前在重慶中央大學讀書時和朱伯伯是老戰(zhàn)友、老同學，失去向他請教、回顧往事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