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以往有不少記者采訪過我，寫過關于我的報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為我寫傳記。我都不假思索，一一婉拒，我覺得自己沒什么可寫的。后來，我的一些同行、同事、朋友也希望我寫一部回憶錄，出版社和媒體的朋友也都主動約我寫口述歷史。于是我不得不認真考慮他們的建議。
我想，大家之所以反復建議，是因為我是莫高窟發(fā)生巨變和敦煌研究院事業(yè)日新月異的親歷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我今年八十一歲，已經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見所聞，為莫高窟的保護事業(yè)，為敦煌研究院的發(fā)展留史、續(xù)史， 是我不能推卸的責任�？墒�，我過去從未想過要寫自傳，上了年紀就更沒有精力去寫，真的要寫不知會寫到猴年馬月。
真是天意！ 2014年，北京大學有幾位教授來莫高窟考察，我和藝術學院的顧春芳老師一見如故。我翻閱過她的書和詩集，知道她主要從事美學、藝術學、戲劇學的教學和研究。古人說文如其人，她博學多才、能文能詩，學術造詣深厚，天賦悟性很高，治學嚴謹，才思敏捷，文字透出才氣和靈氣。之后通過幾次交流和接觸， 對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越發(fā)感到這是一位值得信賴的學者，我們結下了真摯的友情。所以，當她說希望訪談我的時候，我欣然接受。
這本書的基礎是我們倆長達十天的訪談內容。因我特別信任她，訪談時完全處于放松狀態(tài)，問什么就說什么，敞開心扉毫無保留。北京和敦煌相隔遙遠，見面不容易，我就想利用有限的時間多提供給她一些材料。為了保證我所說的關于敦煌歷史、敦煌藝術、藏經洞文物、壁畫保護等內容的準確性，她后來又去查閱了大量敦煌學的論著、畫冊、文集，包括《敦煌研究》等文獻資料，下了極大的功夫。
顧老師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她之前也并非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為了這本書，她要補充敦煌學方方面面的材料，其難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有一回我到她的辦公室，看到了一大堆關于敦煌的書籍和資料，令我非常感動。當我看到顧老師撰寫完成的初稿時，我感到這本書已經大大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令我既感到驚訝，又十分佩服。我覺得她很辛苦，我有責任配合她做好書稿的校對工作。
顧老師深知我與敦煌是不可分的，我一生的事業(yè)以及我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敦煌，寫樊錦詩這個人如果脫離了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而只是簡單重復網上多次發(fā)布的那些報道，就寫不出一個真實而又完整的樊錦詩。為此，她設計了一個合理又系統的框架，深挖莫高窟的重要價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我個人的命運同敦煌研究院的發(fā)展變化結合起來，把我個人和我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yè)結合起來，把我對于文物保護事業(yè)的所思所想真實地表達了出來，甚至說出了我想說而說不出的話。
這本自述的完成，要感謝顧老師，如果沒有她的出現，也許迄今為止我都未曾想過要寫一本關于我自己的書，也不可能有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
捧起書稿，讓我無限感慨，許多往事歷歷在目。
回想1962年，我第一次到敦煌參加實習，好像就在昨天，可一晃我已經八十一歲了。我的身體每況愈下，思維和行動也越來越遲緩，我不知道自己還能陪伴莫高窟多長時間，還能為她做多少事情。我的記性大不如從前，很多事情都忘記了，但是我忘不了幾代國家領導人對莫高窟保護事業(yè)的關心；我忘不了那些北大的師長，北大的學習時光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忘不了以常書鴻、段文杰為代表的老一輩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艱難條件下篳路藍縷、含辛茹苦地開創(chuàng)了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的事業(yè)；我也忘不了許許多多國內外的機構和朋友的深情厚誼，他們一次次伸出援手，幫助和支持莫高窟的保護事業(yè)。在這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要感謝所有長期關心支持我的朋友們。
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兩個孩子，感謝他們對我這個不稱職的母親的理解和寬容。希望他們讀了這本書之后，能夠更加懂得守護莫高窟是值得奉獻一生的高尚的事業(yè)，是必然要奉獻一生的艱苦的事業(yè)，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奉獻的永恒的事業(yè)。
特別要感謝我的同窗、我的終身伴侶彭金章。沒有老彭對我的愛和理解，就沒有今天的樊錦詩，我根本不可能在敦煌堅持下來，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我一直想等退休之后陪他到敦煌以外的地方走走看看。萬萬沒有想到，我什么都還沒有做，老彭卻離我而去，留給我無限的悲傷，無限的愧疚，無限的遺憾！現在，我時常覺得老彭沒有走，他還在我身旁，和我一起守護著莫高窟，他依然在支持我，給我力量！我們倆曾經的誓言是：“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我們用愛和生命踐行了這樣一個神圣的誓言。


樊錦詩
2019 年8 月24 日于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