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傅瑩

（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戰(zhàn)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

狐貍式思維和刺猬式思維的差異

加迪斯用狐貍和刺猬的隱喻開篇。這個典故最早出現(xiàn)在古希臘詩人阿爾基洛科斯的殘篇中：狐貍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當代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在 1953 年出版的《刺猬與狐貍》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歷史人物思維的差異。狐貍追逐多個目標，其思維是零散的、離心式的。而刺猬目標單一、固執(zhí)，其思維堅守一個單向、普遍的原則，并以此規(guī)范一切言行。伯林據此為分析人的思維提供了一種分類法。

伯林認為，柏拉圖、但丁、尼采、黑格爾屬于刺猬類型，而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歌德則屬于狐貍類型。問題在于，這種簡單的二分法能普遍適用嗎？狐貍式思維和刺猬式思維能否共存？大文豪托爾斯泰，時而像一只固執(zhí)的刺猬，試圖追尋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時而像一只多疑的狐貍，鄙夷歷史解釋和經驗。狐貍和刺猬的特點在他身上出現(xiàn)某種交匯，而交匯點就是常識。伯林的結論是：常識是某種自發(fā)、單純而未被理論污染的東西，經得住時間檢驗。

伯林的理論被演繹成歷史研究者的羅盤，也啟發(fā)了加迪斯對戰(zhàn)略行為的思考。他認為：狐貍式思維的人善于歸納各種不同信息，而不是僅依據宏大圖式進行推導；刺猬式思維的人則恰恰相反，他們拒絕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里。而加迪斯認為，狐貍和刺猬的悲劇在于，彼此都缺乏對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這兩種互相對立的思維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貍對環(huán)境的敏感性結合起來，也許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戰(zhàn)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