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改革開放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新型勞動大軍，農民工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之一。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進城就業(yè)的農民工步人中年，城市勞動力市場主體逐漸由第一代農民工子女即新生代農民工構成。新生代農民工對社會結構尤其是城市構造的作用愈發(fā)凸顯，進城務工的訴求發(fā)生巨大變化。較第一代農民工而言，新生代農民工就業(yè)選擇、工作心理行為及利益訴求方面均存在顯著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身份認同、心理訴求等特征的改變將影響勞資關系的現狀及未來，同時也對組織人力資源管理及員工關系提出新的要求。若組織沿用既往的管理模式，必然產生一系列矛盾及勞資關系事件。
　　以往研究多側重于組織內社會性交換，較少將組織內社會性交換及經濟性交換納入同一模型中探討二者關系以及對心理及行為的影響，且研究對象集中于知識型員工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鮮明的時代特征使其組織內交換的感知程度對與工作心理行為的影響有別于知識型員工。本研究將組織內經濟性交換及社會性交換納入同一模型中，探討新生代農民工組織內社會性交換及經濟性交換間關系以及對情感承諾、角色內行為、離職意愿及工作滿意度等心理行為變量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此外，作為我國特有的二元戶籍制度及經濟發(fā)展的產物，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心理契約破裂的感知具有一定特殊性。區(qū)別于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從維持物質生活的基本動機轉向社會融合的第二性動機。作為社會融入的最終階段，自我身份認同的確定有助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就業(yè)地及當地居民，并對所屬組織產生一定情感歸屬及依賴，進而產生積極的工作心理行為。但現有戶籍及各種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其對農民身份的認同程度，因而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身份認同模糊化傾向較為突出�，F有針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性的宏觀層面，即從社會性層面對新生代農民工賦予一定的身份標簽，而忽略從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各個主體的微觀層面探討其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相關影響。本研究選取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身份認同為研究視角，通過構建模型探索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農民身份的自我認同程度在組織內社會性交換、組織內經濟性交換及工作心理行為各變量間的中介效應，從微觀層面對新生代農民工自我身份認同的影響進行探討，豐富了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研究。
　　隨著教育程度、生活質量及城市體驗等特征的改變，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組織與員工之間責任的期望及認識也逐漸發(fā)生變化。心理契約作為描述組織內雙方隱含的、非書面化的承諾及義務，會隨著時間的推進而發(fā)生改變，而當員工感知到組織無法履行相應承諾及責任時，心理契約隨即產生破裂并對相應工作心理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當前針對心理契約的研究多集中于知識型員工群體，而已有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契約的研究也較多側重于對心理契約維度內容及結構的探討，而未對心理契約破裂及相關影響進行探討。本研究將心理契約破裂作為中介變量納入組織內交換對工作心理行為的作用機制中，探討新生代農民工心理契約破裂的感知程度在組織內交換對工作心理行為影響中的中介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