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序

創(chuàng)意寫作與經典文學文本

在創(chuàng)意寫作教學中，諸多經典文學文本無疑起著不可替代的引領作用。它不僅向學生昭示了人類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的高度與極限，而且提供了可資模仿的范本。然而，在近年的教學實踐中，我們可以發(fā)現，不少學生對文學經典文本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漠視，他們熱衷于閱讀流行讀物，甚至以為對經典文本的研習會妨礙他們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淋漓盡致地展示其獨創(chuàng)性。

出現這種態(tài)度并不奇怪。自19世紀初葉以來，在浪漫主義文藝觀的影響下，人們常常把獨創(chuàng)性作為至高無上的標準，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記·“標新立異”》中曾對這一不無病態(tài)的傾向作過入木三分的描述：

真的，我總是覺得，我們進入了某種普遍的“標新立異”的時代。每一個人都在標新立異，都要離群索居，每一個人都想杜撰出自己獨有的、新的和前所未聞的東西來。每一個人都要把過去在思想和感情中存在的一切共同的東西棄諸不顧，以自己個人的思想和感情為起點從頭做起。每一個人都要從頭開始，毫無遺憾地斷絕與從前的各種聯系。每一個人都我行我素，唯有這樣才能自慰。

但細究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創(chuàng)作的起步與對某種類型的經典文本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模仿有著緊密的關系。這一仿效不僅僅體現在體裁、技藝和風格上，也呈現在文本的精神內涵上。

先來說說文學體裁、風格上的仿效。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的同學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畢業(yè)作品選題時選擇了青春成長小說這一體裁。但由于他們出生之際的社會環(huán)境與前輩相比，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施行，他們受到父母過度的關愛，因而生活閱歷的貧乏成為他們較為普遍的特征。他們中很多人自小時刻離不開家長、老師警惕的目光，絕少有出軌逾矩的行為和大膽恣肆的想象。加上他們又是網絡時代的原住民，對虛擬世界的關注常常壓倒了與他人交流的興趣，這使得原本并不豐富的個人生活更顯單調。

縱觀中外文學史，男女之愛常常是這類作品的重心。而現在不少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的學生從學校到學校，從沒出過校門，不僅沒有工作經歷，而且在感情經歷上也是一片空白。不難想象，他們筆下的青春成長故事是如何的蒼白了。一些學生筆下的愛情故事似是而非，讀了讓人哭笑不得：直至故事結尾，少男少女間的情愫止步于朦朧的曖昧。而對校園圍墻之外的成人世界，他們更是有種天真的想象。

在這方面，20世紀法國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愛的荒漠》可以給人諸多啟示�！稅鄣幕哪�》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著意表現法國偏遠的外省少年雷蒙不無苦澀的成長經歷，以及他與父親庫萊熱醫(yī)生為爭奪寡婦瑪麗亞而滋生的激烈沖突。青春期的苦惱與狂躁，萌生中的情欲的沖動，男女間情感節(jié)奏上的不同步而導致的隔膜與錯失，和父與子齟齬沖突這一古老的主題交纏盤結在一起，探觸到人性內部少人涉足的幽暗區(qū)域，使它富于極大的藝術感染力。同樣，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對女主人公成長期心理情感的細膩處理，也可為學生提供一個可加模仿的范本。

經典文學文本給人的啟迪并不僅僅局限于體裁、風格技藝的層面，它們所包蘊的豐富的精神內涵雖時隔久遠，仍閃爍著奪目的光彩。近年來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時常為人詬病，大量作品面對現實患上了失語癥，它們無法有效精準地展示現實生活，而缺乏社會歷練的學生的作品更是如此。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錯綜復雜，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許多文學文本缺乏思想力量——但這思想又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融化到文本的肌理組織中的對生活的洞察力。

當今可謂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年代：各種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訴求的聲音此起彼伏，它們之間常�；ゲ幌嘧專�激烈對峙。這一你死我活的爭斗導致了思想觀念上的極化。而在全球范圍看，一個醒目的現象是隨著左翼思潮的衰落和新自由主義的破產， 民粹主義/新右翼在抬頭。二戰(zhàn)結束后確立的世界秩序搖搖欲墜，舊時代將終結，但新時代是怎么樣一種面目，人們仍將拭目以待。歷史非但沒有終結，而且以一種大多數人未曾預料到的方式重新開始。而網絡時代文化創(chuàng)造與傳播方式的徹底更新，科技的飛速發(fā)展更使個體的渺小與無能為力愈加凸顯。如何表現、把握當今時代的精神內核，成了擺在寫作者面前無法逃避的問題。

在這方面，從經典文學文本中人們也可獲得靈感。眾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最為鮮明地展示了19世紀中后期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重大精神問題。如果說《罪與罰》以主人公拉斯科里涅科夫殺人犯罪的經過為主線，以思想實驗小說的形式，揭翥了萌生于歐洲的超人哲學的災難性后果，那引起諸多爭議的《群魔》則以無政府主義者制造的一宗真實謀殺案為藍本，塑造了一組虛無主義者的群像，并驚人地預見了20世紀諸多政治人物的特性。許多作家感嘆，與展現五彩斑斕的歷史風情畫面相比，描繪當下流動不居的生活難度要大得多。令人贊嘆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準確地展示了當時俄國的社會狀況與精神生態(tài)格局，而且精確地預測到了它們的內在發(fā)展趨向。

20世紀德國大作家托馬斯·曼的代表作《魔山》則被諸多評論家視為反映一戰(zhàn)前歐洲風云詭譎的精神面貌的交響曲。來自文藝復興發(fā)源地意大利的塞塔布里尼是自由、啟蒙思想的代表，他不遺余力地捍衛(wèi)理性、進步和正義，而耶穌會教士納夫塔則處于精神天平的另一極，反啟蒙、蒙昧主義、贊美野蠻與血腥成了他的標簽，而在高山療養(yǎng)院寄居長達七年之久的漢斯則成了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思想的獵物。最后，漢斯厭棄了思想上的爭執(zhí)，離開療養(yǎng)院，參軍上了前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脈相承的是，托馬斯·曼不僅精確地描畫了那個時代冒著火藥味的思想氛圍，而且也預見到了日后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與肆虐橫行。

一個寫作者身處紛繁多變的年代，要能清晰地分辨出各種盤纏絞結的思想傾向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它需要智慧、深厚的歷史感和敏銳的判斷力，許多經典文學文本都蘊含著上述元素。此外，有些作家還能為身處逆境中的民眾提供新的價值資源，在這方面，法國作家薩特的戲劇《蒼蠅》便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范本。這部戲劇的素材是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俄瑞斯忒斯為父親阿伽門農復仇、殺死母親和其奸夫的故事。薩特將這一古老的故事提高到哲學的高度，注入了存在主義自由選擇的意蘊。俄瑞斯忒斯原本對復仇一事猶豫不決，瞻前顧后，但一旦自由在他的靈魂中覺醒，他便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復仇的道路，對此萬能的神靈也無法操控。他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憑借著巨大的勇氣，通過選擇為父復仇確立其生活的價值與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部作品創(chuàng)作于法國被納粹占領時期，它為處于悔恨、郁悶與無望中的人們提供一種嶄新的價值觀，喻示生活不是先天命定的，而是有賴于人的自由選擇——它意在激發(fā)起沮喪頹靡的法國民眾心里抗爭的勇氣。

無獨有偶，路翎創(chuàng)作于20世紀40年代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不僅對抗戰(zhàn)前后的中國幾代人的精神風貌作了全景式展示，而且在對蔣家兄弟（尤其是蔣純祖）成長歷程的展示中，灌注了一股強有力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正是它使這部作品與自然主義的灰色描寫拉開了距離。而經文學評論家胡風再三闡釋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并不是從天而降的怪物，它有著多種中西方的精神資源。孟子推崇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王陽明的心學等都源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它們與來自西方的永不滿足、不懈進取追求的浮士德精神以及激越高揚的浪漫主義情懷一同熔鑄了這一獨特新型的中國精神。這部作品不僅僅是一闋青春的頌歌，而且也為長期處于戰(zhàn)亂中的國人提供了一種亢奮進取的精神資源。

因而，在創(chuàng)意寫作過程中，如何根據學生各自不同的稟賦才情，選擇適合他們的文學經典范本，讓他們得以將鮮活的經驗澆鑄在一個相對定型的形式中，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王宏圖

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