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六月，我榮幸地受命撰寫《嵇康傳》。這是國家重點文化工程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的一本。

之所以愿意受命，主因是我對于崎嵚磊落的魏晉六朝人物是頗感興趣的。在武漢大學讀碩士時，隨樸學家吳林伯先生攻讀魏晉舊籍。以后篤守師訓，無論是做研究，抑或教學，抑或是在域外講學，從來沒有離開過魏晉六朝的范圍。三十余年來，陸續(xù)出版過《六朝煙水》《陳書良說六朝》《聽濤館〈文心雕龍〉釋名》《世說新語全譯》《六朝十大詩人集》等關(guān)于魏晉六朝的書籍。然而，如果要寫一個人的傳記，僅僅這些是不夠的。吳師是馬一浮先生高足，故我忝列馬氏再傳，馬大師高橥樸學治學，要研究一個人，首先是要讀他的全部著作。

于是，我認真通讀了戴明揚《嵇康集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又校讀了一九五六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魯迅鈔校之《嵇康集》。我以為，認識嵇康很容易，也很困難。

說很容易，是因為通讀了他的詩文集，其言也鏗鏘溫潤，其行也磊落光明，而認不認識一個人不在于和他同一年代，這是共鳴了解的問題（林語堂《蘇東坡傳》第一章），較之周圍那些用虛偽和謊言層層包裹的人，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嵇康還容易了解得多。

說很困難，是因為嵇康天縱英才，多方面造詣精深。他是竹林七賢之首、曹操的孫女婿，玄學家、古琴國手、一個兼服五石散的酒徒，魏晉第一流的作曲家、詩人、音樂理論家、養(yǎng)生學家，草書天下第二、畫家、戀竹者、散文家，一個老莊信徒，一個與當局不合作的狂人。嵇康像以后的蘇東坡、鄭板橋一樣，是中國歷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多面性天才的人物。無疑，這樣的靈魂永遠魅力四射，是我們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至寶！要認識這樣的一個人，只恨自己腹笥太淺，窺豹一斑，當然很困難。

家鄉(xiāng)湖南的清代政治家郭嵩燾寫給左宗棠的一副挽聯(lián)上聯(lián)云：世須才才亦須世。的確，一個人的成就和時代之間，有著謎一樣的關(guān)系。郭嵩燾的口氣很自負，用在左宗棠身上也很相副，唯其才，不負其世。然而，如果世不須其才，或不容其才呢？尤其是碰上亂世，黎元擾擾，一些英雄豪杰當然以整頓乾坤為能事，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看試手，補天裂；而還有為數(shù)不少熱愛生活、醉心學術(shù)、追求藝術(shù)的頂尖人才，吾儕所學關(guān)天意，往往他們身系文明之承續(xù)，他們怎樣才能做到心無旁騖而遺落世事呢？

我以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封建時代叫士）是中國奇特的群體。在得士者強，失士者亡的戰(zhàn)國時代，他們舉足輕重，確實風光過一段時期。謂予言謬，擇三例以說明。其一，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趙勝，就因為要爭取門下士的擁護，僅以一位跛子的無理要求而殺了后宮的美人（見《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這是本國統(tǒng)治者對士的優(yōu)禮。其二，魏國的賢士段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尊他為師。當時秦國要攻魏，司馬唐諫秦王說：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魏國因此免于兵禍（見《呂氏春秋·期賢篇》）。這說明了敵國對士的尊重。其三，齊宣王召見顏斶，王說：斶，前來！顏斶卻說：王，前來！齊宣王憤然作色說：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見《戰(zhàn)國策·齊策四》）。這表現(xiàn)了士的自尊與自傲。以上三例雖然激起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追慕與感嘆，但畢竟只是久遠得近乎夢境的光榮歷史了。自從秦一統(tǒng)天下后，多元政治的社會格局結(jié)束，士大夫便在長期的歷史反思中，痛苦而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有限的地位，并形成了士人獨特的人格。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士人人格。而兩漢以來，儒家以犧牲個人利益為前提，給社會帶來秩序，維系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而魏晉六朝由于玄學的靈光普照，則煥發(fā)了人性中潛藏著的智慧和追求，撕裂著儒家灰色的秩序的羅網(wǎng)。士人之卓越者沉浮于時代的潮汐和政治的清濁、世局的治亂，具不贅述；但有一種專屬于他們的風骨、姿態(tài)與精神，保持并貫通始終。陳寅恪將其濃縮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嵇康面對山濤的薦舉，把祿位看作腐臭的死鼠，以放任自然的情調(diào)，數(shù)舉七不堪二不可；阮籍憑吊廣武山劉項對語處，喟然長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均屬此類。細細想來，又何獨魏晉六朝為然呢？只是魏晉六朝時表現(xiàn)得格外激蕩奔躍、聲色紛呈罷了。這是足以讓人千古為之動容的。俗語云：丹青難畫是精神。本書企圖捃摭文史，爬梳舊籍，寫出較接近歷史的嵇康，并借以勾勒出一代士人的痛苦、歡樂、追求和他們心靈的軌跡。這是作者的追求。

基于以上考慮，基于我對嵇康的崇敬，在師友們的勉勵下，我不自量力地開始了《嵇康傳》的撰寫。在撰寫方法上，我把對嵇康行蹤，經(jīng)歷的敘述、考證、探討和對其論著、詩歌、音樂活動的分析研究結(jié)合起來，從對他的行蹤描寫中探索其藝文作品的寓意，同時又通過對其藝文作品的剖析鉤稽他的行止。對于嵇康而言，其論文、詩歌、琴曲、書畫是一個思想整體的幾種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而這些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之間，則存在著有機的聯(lián)系。我以為，用以生平活動和思想發(fā)展為經(jīng)，以論著、詩歌、音樂、書畫的分析為緯的夾敘夾議的方法來寫《嵇康傳》，還是較為合適的。

為了這本書的撰寫，二〇一七年八月，我曾到焦作山陽故城踏勘。這里當年曾有一片猗猗綠竹，七賢在此酣飲高歌。這里也是嵇康被害后，向秀前來憑吊，夕陽中聽到鄰家傳來哀笛的地方。也是此后若干年，王戎坐軺車經(jīng)過，回憶起與嵇、阮的交游，慨嘆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的地方。而今，一切都灰飛煙滅了。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我現(xiàn)在在嵇康這一代名士人生驛站的廢墟故址流連盤桓，瞻前顧后，喃喃而語。如果能聽到空谷足音，我是會喜不自禁的。

陳書良識于長沙聽濤館書寓，時丁酉歲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