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淘萬濾雖辛苦,披盡黃沙始到金
我的好朋友詩人賈漫,在給我的一本詩集作序時曾寫道:身倚無邊樹海,莽興安;腳踏松、嫩洪流,沃平原。耳聽虎嘯鹿吟,懸崖上,笑看鳳雞、雪兔草下,自蹁躚。
這樣好的居住環(huán)境,那里是我個人的住所,那是三少民族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族的聚居地。不過從無知幼齡,我就被大人們抱到這里的一座美麗的小山村西博榮屯。從打走出柳笆院開始,我就和許多達斡爾、鄂溫克族孩子一塊兒捉迷藏,一塊兒打炮來球,稍長,又一塊兒讀私塾上學堂。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又變成同事和同志,曾經(jīng)一塊兒虛懷若谷地聆聽革命的訓導,并以此豪情萬丈地去發(fā)動群眾。革命成功后,山山溝溝都變成老解放區(qū),而且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和這三個民族的許多老同志都成了知心朋友。在工作順利時我們共同笑逐顏開;當遇到逆境時一塊兒愁眉苦臉。后來我們在工作上開始有了分野:他們多數(shù)人都被分配到各市、旗,直到自治區(qū)的各個部門去擔任領導;我卻拿起筆桿子,去描繪人間萬象和演繹社會上的悲歡離合。但是,我們從來都是心照不宣地在工作上,長久地互相支持、互相提攜。
多年后,當他們一個個在崗位上,完成各自所承擔的任務,去毛主席紀念堂報到時,我都曾經(jīng)極度地傷懷,暗暗地流下了許多送別的眼淚。當見到他們的后代稍有成就時,我就心花怒放,視為己出。如在第一次三少筆會上,鄂倫春族有個女孩子,拿出一篇叫星的小說,詮釋少數(shù)民族對醫(yī)藥的迫切渴望;達斡爾族有個男孩子拿出一篇《玉石煙袋嘴》來闡述民族關系、領袖與平民的關系,故事那么簡單,反映的內容卻又那么深刻。我為之感動,欣喜若狂,向有關刊物大聲疾呼地推薦,多么想培養(yǎng)他們都變成大家!
因為上述環(huán)境,我對達斡爾族人的生活,比對漢族人的生活了解得更多些,所以我寫的第一篇小說《鷹》就是反映這個民族的。若說我寫高車故事,年代還更久遠一些。那是開國不久,在第一次全國青年創(chuàng)作會上,為和內地青年朋友們競賽,我報寫了長篇小說《山河欲曉》,題材雖是抗日,內容卻是寫高車。報也只是報了,當時社會上的左風卻不容我動筆。直拖到慶祝內蒙古自治區(qū)成立二十周年,布赫同志批準它列為獻禮作品之一,并送人民文學出版社去修改。
但因為文革來臨,此稿不僅未能出版,還關乎作者的生命危險。但這中間我回莫力達瓦旗的西博榮屯去補充素材,卻收獲了難以忘懷的閃光的故事和情節(jié)。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在完成某次征購糧任務后,和友人借輛走幾步就掉鏈子的自行車,騎到百里外的西博榮屯去。屯黨支部書記是孟火庭,我叫他二叔。他問我來意,我告訴他后,他說:那太容易了,你就住我家,高車的事就問我叔。你都忘了吧,他就是打車的高手!因達族人不準叫老人名字,我就稱他為孟爺爺,從此我天天聽孟爺爺講高車。他不僅講,而且操作給我看。我工作前,也當過幾天二八月農民,也會點車活兒,他一說我就懂,他就非常高興地敞開了胸懷講給我。
他首先對我說,不要看家家院子里都擺有一兩臺高車,那可要分三六九等的。有好車,但多數(shù)卻是勉強能上路的,卓越的車子更稀少,大多數(shù)都帶著小毛病。因為人們太習慣糊弄活著啦!若講高車拔尖兒,那得首推高車吳家的車。我問,他家為什么那么卓越。他回說,高車技術原來是挺落后的,他們家的一祖和二祖在黑龍江北時,曾經(jīng)幾次改進高車,也是被逼迫才那么干的。遼王朝亡國時,他們作為望族苦苦地被金兵追殺。車上坐著老人和老婆孩子,車隊走進沼澤地,常常因污泥脫軸而打誤。男人只得一次次和金兵拼殺,直到殺出一條血路。后來,他們在鄂溫克人的幫助下,安頓下來,迅速找到車材,將所有高車由軸轉改變?yōu)檩炥D,才告別了經(jīng)常趴窩打誤的狀況。以后二祖又將直輪車改為外斜輪車。他們的睿智創(chuàng)造出的成果,不僅得到本族人認可,還得到附近外族人的承認。于是這個家族自然變成打車的專業(yè)戶和世家。為了商品車的暢銷,他們又開始追求精良高車的制造工藝。他們認為精良高車,只有用優(yōu)良材質才能制作出來。他們?yōu)樽非髢?yōu)良車材,不惜脫離族群失掉安全保障;在好材料上要有高超的技藝和精心的制作,要求卯正榫準,一絲不茍,用鋒利刃具切削,輕輕敲打合成。這樣高標準打出的高車,才能耐久地使用。別人一臺車只能換回幾只羊;他們卻可牽回一匹大馬。這個家族為了持續(xù)出產高標準的高車,又制定出一套嚴謹?shù)募乙?guī)。
這樣好的素材,可惜我在寫《遙遠車幫》中卻沒怎么用,因為那本是描寫抗日的小說,也為那時流行的一句名言小農經(jīng)濟不能自發(fā)產生社會主義思想所誤導。
時至21世紀,國家在報刊與廣播上大量講述大國工匠的精神,我聽了覺得非常熟悉,重新對照當年筆記,總覺得有相通的地方。直到聽了習主席幾次有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報告中說可從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中提取,我才幡然醒悟,便重拾舊業(yè)欣然命筆。追求卓越和創(chuàng)新是社會進步不可或缺之舉,公平與誠信乃為社會主義脊梁的價值觀。我用高車故事為它鋪一段羊腸小路,請它和底氣銜接成為大氣候。
物有所值,公正交換,是世界任何國家社會穩(wěn)定的不可少的壓艙石。那個守成大國,兵員和現(xiàn)代化裝備,已經(jīng)武裝到牙齒,卻給不了自己國內人民一個安全生活的環(huán)境,而是讓他們三天兩頭地流血和傷亡。那是讓大壟斷資本操縱權力的結果。有些新興獨立國家,民生凋敝,三天兩頭兵變,生產和市場經(jīng)濟秩序卻難以確立,民眾窮到了骨頭,那是因為槍桿子所托非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實現(xiàn)了各取所值的分配原則,取得較為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但巧取豪奪勢力隨時虎視眈眈等在那里。這就是為什么公安機關要常年打擊詐騙團伙;監(jiān)察紀檢部門要費九牛二虎之力去防腐反貪。在社會上,建立一種好的價值觀,并使其成為氣候真正不容易,若想真正過海清河晏日子,就需全民真正自覺努力到百年,才能成就留給后代的思想遺產。這就是我珍惜高車車匠思想中那么一丁點閃光基因的原因。我想用故事和人物行為把它們化解成為營養(yǎng)送進每個讀者的血液中去,希望起些潛移默化作用。但我恨自己心癡手拙,水平有限,寫不那么精妙,難以讓人刻骨銘心。另外,為了塑造人物、烘托情節(jié),我還在書中加進了古體詩詞,請讀者鑒賞。還因我想擴大一下中國詩詞的作用,學習點古人行文手法。不過我過于愚笨,沒能寫好,還得請讀者們諒解一二,謝謝了!
馮國仁,遼寧開原人。中共黨員。1943年畢業(yè)于奉天鐵路學院。1946年參加工作,歷任區(qū)委書記,旗宣傳部長,盟歌舞團團長,盟文化局副局長,盟文聯(lián)副主席兼黨組書記,呼倫貝爾市中華詩詞協(xié)會主席。獲自治區(qū)30年創(chuàng)作有突出貢獻榮譽證書。1950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創(chuàng)作一級。
著有長篇小說《草原上小屋》《遙遠車幫》,短篇小說《馮國仁小說選》,中短篇集《捕夢網(wǎng)》,詩集《盈雪樓詩箋》等。《草原上小屋》獲內蒙古索龍嘎獎,《遙遠車幫》獲華東優(yōu)秀出版獎并改為同名電視劇,短篇小說《木庫連故事》獲彩虹獎,《白馬金鞍故事》獲首屆索龍嘎獎。
馮宏宇,女,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扎蘭屯出生,2009年評為呼倫貝爾市圖書館副高級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