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與實踐
　　關(guān)于“理論”的定義，《辭�！纷髁巳缦陆缍ǎ骸叭藗冇蓪嵺`概括出來的關(guān)于自然界和社會的知識的有系統(tǒng)的結(jié)論�！笨梢�，理論是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或觀點，是人們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認識或看法。理論源于實踐，又反作用于實踐，對實踐具有指導作用。因此，“理論的指引性”是其根本價值所在。
　　認識世界不是目的，人們認識世界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為自身謀福利。從法學角度來講，人是由“意志”和“行為”兩個部分組成，其中，“意志”是理論的表征；“行為”是實踐的表征。法律所規(guī)制的人的行為是受人的意志支配的�！皩ψ约旱男袨樨撠煛笔欠�律的精髓。如果人的行為不受其自身意志的控制，在法律上，則屬于“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或者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行為”。這是“理論的指引性”在法學領(lǐng)域的具體體現(xiàn)。
　　從哲學上“應(yīng)然”和“實然”的角度來看，“應(yīng)然”屬于理論層面，而“實然”屬于實踐層面。應(yīng)當那樣“為”而不應(yīng)當這樣“為”，很好地回答了理論對實踐的“指引性”這一根本性價值。從哲學中“本質(zhì)”和“現(xiàn)象”這一對概念來看，理論是一種對客觀世界本質(zhì)性的認識，而實踐只不過是受人的認識支配的、外在于客觀物質(zhì)世界的一種現(xiàn)象。從這個角度來看，理論通過指引人們的認識行為，達到對人們實踐行為的引導。
　　“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等用語，僅僅說明了“理論源于實踐”，而不能說明正確的理論形成過程，更無法體現(xiàn)“理論的指引性”這一根本價值。理論和實踐的關(guān)系是“充分”而不“必要”。有先進的理論必然有正確的實踐，而有實踐并不必然有正確的理論。理論是人類智慧的結(jié)晶。先進的理論具有超越時空的屬性。例如，我國古代老子、孔子、莊子等大師的理論，是人類社會長河中永不泯滅的指路明燈；古希臘政治家、哲學家、法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仍然對當今乃至今后“法治社會”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
　　鑒于以上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的解讀，筆者將本書命名為《司法口才理論與實務(wù)》，以期其對司法口才實踐起到指引作用。
　　二、知識與智慧
　　根據(jù)“辭�！钡扔嘘P(guān)權(quán)威資料，“知識”是指人們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所獲得的認識和經(jīng)驗的總和；智慧是指人們對事物能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和解決的能力，是由智力體系、知識體系、方法與技能體系、非智力體系、觀念與思想體系、審美與評價體系等多個子系統(tǒng)構(gòu)成的復雜系統(tǒng)。
　　知識與智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著本質(zhì)上區(qū)別。知識回答的是“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問題，其表現(xiàn)形式是“技能”、“經(jīng)驗”；而智慧回答的是“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問題，其表現(xiàn)形式是“辨析”、“判斷”、“推理”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綜合能力。例如，18世紀的英國天文學家哈雷聲稱他知道了哈雷彗星的行為規(guī)律，并預報說這顆彗星將于1759年重新出現(xiàn)。這就是哈雷的“知識”體現(xiàn)，而如果要求哈雷回答“你是怎么知道的”、“彗星的運行為什么有這樣的規(guī)律”、“彗星為什么會在1759年重現(xiàn)”等問題時，就涉及哈雷的智慧。
　　如果用“雪花”和“雪球”來作比喻的話，知識好比是“雪花”，而智慧就是“雪球”，把各種知識聯(lián)接起來。從這個角度來看，智慧是知識的有機統(tǒng)一體，其力量要遠遠大于知識的力量。從哲學上“現(xiàn)象”和“本質(zhì)”這對概念上看，“知道現(xiàn)象”屬于知識層面；而通過現(xiàn)象看清事物的本質(zhì)，則需要人們的智慧頭腦。我們可以這樣形象地解讀智慧：智慧是把兩個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聯(lián)接起來的能力，或者是把兩個看似聯(lián)系比較密切的事物識別出實為兩個“風馬牛不相及”事物的能力。前者有“動物不合常規(guī)的行為與自然災(zāi)害之間的聯(lián)系”等諸多事例；后者有“有‘專家’頭銜的人不一定能夠說出正確的話來”等眾多生活中的例證。
　　《司法口才理論與實務(wù)》一書中，關(guān)于對“司法口才理論”部分的論述，力圖達到“智慧”層面；而關(guān)于“司法口才言語表達方法和技巧”部分的闡述，試圖從理論部分加以推導而出、從前人經(jīng)驗的辯證總結(jié)而來。只有“司法口才方法和技巧”實務(wù)而沒有相關(guān)的理論水準，“司法口才方法和技巧”只能是別人的經(jīng)驗之談，無法推而廣之。即使人們知曉這些司法口才的方法和技巧，也無法在司法實踐中加以有效運用，更談不上“靈活運用”，因為司法實踐是復雜而多變的。唯有掌握了司法口才理論，人們才能自覺把握司法口才中各種方法和技巧適用的時機與場合，通過“智慧之路”順利找到相應(yīng)的司法口才方法和技巧。不僅能夠達到靈活運用的程度，而且還能夠在相關(guān)理論的指引下創(chuàng)造出自己獨特的司法口才方法和技巧的體系。這就是本書寫作的基本思路。
　　三、口才與司法口才
　　關(guān)于“口才”，學界通常將其定義為：口語表達的才能，即善于用口語準確、貼切、生動地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一種能力。這一通識的口才概念雖然道出了口才的“能力”這一本質(zhì)性特征，但其根本缺陷在于“方向性”錯誤。目前理論界僅僅從口才主體角度認識其內(nèi)涵，而忘卻了口才對象的特點。這是對口才認識的一種偏見，在實踐中會引來諸多誤區(qū)：①口才是一種“高、大、上”，一般人無法企及，非經(jīng)刻苦訓練而不能夠輕易把握的技能；②司法人員感覺，“我沒有口才照樣可以辦案”，口才是頂尖人士才能掌控的，而這種人士屬于少數(shù)人“俱樂部”；③要想獲得口才這一“特殊”的才能，口才主體必須私下里刻苦訓練，市面上關(guān)于口才著作或教材所例舉的口才方面訓練的故事無不體現(xiàn)了這一點，這些故事讓一般人望而卻步，更別說那些工作繁忙、司法任務(wù)艱巨的司法工作人員；④既然口才的關(guān)鍵是口才主體“自己思想感情的準確表達”，那么有些學者就認為，口才只能從“思想感情”屬性角度來對口才進行劃分，如交際口才、交鋒口才、宣講口才、傳授口才，而否定從口才主體角度進行分類，從而否定有“公訴人口才、律師口才、審判人員口才”等類似分類林華章：《應(yīng)用口才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⑤以偏概全，這一口才定義僅適合于口才對象的不特定性，如演講口才、表演口才、主持人口才等，當面臨到特定對象時，即使口才主體“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但不適合具體的對象，就根本算不上口才。
　　口才不僅是一種口才主體“自己思想感情”的表達能力，更是一種讓口才對象“欣然接受”的能力，是口才對象對口才主體的一種期待，是口才主體的一種責任。每一個人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都必須具備口才能力。當一個人在對他人說話時，聽眾對他就產(chǎn)生了一種期待，不僅期待說話者口語表達準確、思路清晰，而且期待“話語中聽”，這就是口才主體的責任。司法人員更是如此。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不能借助于“引供、指供、誘供”等非法手段逼迫其供述，而是要通過話語這一形式觸及其內(nèi)心深處，促使其如實供述，這是受害人對偵查人員的期待，也是社會的期待；公訴人員在庭審過程中對被告人訊問時，人們期待他們訊問的條理性、邏輯性、合法性、公正性、徹底性；審判人員在審理訴訟案件時，人們期待他們通過法庭言語對法庭秩序的管理、控制、維系，能夠感受到司法公正；律師在庭審過程中的詢問或辯護，當事人期待他們通過言辭展示事實和法律真實。如此種種，都離不開司法人員的司法口才，并且這種口才不是司法人員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司法人員必須具備的一種責任和使命。
　　要給當事人一個說法，要給社會一個交代。“公正司法”不是簡簡單單的“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法律程式，更多地涉及具體當事人。懲罰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真正目的�！罢f到當事人心坎上去”才是教育的本質(zhì)；糾正當事人認識誤區(qū)，才能真正起到教育作用�！八茉烊诵陨啤⒋龠M公民文明之行為、推動人類社會之進步”才是法治的宏偉藍圖。
　　《司法口才理論與實務(wù)》一書，本著“司法口才對象”的考量、在“口才是一種責任”的理論指引下、基于“懲罰與教育相結(jié)合”的法治原則和理念、朝著實現(xiàn)“法治宏偉藍圖”的方向進行充分展開和論述的，力求達到司法口才“理論”與“實務(wù)”的有機統(tǒng)一，便于讀者學習和掌握。熟練掌握和深刻理解本書主要內(nèi)容，不僅有助于讀者在司法口才方面有所建樹，而且還能夠幫助讀者提高一般口才水平。更為重要的是，讀者可以借助于本書有關(guān)司法口才理論去分析、鑒別和評價他人口才的缺漏。當然，由于本書作者水平有限，書中有不足的地方，還望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杜國勝
　　2015年6月于粵北古城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