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星光燦爛 滿目生輝
孟繁華
浙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zhèn)。21世紀以后,浙江的青年作家群異軍突起,他們的創(chuàng)作引起了文學界和讀者的驚呼與好評。這些青年作家先后獲得了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的稱號。這一美譽自然是一種獎賞。從1998年到2016年,先后有19位作家獲得這一殊榮。他們是:艾偉(1998年)、洪治綱(1999年)、趙柏田(2000年)、夏季風(2001年)、畀愚(2002年)、柳營(2003年)、海飛(2004年)、趙海虹(2005年)、俞梁波(2006年)、張忌(2007年)、東君(2008年)、陳集益(2009年)、楊怡芬(2010年)、鮑貝(2011年)、哲貴(2012年)、高鵬程(2013年)、夏烈 (2014年)、雷默 (2015年)、祁媛(2016年)。這個龐大的陣容并沒有囊括浙江已經取得很大文學成就、有全國影響的所有作家。余華、麥家已經是龐然大物,不在其列,鐘求是、吳玄、王手、黃詠梅、蘇滄桑、朱個等,亦不在這個名單之中。由此可見浙江文學力量之強大。特別是近年來,浙江中、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名滿天下,其成就世人矚目。
艾偉是名家,有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流傳。比如《愛人同志》《愛人有罪》《小姐們》等。但在我看來,艾偉最重要的作品還是《風和日麗》。這是一部大作品,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小說。他用文學的方式揭開了革命內部的隱秘,同時用理性的方式處理了對革命歷史的態(tài)度。
主人公楊小翼是一個革命的私生女。這個身份與革命構成了一種吊詭關系:一方面她身上流淌著革命者的血液,是革命者的后代;另一方面她的身份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她是一個革命棄兒。雖然革命是風流、浪漫的孿生兄弟,革命文學也多在浪漫主義范疇內展開。但革命的感召力本身具有鮮明的道德色彩,一切與私有關的事物都是與革命格格不入的:私情私通私人私仇私心私利,更不要說私生子了。私是革命的禁忌,是被嚴格排斥在革命話語和道德之外的。因此,楊小翼只因革命家尹桂澤和革命情人楊瀘的一夜風流而出生,實屬偶然和意外。革命具有強烈的流動性,它天上人間居無定所,風馳電掣。尹桂澤從此沒了消息,他只對革命負責而不對私的領域負責。問題是楊小翼作為私的產物總要有人對她負責,她也有權利知道自己的來處。于是,革命內部的隱秘就這樣在一個他者的尋覓中逐漸呈現(xiàn)出來。
革命的風流氣質決定了革命家的風流。將軍的合法妻子周楠是在延安時組織安排的,因此將軍以及所有人對革命情人楊瀘以及在法國里昂留學時的法蘭西姑娘守口如瓶,諱莫如深。革命家的風流史是不能言說的,這不僅關系到將軍個人的命運前程,更重要的是與革命禁忌構成了尖銳的對立,與革命的信仰以及革命教義是不相容的。如果談到,那也是年輕時代的一件荒唐事而已。將軍的情感世界不會向任何人打開,但他并不是一個沒有情感的人,只是將個人的感情掩藏在最深處而已。他可以不見楊瀘、多次拒絕楊小翼,但當外孫伍天安被警察帶走后,是他親自出面把天安接走了;當天安在逃亡路上意外車禍死不見尸時,是他找到了外孫的尸體并安葬在香山旁的墓地。這些細節(jié)遭遇在緊要處,同時也是在險要處表達了將軍作為人的情感和倫理!讹L和日麗》是一部深懷艾偉巨大文學抱負的作品:在后革命時代,如何認識20世紀漫長的革命歷史,如何揭示隱藏在革命這個巨型符號下的諸多秘密,是他的期待所在。應該說艾偉部分地實現(xiàn)了自己的期許,小說那些和革命相關的浪漫場景、人物以及歷史,是我們記憶或親歷的一部分。它雖然過去了許多年,但它仍在我們記憶的深處,因此讀來仍有熱血沸騰般的感動。
洪治綱是在國內有廣泛影響的著名批評家。多年來,他一直站在當代文學批評的最前沿,并且以敢于直言著稱。他的《守望先鋒》《余華評傳》等,是當代文學研究重要成果的一部分。早早成名的他說:我寫批評還是比較率性的,沒有太多的因素干擾自己的評判。但我覺得,評論要做得比較嚴謹且令人信服,最大的困難還在于你對作品的細讀、理解和思考,尤其是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進行整體評論時,你必須要弄清楚作家創(chuàng)作的內在軌跡,這不僅需要耐心,還需要智慧。批評也是一種創(chuàng)造,它是一個靈魂與另一個靈魂的交鋒。沒有交鋒,只有擁抱的批評是沒有什么價值的。敢于批評和認真細讀,是洪治綱文學批評的兩個重要特征。他得到作家朋友的信任和批評界的贊許,與他在這兩方面的努力分不開。記得他在評莫言《檀香刑》時說: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的新歷史主義典范之作,又是一部借刑場為舞臺、以施刑為高潮的現(xiàn)代寓言體戲劇。它以極度民間化的傳奇故事為底色,借助那種看似非常傳統(tǒng)的文本結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內心深處非凡的藝術想象力和高超的敘事獨創(chuàng)性,張揚了作者長期所崇尚的那種生命內在的強悍美、悲壯美。同時,在這種強悍和悲壯的背后,莫言又以其故事自身的隱喻特質,將小說的審美內涵延伸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部,并直指極權話語的深層結構,使古老文明掩飾下的國家權力體系和倫理道德體系再一次受到尖銳的審視。這樣的評論,我想作家也會心悅誠服吧。
作為學者,洪治綱治學嚴謹、一絲不茍;生活中的洪治綱,卻是一個與人為善、心氣平和的人。他曾有一篇寫黃侃的文章《黃侃:率性而活 謹慎而學》,其在文中曾說:
黃侃為學,最討厭學者慕浮名而棄實學,重著述而輕習研。僅《廣韻》一書,黃侃便循回往復,無慮數(shù)十百遍,并綜合清代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至章太炎等人之說,運用大量文獻材料,綜合排比,定古聲十九類、古韻二十八部之目,集乾嘉以來之大成。他把聲、韻二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完整精密的上古聲韻系統(tǒng),這在漢語音韻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標志著清代以來古音學研究取得的最大成就,達到的最高階段,為后學者指出了一條新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
日常生活中的黃侃,素性狂傲,拓落不羈,但求一個真字。他言語機智幽默,風趣之中潛隱刻。凰麨槿吮终媲,從不趨炎附勢,被視為北大怪才之一。他與陳漢章同為北大國學門教授,兩人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他對胡適的西學以及白話文極不認同,每見胡適,便譏而諷之,弄得胡教授常常下不了臺。對黃侃來說,與其推崇君子和而不同,還不如率性而活來得痛快。
這大概也是洪治綱對自己的期許吧。
東君的小說創(chuàng)作起始于21世紀,他的第一篇小說《人·狗·貓》就發(fā)表在2000年第2期的《大家》上。東君的創(chuàng)作生涯已近二十年。東君出道時的小說,有明顯的西方現(xiàn)代派文學的痕跡,比如《人·狗·貓》,比如《荒誕人》,這些作品明顯地受到薩特、加繆以及卡夫卡等人的影響。對生活和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荒誕性的揭示,是這些作品的主旨。這個路數(shù)是許多青年作家介入小說創(chuàng)作的普遍路數(shù)。一方面是西方作家的強大的影響力,一方面是我們對生活的普遍感受。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帶著西方文學的影響和記憶開始了整體性的后退,這個后退就是向傳統(tǒng)文學和文化尋找資源,開始了又一輪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探索是在總體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個人性。東君的創(chuàng)作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寫過短篇、中篇和長篇不同的文體。2008年長篇小說《樹巢》發(fā)表后,評論界好評如潮。這是一部家族小說,同時也是一部超越家族小說的作品。它的基本元素是本土或地域性的,但它的形式和表達卻是多種文化元素融會的結果。最重要的是東君的家族小說打破了史傳傳統(tǒng)的結構,沒有將家族盛衰消長與國家民族命運簡單地縫合在一起。而是在極具東方情調的日常生活中,特別是不可思議的虛構和想象中,展現(xiàn)出了一個歷史時段特殊的生活樣態(tài)。它非常具體,又似是而非地逼真;蛘哒f,東君本質地把握和理解了中國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
東君被談論最多的可能是中篇小說。比如《阿拙仙傳》《黑白業(yè)》《子虛先生在烏有鄉(xiāng)》等。這些中篇小說應該說都屬于當下最好的中篇小說之列,它們曾獲得各種獎項、被選入不同的選本已經證實了小說的價值。古代文人階層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他們迷戀琴棋書畫,縱酒好色,在邊緣處清談,視功名如浮云等。藝術趣味對頹廢、傷別、風花雪月等情有獨鐘。同時處世清高,同功名利祿分子絕對劃清界限。東君對古代文人的這些內心要求和表現(xiàn)形式了如指掌。比如他寫洪素手彈琴、寫白大生沒落文人的癡情、寫梅竹雙清閣的蘇教授、寫一個拳師的內心境界,都有六朝高士的趣味和氣質。東君小說多與水有關。作為傳統(tǒng)美學趣味的清,本義就是水清,與澄互訓!对娊洝分械那逯饕稳萑藡故绲钠访;在《論語》和《楚辭》中是形容人峻潔的品德。魏晉以后,作為士大夫的美學趣味,日漸成為文人的自覺意識并予以深切體會。東君對清的理解和意屬在他的作品中就經常有所表現(xiàn)。也就是這樣一個清字,使東君的小說具有了一股超拔脫俗之氣。但更重要的是,東君要寫的是這清的背后的故事,是清的形式掩蓋下的內容。于是,東君的小說就有意思了。清是東君的堅持而不是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和行為方式。無論是《風月談》中的白大生、《聽洪素手彈琴》中的徐三白,還是《拳師之死》中的拳師,他們最后的命運怎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面對世俗世界的氣節(jié)、行為和操守。東君對這些人物的塑造的動機,背后顯然隱含了他個人的趣味和追求。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寫的是敘事的小說,又是言志的詩篇。
哲貴是當下最活躍、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先后出版過中短篇小說集《金屬心》《信河街傳奇》《施耐德的一日三餐》,以及長篇小說《迷路》《猛虎圖》等。哲貴的小說產量并不是很高,但是,就這為數(shù)不多的小說作品,卻使哲貴在文壇聲名鵲起,炙手可熱。他應該是70后作家中被關注和討論最多的作家之一。哲貴之所以能夠在當下的文學環(huán)境中異軍突起,在我看來,最主要的是他改寫了一個司空見慣、耳熟能詳?shù)纳鐣^念以及文學本質化書寫的傳統(tǒng),即對商人為富不仁無商不奸商人重利輕別離唯利是圖錢權交易錢色交易等成見的改寫。在哲貴之前,對商人那種本質化的觀念預設已經被普遍接受。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凡與商人有關的形象大多不怎么樣,更遑論可愛了。應該說,在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商人對利益不擇手段的攫取和各種欲望的膨脹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在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里,同樣隱含著商人的商業(yè)活動對推動人類歷史走向現(xiàn)代文明的巨大價值和作用。當然,這是一個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思考的問題。而文學在征用商人這一符號時卻先在地賦予了它既定的含義。哲貴的小說既沒有傳承這一社會觀念和文學譜系,當然也沒有刻意反其道而行之。他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打量世道人心的眼光,他是以不懷偏見的心態(tài)書寫信河街上的富人們的。
《猛虎圖》重新書寫了在信河街上奮斗的英雄們。小說以陳震東經商的經歷為主線,他白手起家,從家里、朋友那里融資幾千塊錢,開了一家多美麗服裝店,并迅速脫穎而出。成功會膨脹一個人的欲望,陳震東當然希望越做越大,他潛意識里甚至希望吞噬整個世界。后來,時代英雄陳震東從人生的巔峰狀態(tài)被打回原形。小說如果只是寫了陳震東個人經商的履歷,《猛虎圖》并無驚人之處。這樣的故事幾乎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最司空見慣的故事,現(xiàn)在這樣的故事已經庸常無比!睹突D》的過人之處,在于哲貴用極為簡約的方式,在商場叢林法則面前,寫出了人性的溫暖與善。小說寫到了長輩:父親陳文化、母親胡虹;師傅胡長清,柯又綠的父親柯無涯等。師傅胡長清是陳震東的親生父親,父親陳文化知道并秘而不宣。這個故事本來有無盡的艷體想象,但哲貴沒有沿著這個路線展開,他為前輩留了足夠的面子。這些長輩有各種問題,但他們都善良得可愛。劉發(fā)展與李美麗、伍大衛(wèi)與丁香芹、霍軍與丁香芹、王萬千與許瓊等的情感與婚姻,如果不厭其煩,可以寫得洋洋灑灑興致盎然。但哲貴在這里,既寫出了他們各不相同且復雜的情感經歷,又刪繁就簡一覽無余,F(xiàn)在的小說往往越寫越復雜,越寫越哲學,但好的作品可以既能標新立異,又能滿目青山!睹突D》就是這樣的小說。
畀愚的小說題目大多是三字經:《郵遞員》《田園詩》《羅曼史》《歡樂頌》《氰化鉀》《麗人行》《叛逆者》等。對身處困境的普通人的書寫確實有自己獨到的體會。他的《歡樂頌》《田園詩》和《羅曼史》等,之所以得到批評界廣泛的認同和好評,是因為畀愚對當下生活變遷的敏銳感知和真實表達。那些尋找工作的底層人、那些被玩弄的女性、那些不得不放棄尊嚴的男人等,在畀愚筆下被講述得慘烈無比。社會生活最深處鮮為人知的景觀,就這樣被畀愚發(fā)現(xiàn)并打撈出來。
海飛近年來的小說聲名鵲起,作家王祥夫曾評論說:
海飛的小說像是特別適合改編電影電視劇,讀他的小說就像是行走于閭里巷尾之間,又像是打開了一個魔法的故事口袋,故事、人物、場景會從口袋里源源不斷地飛出來,東西很多,交織著,糾纏著,很濃稠。讀這樣濃稠的小說你一定要把心情和速度稍稍放慢一些,否則會忽略一些東西。我以為好的中篇小說應該具有這種濃稠的品質,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把自己的分析一點一點介入進去,把濃稠一點一點化開。海飛的中篇小說共有的特點就是交織與濃稠,海飛極善于把當代底層人們的生活和情感,事件和人物交織在一起而呈現(xiàn)給讀者,海飛的小說狀態(tài)也一如當下生活的紛亂和糾結不清。小說能把當下的生活表現(xiàn)到如此,也體現(xiàn)了作者國手置棋,置者明白,觀者迷離的寫作功夫。說到海飛的小說,新時期以來的底層文學大多以農村生活為背景,而海飛卻是城市底層生活的關注者。有一句話這樣總評海飛的小說集《像老子一樣生活》在這部小說中,我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而我把這句話稍做改變,則應該是:在海飛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代的影子。這其實是解讀海飛小說的最好鑰匙。
青年作家張忌獲得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稱號時,有媒體報道說:
張忌微胖,穿著格子的帆布鞋,很有些潮人的氣質。他現(xiàn)供職于寧海縣新聞中心,從2002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先后在《人民文學》《鐘山》等多家刊物上發(fā)表小說30余萬字,2006年出版長篇小說《二人世界》,小說集《小京》即將出版。
已故浙江文學院院長、評論家盛子潮對他的評語很到位:
張忌的小說以熟練的敘述技巧、飽滿的細節(jié)、富有意蘊的語言,表現(xiàn)了對底層小人物艱辛生活和內心世界的關注和關懷,在當下的底層寫作中具有獨特的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
那時的張忌還沒有寫出《出家》,而這部作品最有可能代表張忌目前的創(chuàng)作水準。小說一出好評如潮,艾偉、弋舟、金理等紛紛發(fā)言表示激賞。小說被譽為十年來極特殊的話語小說。還有報道說路遙文學獎2016下半年度評選在北京揭曉,張忌的長篇小說《出家》奪冠。這些消息都證明了小說《出家》在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張忌寫的仍是底層生活,而他在俗世與佛門間書寫人物的整體構思,的確出手不凡。
祁媛是近年來異軍突起的80后作家。她發(fā)表的作品包括《奔喪》《我準備不發(fā)瘋》《美麗的高樓》《脈》和《跟蹤》在內,總共大約不超過十篇。一個發(fā)表作品不到十篇的年輕女作家卻能廣受贊譽,在業(yè)內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就是奇跡!睹}》是一個失眠者的心理自白。因為失眠便要求醫(yī),于是就認識了文醫(yī)生。醫(yī)患關系熟了以后,就有一個單獨接觸的機會,文醫(yī)生先談到了自己生活的無聊,逐漸談到了脈。這個脈是文醫(yī)生每天都要把的、也是所有中醫(yī)都要把的那個脈。但文醫(yī)生對這個脈并不相信。文醫(yī)生的理論正確與否對一個首飾售貨員來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醫(yī)生的坦率和誠懇。一個普通患者聽到一個醫(yī)生如此談論自己的專業(yè),那他不把自己當作知己還會當作什么。但是,這個文醫(yī)生真的是一個坦率、誠懇的男人嗎?他的辦公室里就掛著全家福,但他還是與一個心儀的女患者在一個私密空間約會,甚至已經把手放到了售貨員的大腿上,而那女售貨員患者穿的竟是超短牛仔短褲。就在險象環(huán)生的時候,這個女孩主動站起身來事情化險為夷。
《跟蹤》以一個男性視角,寫一個青年男性的失意人生,寫他的無所事事、一事無成以及對生活無聊感的體認。祁媛創(chuàng)作中展示出的這種人物譜系關系和感覺,最直接地大概來自她的老師吳玄。吳玄老師是寫無聊感的迷戀者和頂尖高手,他的《同居》《陌生人》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祁媛《跟蹤》寫得隨心所欲。一個跟蹤者、失業(yè)者、幻想狂,對自由的快樂體悟幾近極端!睹}》和《跟蹤》兩篇小說的主角,一個是現(xiàn)實中的中醫(yī)文醫(yī)生,一個是想象中只有背影的美人。兩部作品人物性別不同,場景不同,人物間的關系甚至包括小說的內在結構都大相徑庭,但這兩者之間是有相通之處的。通過一顯一隱的男人女人,祁媛試圖告誡我們:詩意只存在于想象中,它與真實的生活沒有關系。女患者的站起和玫瑰紅的縱身一躍,就是祁媛與詩意美學的訣別。
《暈!穼懙氖且粋屌絲北漂的故事!稌炑!凡皇且徊縿钪镜男≌f,當然也不是一個痛訴青春史的底層寫作。這是一篇以極端的方式講述人的絕望的小說,是一篇表達人的脆弱和不堪一擊的小說。它細節(jié)的真實和整體的隱喻性,使這篇小說成為一個真正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作品。
有批評家把鮑貝的創(chuàng)作同新感覺派聯(lián)系起來。王春林認為:
只有把鮑貝的寫作與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新感覺派聯(lián)系起來,在充分顯示中國城市敘事的現(xiàn)代性意義這樣一個藝術層面上,把鮑貝的小說創(chuàng)作看作新感覺派的精神與藝術傳承者,方才算得上是對鮑貝一種比較準確到位的把握與理解。要想表現(xiàn)一種充滿了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代都市生活,一個無法回避的客觀事物,就是形形色色欲望的切實存在。所以,鮑貝的小說中自然就少不了對于欲望的關注。然而,鮑貝所關注的中心事物雖然也可以被歸結為以情欲為中心的所謂欲望世界,但是,與其他大多數(shù)只是停留在欲望書寫層面上的作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鮑貝很顯然已經超越了欲望世界,而成功地抵達了人物堪稱復雜深邃的精神世界。如果非得尋找一句合適的話語對此進行準確的概括描述,那便是:鮑貝在用一種妖嬈的文字捕捉并形象生動地表現(xiàn)人心深處真切的疼痛與絕望。
他通過分析鮑貝的長篇小說《四神》《撕夜》《空瓶子》和中、短篇小說《曼陀蘿》《深井里的蛇》《瘦樓》《我愛張曼玉》《松開》等得出了這一結論。
夏烈是著名的青年批評家,近年來特別潛心于對網絡文學的研究,并已深有體會。同時,他也是網絡文學的組織者和營銷策劃專家。毫無疑問,他是為新時代應運而生的新型批評家,這個時代顯然需要這樣的新型人才。趙柏田的《南華錄: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夏季風的《學習寫作》,柳營的《窗口的男人》,趙海虹的《伊俄卡斯達》,俞梁波的《爆炸的河》,陳集益的《長翅膀的人》,楊怡芬的《棋牌室》,高鵬程的《海邊書》,雷默的《雷默短篇小說自選集》等,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們不僅是浙江青年文學之星,同時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之星。
文學創(chuàng)作是一個如此寂寥和清貧的行當。在這個精神極度匱乏的時代,敢于將文學作為自己的志業(yè),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選擇。我們得承認,當下文學處在一個極度困難的時期。傳統(tǒng)文學和作家受到來自多方面的挑戰(zhàn),迷茫、彷徨甚至自我懷疑不時在我們心頭涌起,文學的方向感似乎正在失去。但是我想,這種情況終是暫時的。我們一定還會迎來文學崛起和復興的那一刻。浙江青年作家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將是我們這個時代文學蓄勢待發(fā)的重要的一部分。
2017年6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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