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一個學問的時代，不僅誕生了乾嘉學派這樣影響深遠的學術群體，在經、史、子、集乃至西學諸般領域，其知識生產也集歷朝之大成，蔚為大觀。

就參與人數而言，可謂巨子叢出，群賢競起，而他們所留下的著作，也遠邁前代。今人筆下所謂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其實絕大多數都是清人著述。據杜澤遜先生《清人著述總目》統(tǒng)計，有清一代著述（含亡佚者），約計22.75萬余種。

去今未遠，文獻浩繁，是以只要惟志惟勤，清代幾乎所有問題，都可以有較為清晰、切實的答案，而不必在只言片語中，揣度秦漢人物，懷想鄴架風流。因此，21世紀以來，以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啟動為標志，清代歷史（這里并不限于歷史學科）的研究，逐漸成為相關學科的熱點和新的增長點，從業(yè)者之眾，新成果之多，都令人矚目。

在這一片方興未艾中，作為收藏風氣最盛的時代學問與收藏本是天然相映發(fā)的清代藏書史的研究卻相形失色。雖然自清末至今，既有袁同禮《清代私家藏書概略》、譚卓垣《清代藏書樓發(fā)展史》這樣篇幅較小的宏觀論著，也不乏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丁延峰《海源閣藏書研究》、劉薔《天祿琳瑯研究》這樣或拓新體，或樹高標的力作，但整體而言，無論是研究的廣度還是深度，都仍處于鴻蒙初判、新境待開的狀態(tài)。其內容往往限于珍稀版本的考訂和人物生平的敘述，其研究者多為圖書館從業(yè)人員或文獻學領域的少數學者，而乏歷史、文化領域學者的廣泛參與，這也符合許多歷史分支草創(chuàng)階段的特點，即更多關注行業(yè)內容和具體細節(jié)，而缺乏歷史的觀念與方法。

自2010年從社科院文學所畢業(yè)，進入國家圖書館研究院，筆者的工作內容、研究興趣，逐漸從古代詩學轉入了藏書史尤其是清代藏書史領域。八年間，從參與詹福瑞先生主持的大陸藏漢文古籍藏書題跋整理與研究項目、負責《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題跋整理項目日常工作，去善本閱覽室一條條抄錄藏書題跋、一方方辨識藏書印章，并廣泛接觸與業(yè)界同仁開始，到選擇藏書家個體、群體加以研究，乃至探索更為宏觀的規(guī)律，在學而思之與師友論辯中，筆者慢慢形成了對于清代藏書史的一些尚不成熟的看法，雖然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但既忝居從業(yè)者與研究者之列，直陳管見，略抒胸臆，幸得教訓于海內高明，是所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