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斗蟋的定色分類命名源于有系統(tǒng)地理性鑒別蟋蟀的愿望，尋找規(guī)律，鑒別生相何類的斗蟲善斗，生相何類的斗蟲不善斗。數(shù)百年來養(yǎng)蟲、斗蟲實踐得出的認識，經(jīng)年積累，由初始的幾十種分類命名，到清代時已增至百余種。因初始的蟋蟀譜《秋蟲譜》系孤本，后世許多人未能獲見，所以后來撰譜者，多以個人的認知續(xù)譜分類，未能達成一以貫之的原則，各執(zhí)己見，造成了定色分類命名這個課題的混亂。譜系的混亂導致了玩家認知的混亂，同一條蟲，有時候不同玩家會有不同的認識，雖然也都說不出太多道理，但相互不服，各執(zhí)己見。這種局面不利于蟲友交流，不利于傳承傳統(tǒng)蟋蟀文化，也不利于認知的深入發(fā)展。

由于斗蟋的交配隨機性很強，并無同色類相配的情形，所以間色蟲多于正色蟲，這就給斗蟋的分類命名增添了更多的難題。玩家們能見到的蟲譜，撰者不同、時代不同，各司其理、各持其法，后人傳承中便有了不同的定色分類法，甚至有些玩了一輩子蟲的人，面對一條蟲，竟不敢說這是條什么蟲，含糊其詞，完全沒有自信。這和傳統(tǒng)社會出版業(yè)不發(fā)達、信息傳播能力有限有關�；貞浳易畛跬嫦x的時候，我的老師劉冠三先生在民國時期已屬于濟南地區(qū)有數(shù)的大蛩家了，他手中也不過有三種古譜，一種是帶圖的，今日想來大約是《鼎新圖像蟲經(jīng)》；一種是部頭很大的一個譜，當為《蚟孫鑒》或是李大翀的《蟋蟀譜》；再一種就是濟南當?shù)氐南x譜曹家駿的《秋蟲志異》。那時候手上有蟋蟀譜的人很少，老先生視若珍寶，輕易不肯示人。我隨劉冠三先生玩蟲多年，曾手工抄錄過《秋蟲志異》的部分內容，這已是另眼相看、格外優(yōu)厚的待遇了。

當今社會出版業(yè)昌明，尤其王世襄先生纂輯《蟋蟀譜集成》，功莫大焉，使今人得以一睹古代蟋蟀譜之大略，有些問題也才得以浮出水面，有了得以解決的可能。但真能潛心研究者少，縱觀近幾十年出版的當代蟋蟀譜，各家的經(jīng)驗都有各家的長處，但在定色分類命名問題上眾口一詞，都能信服的譜還是沒有，仍是各依所傳、各執(zhí)己見。其實最早的蟲譜《秋蟲譜》已明確地規(guī)范了識別的要點，就是以斗蟋腦蓋上的斗絲色區(qū)分色類。而其后的清譜則有以蟲體色分類的論述，且流布很廣，成為很多蟲家的定見，由始亂至混亂延續(xù)數(shù)百年，致使玩家莫衷一是。這種局面想尋出正見，也非易事。

白峰君隨我玩蟲多年，屬于有文化、有追求的后輩人物，好讀書，讀書量大，舉凡哲學、史學、文學，乃至天文、地理等，皆有所涉獵，所學博雜而有見地，對社會問題、文化問題也常有獨立的見解而不盲從成見。

這可能和他的成長經(jīng)歷有著某種關系。白峰出生于20 世紀60 年代初期，童年時生活在文革后期，在從少年到青年這個思想成形的關鍵時期，恰好趕上了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大變革時代。那時候，破除個人崇拜、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壓抑了多年的社會上引發(fā)了思想文化熱潮。經(jīng)歷了這樣的時代，不盲從，不迷信權威，不屈從權勢，對待問題求真、求實，勇于探索，作風扎實，或許已經(jīng)融入了他的基本價值觀和行事方式中。王世襄、肖舟、李金法諸先生也都對白峰稱贊有加、另眼相看。

也正是由于有這樣的文化功底和學術背景，白峰和一般愛好玩蟲的人有些不大一樣。他玩蟲時間其實不長，在我身邊的諸多晚輩弟子、蟲友當中，他提問題是最多的，既能虛心求教，也常常質疑某些看似不可置疑的定論，遇問題喜歡刨根問底，必找出問題背后的根源。從我們認識到現(xiàn)在一二十年間，他的賞蟲水平進境飛快，這和他長于思考、深具文化底蘊是分不開的。就蟋蟀古譜而言，現(xiàn)代年輕人肯認真讀譜的怕是不多了，白峰屬于少數(shù)讀透了古譜的人，能于字里行間發(fā)現(xiàn)古譜未言的意蘊。有此年輕一代重視傳統(tǒng)文化習俗并具有開拓精神，我也甚感欣慰，也希望他們這代人能將我們這輩人沒來得及解決的諸多問題澄清。每一代人都應當有每一代人的貢獻，完全因循傳統(tǒng)，則認識不能進步；完全無視傳統(tǒng)，則缺乏前進的根基，此為繼承與發(fā)展的辯證關系。白峰也不負眾望，近年來先后出版《中華蛩家斗蟋精要》《蟋蟀古譜評注》《解讀蟋蟀》，完成《斗蟋小史》的研究，將科學的方法和中國傳統(tǒng)的認知體系并用，多學科交叉，對蟋蟀文化、蟋蟀生態(tài)、斗蟋歷史有了深層的認識，令人耳目一新；引入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填補了多項空白，在蟋蟀文化研究領域獨樹一幟，達到了承前啟后、開辟新宇的境地。

也正是由于先期做了這些工作和鋪墊，白峰對歷代蟋蟀譜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文化背景乃至氣候背景，都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理解。此部《定色分類蟋蟀譜》可謂超越了以往私人撰譜的舊域，乃是將歷代蟋蟀譜的流傳情況先客觀呈現(xiàn)，然后討論歷代譜之正誤、得失，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得出正見，附以實例，再加說明，所論皆有理有據(jù)，不乏真知和洞見；用明確的理論，匡正了斗蟋定色分類命名的法則，使斗蟋的分類命名有了理性的識別法則，兼具研究性和工具書的雙重價值。本書應當說是蟋蟀譜中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寫作體例和著述，是對秋興文化重要的貢獻，使當代人在斗蟋的分類命名方面有了可靠的憑據(jù)，這是十多代人未能破解的課題。而白峰的這項工作使之終于有了正確的答案。這項工作看似簡單，背后卻有著艱辛的付出。更為重要的是，如若不是古譜爛熟于胸，并且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居高臨下去處理古譜材料，是理不出思路來的。乍看來僅一認知的突破，實則是很了不起的成果。此書必會成為廣大秋蟲愛好者案頭必備之書，當為傳世之作。

白峰想做的并不止于此，他的目標是深入破解蟋蟀值年將軍的課題。那是試圖解讀自然奧秘的一項工作，但需要先期理順蟋蟀的分類和性質。此書所作，仍屬于打基礎的工作，我們也祝愿他早日完成他的新作。

是以為序。

柏良

2017 年3 月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