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百三十卷，相傳為唐臣房喬等所撰，蓋采集晉朝十有八家之制作，及北魏崔鴻所著之《十六國春秋》等書，會而通之，以成此書。獨宣武二帝紀，與陸機王羲之傳論，出自唐太宗手筆，故概以御撰稱之，義在尊王，無足怪也。后書評論《晉書》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涑水通鑒》《紫陽綱目》敘述晉事，書法與《晉書》相出入者，亦不勝舉焉。愚謂當今之時，以古為鑒，不必問其史筆之得失，但當察其史事之變遷。兩晉之史事繁矣，即此內(nèi)訌外侮之復雜，已更仆難詳。宮闈之禍，啟自武元，藩王之禍，肇自汝南，胡虜之禍，發(fā)自元海；卒致銅駝荊棘，蒿目蒼涼，鰲墜三山，鯨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晉內(nèi)訌外侮之大較也。王敦也，蘇峻也，陳敏、杜弢、祖約也，孫恩、盧循、徐道復也，而桓玄則為篡逆之尤，此東晉內(nèi)訌之最大者。二趙也，三秦也，四燕五涼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則為強胡之首，此為東晉外侮之最甚者。蓋觀于東西兩晉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晉武開國二十余年外，無在非禍亂侵尋之日，不有內(nèi)訌，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來未有若兩晉禍亂之烈也。夫內(nèi)政失修，則內(nèi)訌必起，內(nèi)訌起則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蟲生，墻罅蟻入，自古皆然，晉特其較著耳。鄙人愧非論史才，但據(jù)歷代之事實，編為演義，自南北朝以迄民國，不下十數(shù)冊，大旨在即古證今，懲惡勸善，而于《兩晉演義》之著手，則于內(nèi)訌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蓋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內(nèi)，內(nèi)訌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國之禍，不特兩晉為然，而兩晉即今日之前車也。天下寧有蚌鷸相爭，而不授漁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別貞淫，抉明昧，核是非，則為書中應有之余義，非敢謂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勸戒之意云爾。惟書成倉猝，不免詿誤，匡我未逮，是所望于閱者諸君。
　　中華民國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古越蔡東帆自敘于臨江寄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