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西文水人，1925年9月生于文水縣龍泉村。我家共有11口人，但只有7分鹽堿地，是貧農(nóng)，主要靠租地主的土地為生。我自懂事起就幫家里干農(nóng)活，12歲進織布廠當了學徒。
　　1940年春，我參軍來到八路軍第120師文水縣的新兵營，當通訊員。1941年秋，我們新兵營調到延安鋤奸部，我被調到鋤奸部部長丁榮昌處當警衛(wèi)員。1942年丁榮昌部長去中央黨校學習，我也隨他去了中央黨校，與其他隨員一起為學員服務。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我要求去東北打仗。后被黨校分配至周恩來副主席處工作，從1945年9月至1965年10月。1968年3月我遭四人幫江青誣陷，去了中辦的學習班，后于1969年1月5日被安排去“中辦五七學校”勞動改造8年，至1976年9月底才回北京，后調至公安部工作直到離休。
　　我在周總理與鄧大姐身邊工作二十余年，親情濃濃，鄧大姐視我為他們的親人。周總理非常謙虛，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不準任何人宣傳他。1988年，我們幾個做警衛(wèi)工作的老干部，有毛崇橫、何謙、趙桂來、陸高沖和我共5人，想把與我們警衛(wèi)工作有關的、主要是周總理遇險和脫險的事寫出來，4月16日我把我們幾個人的想法向鄧穎超大姐匯報了，她很贊同，并鼓勵我們：“很好，你們寫這方面的文章很有意義�！庇终f：“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很多重大問題都是派恩來同志去處理的，結果是好的。這方面的東西，也只有你們才能寫得出來。但要實事求是�！彼�以我們寫了“萬隆之行”、“阜成門車險”、“勞山槍聲”等，以后匯編成《周恩來歷險紀實》一書。
　　2000年在我的一次住院體檢治病中，遇到兩位也在住院的老同志，非常懇切地對我說，現(xiàn)在外面宣傳總理的材料很少，你跟隨總理那么多年，一定要寫寫。在他們的一再勸說下，我才想通了——寫。要寫下我當年耳濡目染的一件件往事。
　　但1961年周總理命令我把身邊工作人員的日記、筆記、工作日記等收起來通通燒掉，一個字不準留，從此以后一個字不準記。幾十年來的往事，寫起來多難��！雖有周恩來年譜，但那上面都是記大事、要事、會議等重要事，而我的工作是不參加大會、不看電報，我接觸的都是生活上的小事、瑣碎事，樁樁件件難免記不全，經(jīng)過幾年的回憶，只寫下了這些。
　　希望有關熟悉情況的同志，給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