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回想這部書稿，延宕數(shù)年終得完成，其間本有許多感慨，原想留待寫這篇序言的時候發(fā)出。不料真到了這一刻，思緒萬千，竟不知該如何下筆了。

躊躇多日，仍無頭緒，唯一的出路，只有仍從魯迅說起。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壇，“魯迅”始終是一個熱門話題。

他要么被捧上云端奉為神靈，要么被打入污澤斥為妖魔。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把魯迅當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在這一片喧囂之中，魯迅的身影卻似乎更加模糊、更加神秘，讓人感到迷惑。

正是帶著這樣的迷惑，我才踏上“走讀”之旅，希望能夠找到一個真實的魯迅。

十幾年來，邊讀邊走，讀讀走走。書讀了不少，包括重新系統(tǒng)閱讀的《魯迅全集》在內，至少要有數(shù)千萬字吧；路也走了不少，僅乘火車旅行的路程，算來也有萬把公里了。沿循魯迅的人生軌跡，在實地尋覓往事的遺痕，隨著行程的延續(xù)，他的形象在我眼中漸顯清晰。

魯迅在國內居住和生活過的城市，主要有七座，即：紹興、南京、杭州、北京、廈門、廣州、上海；此外還去過西安，但只是短暫講學。至于國外，他只去過日本，在那里生活的時間不算短，前后共有七年多的時間，由于條件所限，我無法前去考察，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不過，我卻去了國內的另一處地方作為彌補——盡管魯迅本人從來沒有去過，但在那里發(fā)生的事情卻對他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使他毅然決定改變自己的人生——那就是遼東半島的旅順港。

在旅順的那段時間，我的心情始終十分陰郁易怒，尤其見不得一些游客的輕佻。我不能理解，他們在參觀那些所謂“景點”的時候，居然能旁若無人地高聲喧嘩，居然能沒心沒肺地嬉笑打鬧，居然能搔首弄姿地拍照留影！

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些“景點”到底是什么？

──那是每個中國人心頭永遠不能愈合的血淋淋的傷疤！

一百多年前，日俄兩國為了爭奪這個遠東地區(qū)著名的戰(zhàn)略要地，在這塊屬于中國的土地上打得昏天黑地，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居然宣布“保持中立”。這是何等的恥辱！

不難想見，當時正在異國學習的魯迅，置身于成群“愛國”熱情高漲的日本學生之中，在與他們一起觀看課間放映的那些宣傳日軍英勇戰(zhàn)績的幻燈片時，顯得多么尷尬和孤獨。如他所說：“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jù)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任何一個稍有自尊的中國人，都無法忍受這樣的場景，更何況魯迅正是一個熱血青年。

如此，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他為什么竟會就此棄醫(yī)從文。

然而，盡管魯迅后來被尊為“戰(zhàn)士”，他卻并沒有選擇和他的同鄉(xiāng)秋瑾、徐錫麟那樣慷慨赴死的方式，他的戰(zhàn)斗武器不是匕首、手槍和炸彈，而是筆墨與紙。

我不認為魯迅懦弱。我只覺得，是因為肩上和心頭有太重的負擔，使他難以擺脫束縛。

這負擔，就是他的家庭。

不可否認，魯迅是至孝之人。恕我直言：他已近乎“愚孝”。

縱觀魯迅并不漫長的一生，可謂頗多坎坷，而最直接、最沉重的挫折和打擊，卻大都來自他的家庭。祖父入獄、父親早亡造成家道中落，母親又固執(zhí)而盲目地給他套上了婚姻的枷鎖，至親至愛的兄弟卻成為對他傷害最深的人……，而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盡管后來終于有勇氣掙脫枷鎖，但那些傷害已經成為無法痊愈的隱痛，以致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心態(tài)和性格。

所以，我在“走讀”那些舊居的過程中，時常會產生難以抑制的感慨：就個人經歷而言，魯迅的一輩子，活得真不容易！

比如，紹興老屋那間獨處一隅的臥室，映射出他那悲劇婚姻中難言的隱秘；北京紹興會館補樹書屋的破敗小院，則是他自“沉默”至“爆發(fā)”、從而正式走上文壇的起點；北京八道灣舊宅，見證過他與周作人斷然絕交的場面，那“兄弟失和”的真實內情，卻始終無人知曉；他在廈門的空曠大房間里經歷了難耐的孤獨與苦悶，卻又在上海景云里的石庫門中品味了愛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溫暖；上海大陸新村的寓所，是他的人生終點，而那死因，竟成為曾經引發(fā)劇烈爭論的“世紀之謎”。還有，他和高長虹的曲折恩怨、與顧頡剛的離奇“官司”，都有許多需要詮釋的內情……，在那些老屋舊舍之中，隱藏著多少讓人唏噓感嘆的故事啊！只有走進去、讀過去，才能品味魯迅那五味雜陳的內心世界。

然而，時光的塵沙、人為的修飾、偏頗的理解……，如此等等，往往會掩蓋許多重要的痕跡。

比如紹興的東昌坊口，百年前本是一條僻靜的普通街巷，如今已經成為人流如織的旅游景點；那被定為“魯迅祖居”的老臺門和被定為“魯迅故居”的新臺門，張燈結彩，煥然一新，全然看不出當年破敗的景象。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如何想象魯迅幼時在百草園的荒草叢中自尋樂趣的場景？如何體會其家境敗落后的凄涼氛圍？如何感受他被族人逼迫甚至誣陷時的憤懣心情？許多參觀者可能無法理解，魯迅當年為什么要離開這奢華的豪門大宅，被迫外出求學──產生如此疑問的原因很簡單：現(xiàn)今展示的東西，已經遠離原貌。

還有北京八道灣和宮門口西三條的宅院。在魯迅的一生中，只有這兩處住所是由他親自勘選購定、親自設計監(jiān)造的。他是一個做事細心、感情細膩的人，這兩處住所的格局，明顯展示了他的個性，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便是那兩個“老虎尾巴”。

但是，一些專業(yè)人士始終不承認八道灣宅院中“老虎尾巴”的存在。我曾請教過相關的專家，回答是斬釘截鐵的：“‘老虎尾巴’只有西三條那一處！”

但確有證據(jù)，說明八道灣“老虎尾巴”的真實存在。

那不是一間普通的屋子──它的存在是魯迅對自己畸形婚姻的一種無奈的反抗。

在八道灣，魯迅寫出了著名的《阿Q正傳》。如果說，阿Q腦后那條鼠尾般難看的辮子隱喻著國人頭腦中難以割舍的封建思想，那么八道灣的“老虎尾巴”則反映了長期無法擺脫的家庭枷鎖對魯迅所構成的精神禁錮。

在北京魯迅博物館中展出的八道灣舊宅模型，不僅遺漏了那不可忽視的“老虎尾巴”，還有一處失誤：它顯然是借鑒普通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制作的，因此把后院做得太小了。許多年來我始終存有疑問：魯迅為何只給兩個弟弟及其家人留下了那么窄小的空間，作為大哥，豈不是過于霸道了嗎？待到考察過實地，我才知道自己想錯了。那后院異常闊大，面積甚至超過正院──魯迅是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弟弟們的！

所以，我根據(jù)模型和實物特地畫了兩幅白描，供讀者用作比較。那不僅是院落面積的問題，從中可以體悟魯迅內心深處許多難為人知的情感。

許多事情，是要自己親眼看過之后才會大致明白的。

說這話的前提是：所看到的應當是真實的東西。

可惜，由于種種原因，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魯迅被五彩斑斕的眩光所籠罩，使得與他相關的許多事情和人物也同樣朦朧起來。

近年來，一些資料得以重新披露，人們發(fā)現(xiàn)，連似乎最能接近真實的“照片”，居然也有作偽的可能。比如，魯迅在廈門的時候曾經在墳地里拍過幾張照片，其中一張是單人的，一張是集體的。由于場景奇異，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那張廣為傳播的“集體照”，居然有兩個“版本”，畫面中一位或有或無、時有時無的人物，便是曾被魯迅稱為“老朋友”的林語堂。

魯迅與林語堂的關系，本來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限于篇幅，在這本書里未能進行詳細的介紹。他們交往多年，原是很好的朋友，后來因見解不同而不再來往。林語堂曾說：“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倍�在魯迅去廈門大學任教這件事上，林語堂是幫了大忙的；不管魯迅本人對廈門有多少不堪的記憶，那畢竟是他生命旅程中一段不可或缺的經歷。以往由于政治的原因對照片進行了“處理”，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行為，只能讓人感到無聊與無奈，而近年有些書籍仍在使用那張“缺員”的照片，則讓人完全難以理解了。如今在廈門大學的魯迅紀念館以及北京的魯迅博物館里，展出的都是那張人物齊全的照片——歷史的原貌本該如此——但一些偽造的“史實”，在有關魯迅的資料中俯拾即是。如何去偽存真，成為需要時刻當心的要務，這真是一件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假如魯迅在世看到這等奇事，只怕也會驚訝得連胡子都要翹起來了。

還有一件小事，我也在正文中提到。我曾發(fā)現(xiàn)，魯迅當年在廈門時寄給許廣平一張明信片，上面所寫的有關他住所位置的說明文字，與實際地形不符。經請教專家，對方認為，魯迅是在敘述的時候變換了一下方位。我覺得，這解釋頗為牽強。其實，原因可能很簡單：那不過是魯迅的一時筆誤而已。

所以我才有所感嘆：“雖是小事，卻反映了一個事實：魯迅的形象被樹立得太高大，竟使得人們不敢承認他也會有出錯的時候�！�

魯迅不僅有筆誤出錯的時候，還有敘事不實的時候。比如，他寫的《藤野先生》，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多少年來，人們都認為那是他當年在日本生活的真實寫照。他寫道：“仙臺是一個市鎮(zhèn)，并不大；冬天冷得厲害；還沒有中國的留學生�！绷攘葞拙�，便把那種孤獨寂寞的心情表露得極為透徹；同時也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當時在仙臺的中國留學生只有魯迅獨自一人。而實際的情況是：與魯迅幾乎同時到仙臺的，還有一位名叫施霖的中國留學生。魯迅所在的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與施霖就讀的仙臺第二高等學校同屬一個校園；魯迅與施霖剛到仙臺的時候，同在田中宅旅店暫��；后來，又同在一家名為“宮川宅”的住所寓居，還曾很親密地合影留念。他們是當時仙臺僅有的兩名中國留學生，更巧的是，還同屬浙江同鄉(xiāng)。

耐人尋味的是，不僅《藤野先生》中毫無施霖的蹤跡，魯迅的其他作品似乎也從來沒有提到這位“同學”兼寓友。如此情況，顯然不是“記憶失誤”所能解釋的。有學者查證，施霖的學習成績很差、甚至連續(xù)留級。如魯迅在《藤野先生》中所寫，在日本學生眼中，“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施霖似乎就成了“中國人弱智低能”的實證。魯迅去仙臺，本來是為了逃避那些將頭頂?shù)拇筠p子盤成“富士山”、醉生夢死的同胞們，不料卻遇到了這樣一位施霖，怎能不感到加倍的恥辱、加倍的孤獨！這也許是魯迅僅在仙臺待了一年半時間便退學離去的原因之一，也應是他閉口不提施霖的原因之一。

可見，《藤野先生》不是言必有據(jù)的“回憶錄”，而是虛實相間的抒情散文，不應作為敘事嚴謹?shù)臍v史資料對待。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魯迅不提施霖，別人也不能（或不敢）提到施霖。比如早年出版的一部大型畫冊中，就把魯迅與施霖的合影說成是“與東京弘文學院同學合影”，還把拍照的時間提前了兩年。如此舉動，真是匪夷所思。

這種思想上的束縛，不僅在許多專家的身上常有反映，普通人也往往難以擺脫──當然包括我本人。

在說到魯迅性格的另一面時，起初我也不免戰(zhàn)戰(zhàn)兢兢�？吹綄W界經常為一些具體問題爭得硝煙彌漫甚至“上綱上線”，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哪有貿然置喙的資格呢！

但是，通過反復閱讀魯迅，讓我陡然增加勇氣。畢竟魯迅對自己也進行過相當嚴厲的自我剖析，作為后人，又有什么必要故作遮掩！

我堅信一點：事實就是事實。

比如，他與顧頡剛那場有頭無尾的“官司”，盡管有許多復雜的背景，卻明顯地暴露出魯迅性格中難以掩飾的缺陷。因憎惡一個人，而憎惡其學問，甚至憎惡其生理缺陷，甚至憎惡與其有同樣生理缺陷的人──當時中山大學另有一位教授，據(jù)說與顧頡剛類似，也有講話結巴的毛病，魯迅譏之：“廣東中大，似乎專愛口吃的人�！�

這種情狀，無論如何也算不得優(yōu)點。

然而，正是如此，才像魯迅、才是魯迅。

多少年來，人們對魯迅的評價如冰火兩端。有說他光明磊落，有說他心胸狹隘；有說他激情似焰，有說他心冷如霜；有說他疾惡如仇，有說他睚眥必報；有說他筆鋒犀利，有說他尖酸刻薄……，如此等等，看似互不相容，其實都沒有錯。

褪去光環(huán)洗清濁泥，不難發(fā)現(xiàn)，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身世坎坷、心境落寞、性格冷峻且又看重感情、渴望愛情、深懷柔情的普通人。

作為一個普通人，魯迅自然也要有脾氣、自然也應有缺點、自然也會在性格中充滿矛盾。

只有當你真正了解了魯迅那特有的人生、了解了他所經受過的那些屈辱和艱辛，你才能真正讀懂他的內心，才能明白他在生命接近終點的時候為什么會說出那樣驚世駭俗的話：“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捫心自問，我們自己是否有這般勇氣？

我的回答是：有也難。

所以他才讓我傾心敬佩。

所以他才讓我深懷同情。

所以我才會寫這樣一本書。

這本書記錄了十幾年來我的行走過程。它涉及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城市中魯迅生活過的11處故居。另有各地9處與魯迅當年的生活工作有直接關系的紀念館所，作為附錄列出，以供讀者參考。

與我其他幾本以“走讀”命名的書一樣，在這本書中，我仍把作者的“親歷、親寫、親攝、親繪”作為基本的原則，把“圖文并重”作為主要的表現(xiàn)形式，體現(xiàn)“邊走、邊讀、邊想、邊寫”的寫作特點，力求在書中人物、作者與讀者三者之間形成一種對話的氣氛，從而引發(fā)思想與感情的共鳴。我也希望，如此有關“走讀”的嘗試，能夠得到讀者的認可。

所以，這本書依然保持了我以往的習慣：除了少量必不可少的歷史圖片取自有關的展覽或資料，其他的景物照片均屬實地拍攝；書中的那些畫像、速寫、地圖，等等，也由我執(zhí)筆繪制──盡管水平粗拙，畢竟浸潤著自己的一番心血。

書中使用了不少引文，對于一些詞句及標點的用法，大多未予修改，比如：“擁腫”“含糊”“豫備”“費話”等，以保留一些特殊的歷史痕跡。

需要說明的是，各地的魯迅故居，由于種種原因，命運各不相同。有的仍在不斷擴建——如紹興的魯迅故里，有的卻日趨敗落——如北京的紹興會館，有的則前途莫名——如北京磚塔胡同……，所以，書中有些照片特地標明了具體的拍攝日期。此外，還在書末編制了“插圖索引”。若是將來情況有變，這些照片也可留作真實的歷史資料。

2017年6月修改于北京會城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