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北京聯(lián)合出版社即將出版徐蘋芳先生的“北京文獻整理系列”，其中所收各部作品是徐先生為做宋元考古研究，尤其是北京城市史研究而輯錄的基礎資料。在書稿付梓之際，徐師母囑我寫一篇前言，編輯也不時催促，我卻一拖再拖。拖延的原因并非僅僅是因為先生的著作，我哪里敢寫前言，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徐蘋芳先生是自己的恩師，在他去世之后的日子里，我不時想寫一些感懷的文字，卻一次次欲言又止，此次亦然。
　　徐蘋芳先生是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最早畢業(yè)的學生之一，也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兼職教授。2008年秋至2009年夏，徐先生還為北大研究生開了最后一個學年的專題課�，F(xiàn)在回想起來，2009年春季徐先生已經(jīng)身患重病，我們只是在察覺到他嗓子沙啞、身體疲憊的時候提醒他保重身體。2011年春節(jié)之前，徐先生明顯消瘦，我已經(jīng)有種不祥的預感。4月29日，徐先生堅持到北大參加了他與宿白先生合帶的博士生劉未的博士論文預答辯。那個時候徐先生身體已經(jīng)很虛弱，但是精神尚好，我們總期待奇跡能夠發(fā)生，不意徐先生于2011年5月22日晨溘然長逝。徐先生去世之后，不少媒體刊文悼念，有媒體用的標題是“‘考古界的良心’徐蘋芳走了”。這個標題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幾年來我想到徐先生的時候就會想，什么樣的學者能夠被稱為一個學科的“良心”？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著諸多的問題。在生命的最后兩年，徐先生以抱病之軀，頻繁參加各種會議，為考古學科的健康發(fā)展、為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做了“鞠躬盡瘁”式的吶喊。他反復提醒考古工作者關注考古學自身發(fā)展的歷史，關注考古學的局限性。在北大的專題課上，他以“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誕生、發(fā)展和傳統(tǒng)”為題，帶領同學重溫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發(fā)展歷程，意在提醒年青的學子鑒往知來，不要在喧嘩聲里迷失了自己。他被稱為北京城的“保護派”，看那時他發(fā)言的照片，說到動情處，真宛如一個斗士，直言“氣死幾個（徐蘋芳）都沒用！”在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墓的論爭中，他頂著巨大的壓力，堅持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我去看徐先生的時候，能夠感覺到他在人生的最后階段，承受著生命中不應承受之重。當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訴宿先生的時候，宿先生悵然回答：“有些話也只能徐蘋芳說了！”
　　宿先生一直不知道徐先生病情的嚴重性，得知徐先生去世消息的當晚，宿先生狂吐不已，血壓驟升，被送往醫(yī)院。徐先生在病情趨重，身形消瘦之后，也刻意不讓宿先生看到自己生病的模樣。但是，在學術問題上，兩位先生一直都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他們兩位是師生，也是摯友，相互對于對方的學術研究都了然于心。這次出版的《徐蘋芳北京文獻整理系列》，就是宿白先生親自厘定的。徐蘋芳先生一生對北京城的研究用力最勤、用情至深，通過這套叢書，我們可以看到他為深入研究北京城的歷史所做的基礎文獻工作。徐先生有著深厚的文獻功底，他按照時代對北京城的相關文獻資料做了竭澤而漁式的收集和整理，這些工作不但是為自己的研究所準備，同樣也嘉惠學林。試舉一例：
　　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在乾道六年（1170），以副使身份出使金國，著《攬轡錄》，記其出使金國經(jīng)歷�！稊堔\錄》紀事生動，陸游在讀到《攬轡錄》中“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乃“感其事做絕句”�！稊堔\錄》史料價值很高，可惜至遲在明代中葉已經(jīng)散佚。學界現(xiàn)在一般使用的輯佚本，是中華書局出版的《范成大筆記六種》中孔凡禮先生的點校本。在敘及北宋東京城被金人改為南京，范成大頗有感觸地說，“民亦久習胡俗，態(tài)度嗜好與之俱化”，漢族男子也像女真人一樣髡發(fā)，標點本做“男子髡頂，月則三四髡，不然亦間養(yǎng)余發(fā)，做椎髻于頂上，包以羅巾”，其中“不然亦間養(yǎng)余發(fā)”殊不易解，徐先生根據(jù)《永樂大典》卷一一九五一頂字韻下引《攬轡錄》，錄為“不然亦悶癢，余發(fā)做椎髻于頂上”。對于黃裳《黃氏日鈔》所引《攬轡錄》節(jié)文，孔先生置于文后單出，徐先生則插入正文，插入正文后，在經(jīng)行線路上，減少了《說郛》本的跳躍感。徐先生的�？彼悸�，在《輯本析津志》�？闭f明中有所論及：“輯錄既畢，凡能核對者均為之�？币贿^。直接出自大典或無他本可勘者，亦略為臆校�！笨梢�，徐先生不單單對相關史料做了輯錄，而且對輯錄的史料做了認真的�？�。
　　徐先生字跡工整清晰，在輯錄的各種史料中，還夾有一些便箋，本次影印時將這些夾頁置于書稿最末，并在書中正文標出對應夾頁在本書中的起止頁碼，供讀者參考。《永樂大典本順天府志》殘本十卷這次出版保留了徐先生原來輯錄時候的名稱，但徐先生后來在《元大都考古序論》（未刊稿）中指出“修《永樂大典》的時候，在全國各府的韻下，皆立‘××府’，這不是各地方政府所修的‘府志’，而是在修《永樂大典》時特別編纂的該府的地志，但是，它從來都未單行成《府志》……它不是正式出版的地方志，所以，我們只能以《永樂大典·順天府》來命名”，這是需要說明的。
　　感謝北京聯(lián)合出版社影印出版徐蘋芳先生的“北京文獻整理系列”，使讀者能夠盡可能看到徐先生手稿的原貌。整理徐先生的未刊文稿，可以看出徐先生有許多工作沒有來得及完成。在徐先生家的書房西墻上，懸掛著他錄自《道德經(jīng)》的一段話：“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他是一個忘我的人，2011年五月十六日，徐先生病重入院，十七日在病榻上，他還在堅持要修改文稿。他之所爭，非為個人；他之所念，全在事業(yè)。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消失的是軀體，不滅的是精神。徐先生晚年奔走呼吁而未竟的工作，理應有后來者去完成。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劉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博士參加了手稿的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謝。
　　杭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