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寧
　　在目前的中國學界，人們常常會有這樣一種看法，即在當今的美國文學批評界，所有風行的理論都是從歐洲大陸進口的，因為美國本土并不產生批評理論。仔細想來，這種看法既對又不對：自20世紀初以來逐步發(fā)展壯大起來的美國的各種學院派批評理論確實大多是從歐洲大陸引進的，但是這些本來影響僅限于歐陸，有時甚至僅限于法語或德語世界的批評理論，一經在北美登陸，就對美國的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進而通過英語這一中介迅速走向世界，成為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學和文化批評理論。憑心而論，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從西方引進的大多數(shù)批評理論都是通過英語世界的中介進入中國的，這一點無論是從精神分析學、新馬克思主義還是現(xiàn)象學、解構主義等批評理論在中國的風行中可見其端倪。那么人們要問，它不對的方面又體現(xiàn)在哪里呢？我認為，恰恰在于人們往往忽視了美國本土發(fā)展壯大起來的與文藝創(chuàng)作密切相關的一些游離于學院派之外的批評流派和批評家的影響。而且說實話，這支批評力量涉及的范圍更廣，他們常常在發(fā)行量很大的文學和文化類刊物，諸如《紐約書評》《黨派評論》《肯庸評論》《紐約客》等雜志上發(fā)表評論文章。由于他們筆鋒犀利，文字瀟灑，往往更具可讀性，因此對大眾讀者的影響或許更大。我們今天研究美國的文學理論批評，應該對這兩股批評力量分別給予恰當?shù)暮蛯嵤虑笫堑拿枋龊驮u價。兩年前，我在為美國學院派批評家和比較文學學者文森特·里奇（Vincent Leitch）的專著《20世紀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國文學批評》（王順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的中譯本撰寫的“序”中也提到，該書在中國的出版將對我們正確全面地評價美國現(xiàn)當代文學批評有著很大的幫助，同時也可供我們在評價中國當代一些游離于學院派批評之外的批評家的成就時提供參考借鑒。
　　既然我們在評價美國的文學批評時不應忽視上述批評流派的作用，那么我們就可以這樣認為，美國的文學批評基本上有著兩條平行的發(fā)展線索：其一是出自本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并與之關系十分密切且?guī)в絮r明的人文關懷的文學和文化批評，這在（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批評、“新批評”、芝加哥學派、紐約知識分子等學派中可以發(fā)現(xiàn)。沿著這一條發(fā)展路徑，我們不難見到這樣一批蜚聲文壇的大批評家的名字：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 1895—1972）、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 1898—1989）、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歐文·豪(Irving Howe, 1920—1993)、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 1915—1998)、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等，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已不大為當今的學院派批評家所提及，但在廣大讀者中仍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里奇也許是美國學者中少數(shù)對這些批評家給予特殊關注者之一，他充分地認識到了他們的批評價值，并給予了恰如其分的評價。另一條則是與歐陸的各種文學以外的理論有著直接淵源關系的學院派理論批評，如現(xiàn)象學、存在主義批評、闡釋學、讀者反應批評、文學結構主義與敘事學、解構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等。即使這些批評理論大多源于歐洲大陸，但在美國的語境下，它們都發(fā)生了變異，并且各自顯示出其獨特的風格，甚至為這些批評理論的進一步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我們從中國的視角出發(fā)同時關注和研究這兩類批評家的批評理論與實踐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們可以借鑒產生于美國本土的批評家的成就來創(chuàng)造性地打造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學和文化批評學派，并使之具有國際影響。也許在很大程度上出于這一目的，我從一開始就支持并鼓勵朱紅梅博士以桑塔格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
　　確實，桑塔格是一位不屬于任何特定的批評流派的重要批評家，而且，與一般的學院派批評家不同的是，她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因此，紅梅將這樣一位創(chuàng)作和著述生涯極其復雜的人物定位在“唯美與道德之間”無疑是比較準確的。正如她在全面評述了桑塔格的批評生涯和特色后總結的，“桑塔格是游離于學院派之外的批評家和小說家，并未加入任何理論陣營或文學流派。她在四十年間的文藝批評和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藝術復雜性的體察、她本人在批評視角和創(chuàng)作理念上的流變，使得任何以單一的理論對她的作品進行的闡釋都難免牽強�！边@也許正是桑塔格這位特立獨行的批評大家的不同凡響之處。雖然美國的學院派批評對她并沒有那么重視，但是由一位中國學者以她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無疑是從另一個跨文化和跨學科的角度對這位多才多藝的作家和批評家的學術肯定。我想這應該是本書的一個重要學術價值。
　　正如書中所介紹的，桑塔格雖不是出生在中國，但是她母親在中國時就懷上了她，這就命定了她與中國文學和理論批評界的不解之緣。她在成名后數(shù)次訪問中國，并以其創(chuàng)作和批評著述對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引起了一些中國學者的關注和研究。實際上，對桑塔格的全面考察和研究還遠遠不夠，因為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對于她這樣一個拒絕被貼上任何標簽的作家，回歸她的作品本身看她的思想變遷，懷著好奇和敬意來閱讀她的文本，盡量客觀公正地審視她傳達的信息，以求盡可能貼近她的本真樣貌。桑塔格有著多重身份，她身兼批評家、小說家、戲劇家、社會活動家、電影制片人和導演等數(shù)職，并且在幾乎每一個她涉足的領域內都有著很深的造詣和較大的影響。即使作為一位文藝批評家，她在文學藝術的王國里也涉獵極廣：文藝批評、文化闡釋、美學思想、現(xiàn)代主義、女性主義、法西斯主義、攝影、繪畫、舞蹈、電影、音樂、戲劇、癌癥、艾滋病等諸多領域都有她留下的足跡。此外，她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后現(xiàn)代主義討論中也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一些后現(xiàn)代主義研究者從她對先鋒實驗的迷戀認為她是早期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而她自己則更加認同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觀。因此對這樣一位復雜的人物的全面研究難免掛一漏萬。顯然，紅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她便著重研究作為一位文學批評家的桑塔格的批評理論，因為在她看來，桑塔格關注的核心主要是文學，“無論是文藝批評，還是社會議題，即使在談論攝影、疾病等非文學現(xiàn)象時，她也是大量援引世界文學中的事件予以佐證。”此外，作為一位女性學者來討論同樣是一位女性的思想家和批評家，作者始終從學術的角度力求客觀公正地評價桑塔格在美國文學及批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在作者看來，“桑塔格不屑談論理論化的女性批評，不承認女性寫作必須有女性特征，她更多的是從現(xiàn)實角度談論女性如何擺脫社會性別角色和解放自己。她深知社會對男女兩性采取雙重標準，從而導致了女性有著雙重命運：作為人的命運和作為女人的命運�！钡�是桑塔格作為一個女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一位女性知識分子，她是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女性主義運動的干系的。因此，桑塔格不屬于那些僅僅玩弄理論概念的女性主義批評家，而是一位有著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的女性知識分子�？梢哉f，作者的目的基本上達到了，我們將在書中看到一個有血有肉、具有多重身份和人格特征的女性思想家和批評家的身影。
　　當然，用任何簡單的標簽將這位復雜的思想家歸類都難免有所偏頗。因此作者最終決定將桑塔格鎖定在“唯美和道德之間”，即作為一位藝術家，她有著現(xiàn)代主義的唯美主義審美理想，追求感性，同時作為有著強烈的倫理道德感的公共知識分子，她又不無正義感，敢于對一切社會不公正現(xiàn)象提出自己的尖銳批評。這后一點也是人們很難將她歸為“后現(xiàn)代主義者”之列的一個重要原因。我以為桑塔格對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藝批評家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伴隨著商業(yè)大潮和物欲橫流，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審美理想逐漸淡化，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從桑塔格的著述中得到某種啟示和激勵。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和意義所在。如果這本書的出版能夠對國內的桑塔格研究有所推進，作者也就應該感到告慰了。是為序。
　　后記

　　2016年，我受學校和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到位于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訪學一年。西雅圖是一座依湖傍海的美麗城市，我住在華大南邊的Montlake社區(qū)，步行半小時可達校園。通往學校的蓊郁幽徑路過Union Lake，湖邊有所華大附屬醫(yī)院the Fred Hutchinson Center，以癌癥診療技術著稱于世。這所醫(yī)院臨湖而建，近可觀湖邊停泊的白色游艇，遠可眺壯麗的雷尼爾雪山，是治療和療養(yǎng)勝地。
　　也正是在這里，七十一歲的蘇珊·桑塔格度過了最后的治療期，喪失了存活的希望。
　　2004年，桑塔格的白血病已惡化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唯一的希望就是骨髓移植。對于她這樣一個年過七旬的老人來說，移植的成功率微乎其微。從44歲起開始與癌癥抗爭的桑塔格，一如既往地想盡辦法求生，堅決要求做此嘗試。于是她的女友、著名攝影師萊布尼茲用私人專機把她運到西雅圖，在此醫(yī)院進行骨髓移植。然而奇跡并未降臨，經過痛苦的治療，移植失敗，桑塔格被運回紐約，不久病逝。
　　每當我路過這所醫(yī)院，我總會想到絕望的桑塔格曾躺在這里的病床上，無心觀賞山水，全身插滿管子，忍受病痛折磨，一心盼望著從最先進的科技中尋找生機。她的兒子戴維·里夫在回憶錄《死海搏擊：母親桑塔格的最后歲月》里，帶著悲痛和思索，記錄了桑塔格與死神的最后較量。絕癥病人所出現(xiàn)的“拒絕—憤怒—衡量—抑郁—接受”這五部曲，在桑塔格這里完全失效；宗教和哲學的那些安慰死亡的理念在她那里絲毫不起作用，她絕不認命地接受自己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她要活著，不惜一切代價地活著。里夫寫道：
　　“西雅圖的一些醫(yī)生驚訝地發(fā)現(xiàn)，我的母親拒絕任何慰藉，無論是精神安慰，還是親情撫慰。他們不知如何是好。其實，母親在所有關鍵問題上從未妥協(xié)過，因此她必定到死都不會接受自己會死這個事實。她最終的死亡是安詳之死的反面，真正了解她的人對此并不感到驚訝。”
　　無神論者桑塔格深知人死后萬事皆空，她至死不愿回歸虛無。然而，她又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囑咐兒子不要將她火化，她不愿化為灰燼。于是，戴維·里夫將母親的遺體葬在巴黎現(xiàn)代主義文豪們的棲身之所，以慰亡魂。如今，桑塔格去世已近十三年，她在巴黎的墓地也必芳草萋萋。她的文字依然流傳，她的文藝思想和創(chuàng)作依然在研究者筆下被反復揣摩、剖析，可這并不能消解她對死亡的拒斥。聲名遠播，文字長存，又如何？人已不在人世間，意味著作為主體的自我完全消亡，沒有了主體意識的桑塔格，就不是酷愛自由、變化多端的桑塔格了。作家的個人魅力和文字魅力并不總成正比，但桑塔格的鮮明個性不僅映照在她的文字間，更體現(xiàn)在她一生的個人奮斗之中。
　　留美一年期間，我曾去過她生活過的若干地方：多種文化交融互動的文化大都會紐約，她在這里出生、謀生、去世；炎熱的沙漠戈壁之州亞利桑那，她在這里度過寂寞的童年；娛樂之都洛杉磯，她少年時在這里上學，初尋文學夢想；風景如畫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她上的第一所大學；波士頓郊外、哈佛大學，是她生子、讀研的學巢。還有更多留下她足跡的地方未曾到訪：她受益最多的芝加哥大學、她的第二故鄉(xiāng)巴黎以及亞非拉美諸多她曾訪問過、寫到過的國家和地區(qū)。如果繪一張桑塔格的行蹤地圖，可以看出她的蹤跡所至的現(xiàn)實世界，與她的文筆所觸及的文藝世界一樣廣闊無垠。
　　我從2008年開始閱讀桑塔格，到2012年完成以她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再到如今完成專著，已近10年。圍繞她寫論文、做項目，時日也不短，專著卻遲遲未能修訂。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后的兩三年里，我發(fā)現(xiàn)很難讓自己重讀桑塔格的著作和關于她的研究。也許是因為審美疲勞、久而生厭，也許她所熱愛的歐洲現(xiàn)代主義文藝始終不是我所喜愛的文學。我的閑讀還沉浸在19世紀英國現(xiàn)實主義經典中，她仰慕的托馬斯·曼、羅蘭·巴特，與我反復閱讀的狄更斯、喬治·艾略特在意境和情懷上都相去甚遠。我不認為她早期的兩部虛無主義小說《恩主》和《死亡匣子》算是引人入勝的敘事文學，對她后期改弦易轍的新歷史小說《火山戀人》和《在美國》也并不是特別喜愛。在我看來，桑塔格算不上善于講故事的文學天才；反而是她的那些讀書筆記般的隨筆、言辭鋒銳的演講詞，更讓人印象深刻。
　　桑塔格接受采訪時曾說，她最喜愛的作家是莎士比亞；然而她卻沒有寫過一篇關于莎士比亞的評論。畢竟，文學是感性的，而批評是理性的；文論與文學是矛盾的統(tǒng)一，彼此證實又彼此證偽。剖析一個自己喜歡的作家，不亞于把自己心愛的花木制成標本，條分縷析地進行生物分析。悠閑地閱讀文學使人心曠神怡，嚴肅地評論文學卻不那么輕松。桑塔格40年間以“嚴肅性”來對待文藝批評，成就了她文藝批評家的國際地位，也阻礙了她想做文學家的遠大抱負——理性地討論“感性”，往往與文學的感性價值背道而馳，而文學之所以能動人心魄，多半是因為其觸動人心的感性魅力。研究了一輩子感性與美的桑塔格，沒有創(chuàng)造感性美的天賦。無怪乎她從不寫詩，也沒能寫出流芳百世的文學經典。但是作為文藝批評家，她已比她的諸多同行要感性得多。
　　這部專著是獻給我的父親的。2017年6月初，父親突發(fā)腦溢血，遽然去世，享年80歲。我很后悔沒能在父親在世的時候讓這本書正式出版，不過這也不是很大的損失。父親曾翻閱過我的博士論文，坦言看不懂。父親是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一輩子熱愛讀書，讀的是四書五經、四大名著，所以，我的博士論文里提到的那些國外作家、文藝理論，對他來說殊不可解。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思想上，他和桑塔格都處在地球的兩側，屬于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桑塔格寫她那些現(xiàn)代小說、高級文論，世界聞名；父親寫他平易如白話的詩詞和對聯(lián)，只與親友分享；桑塔格拒斥死亡；父親視死如歸。父親70多歲時曾寫對聯(lián)如下：
　　生有何喜，死有何悲，有生年月，當鞠躬盡瘁；
　　富切勿驕，貧切勿怨，為富時光，應行善積德。
　　對于生死榮辱的態(tài)度，有個體差異，也有文化因素。在我們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熏陶下，看淡生死、寵辱不驚是普遍接受的哲理，而西方現(xiàn)代主義者桑塔格是不能接受的。然而，父親和桑塔格也有相通之處，那就是做一個講真話的正義的人；認為無論在生活中還是作品里，堅持真理，不忘“文字的良心”是每個知識分子都應秉持的原則。
　　萬物皆有生有死，唯有時間與自然能夠綿亙萬年。就像西雅圖那條通往華盛頓大學的幽徑，如今想來，應如那年夏天我曾漫游時的一樣，郁郁蔥蔥地延展在碧海藍天間。路邊那些藤蔓上的點點小花、串串果實，發(fā)于春，茂于夏，盛于秋，經冬不凋……
　　這本專著也只是萬物中的一點微塵。我曾在博士論文的后記里致謝過的師長親友，在此不再贅述。特別要感謝我的導師王寧教授，為拙作早早寫下了懇切、明晰的序言；另要感謝知識產權出版社的陳晶晶女士，她以耐心細致、認真負責的職業(yè)出版人態(tài)度，促使這本書得以問世。
　　朱紅梅
　　2018年4月于北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