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

我們來看看汪曾祺在他生前唯一一部影像資料《夢故鄉(xiāng)》里怎么介紹自己的：我是汪曾祺，江蘇高郵人，1920年生，今年七十三歲了。

我在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曾經(jīng)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簡稱西南聯(lián)大）讀過四年中國文學系。

解放以前，曾經(jīng)當過中學教員，歷史博物館的職員。

解放以后，相當長的時期是作為文學刊物的編輯，曾經(jīng)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

近二十多年來，我是在北京京劇院擔任編劇。但是我的主要工作，還是寫短篇小說和散文。我的作品相當一部分是以我的家鄉(xiāng)高郵作為背景的。這幾句話，簡簡單單地道盡了自己的生平，甚至某些創(chuàng)作特色。我們所能增補的，無非是汪曾祺逝世于1997年這幾個字。

汪曾祺的小說，也不太像小說，說成散文，甚至散文詩也未嘗不可他沒有很強的虛構能力，小說里的人物，大抵都有原型。很多人物，他在小說里寫一遍，后來又在散文里寫一遍，前后比較，區(qū)別也不大。他自己也說：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并無墻壁。（《晚飯花集·自序》）人家問他對小說結(jié)構的看法，他說隨便！老友林斤瀾提抗議，他才加了個狀語苦心經(jīng)營的隨便（《自報家門》）。凡此種種，能把強調(diào)文體的語文老師氣暈。

這人一生的創(chuàng)作，用一個字概括就是散。小說散文固是當行，京劇也寫，文論也有，舊詩新詩對聯(lián)也時�？痛�。在作家里，他的書畫與烹飪也頗有名氣，海內(nèi)外都曉得。用梨園行話說，文武昆亂不擋。

文風也散，如20世紀80年代的成名作《受戒》《大淖記事》，一開篇都是大段的風俗敘寫與人物素描，主角在后臺等得都快睡著了。所以這些篇什一出，幾乎人人驚呼：小說還可以這樣寫！我的小說的另一個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布局嚴謹?shù)男≌f，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蘇軾說：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答謝民師書》）又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文說》）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這樣寫還含有對題材、人物、情節(jié)的驚詫，現(xiàn)實主義敘事普遍追求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汪曾祺這樣的寫法算什么呢？連他的老友楊毓珉，最初向人推薦《受戒》時，也是評價說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頭一尋思，又覺得毫無意義。寫小說寫到毫無意義，還能讓人覺得味道十分迷人，這是老汪獨一份。

汪曾祺也知道自己不主流，不偉大。他有點兒憤憤不平，但又有點兒小心翼翼地為自己準備了辯護詞：是誰規(guī)定過，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歷史小說都可以寫，為什么寫寫舊社會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對于今天的生活所過來的那個舊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認識認識嗎？舊社會的悲哀和苦趣，以及舊社會也不是沒有的歡樂，不能給今天的人一點什么嗎？他自己問自己：這篇小說像什么？然后又自答：有點像《邊城》。（《關于〈受戒〉》）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這一點，師生二人都引以為傲。說汪曾祺千里迢迢去昆明報考西南聯(lián)大，完全是奔著沈從文去的，未免稍嫌夸張，但必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1997年4月2日夜，離汪曾祺去世還有一個半月，他又夢見了早已過世的沈從文先生。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zhí)著。沈先生對學生汪曾祺的教誨也一如既往：文字，還是得貼緊生活。用寫評論的語言寫小說，不成。

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四年，修了沈從文三門課，經(jīng)沈從文之手修改、介紹發(fā)表的文字數(shù)以十篇計。三十年后重拾小說之筆，他記得沈先生說過的兩句話：要貼到人物來寫。千萬不要冷嘲。這話被汪曾祺視為小說學的精髓。我們從《汪曾祺全集》中隨便扯出一篇來，找不見一點兒違反沈先生教誨的地方。

所以散也意味著散淡，不跟風，不領潮。1987年，汪曾祺在小說集《茱萸集》的題記中自個兒給自個兒下了結(jié)論：我的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以視為別裁偽體。我年輕時有意領異標新。中年時曾說過：凡是別人那樣寫過的，我就絕不再那樣寫�，F(xiàn)在我老了，我已無意把自己的作品區(qū)別于別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與別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為我不會寫別人那樣的作品。也是1987年，他在美國回顧自己的創(chuàng)作歷程時說：我曾在一篇談我的作品的小文中說過：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我覺得這樣說是合乎實際的，不是謙虛。主流是什么？我說不清楚，也不想說。我只是想：我悄悄地寫，讀者悄悄地看，就完了。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響亮。這是真話。

我年輕時曾受過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但是我已經(jīng)六十七歲了。我經(jīng)歷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從云層回到地面。我現(xiàn)在的文學主張是：回到民族傳統(tǒng)，回到現(xiàn)實主義。（《自序》）回到民族傳統(tǒng)，回到現(xiàn)實主義聽上去很主流，不是嗎？其實不然，在汪曾祺看來，熱衷于抒情與議論是白話文盛行以來寫小說者的流行趨勢，他覺得大多數(shù)可有可無。

汪曾祺沒說這個現(xiàn)象的物質(zhì)原因，我?guī)屯粼�祺補一句：因為現(xiàn)代印刷術太方便了，紙墨印刷，都不甚值錢，所以書可以印得很厚，話可以說得很長。汪曾祺逝后，文字發(fā)表陣地很大一部分轉(zhuǎn)入網(wǎng)絡，就更沒關系了，兩百萬字起碼，最高紀錄好像是一千六百多萬字。

總結(jié)起來，汪曾祺認為小說首重語言，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結(jié)構可以隨便，但要點是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作者的情懷，要放在敘事的字里行間里，用抒情的筆觸敘事。（《小說筆談》）

他舉了兩個例子：我寫《徙》，原來是這樣開頭的：

世界上曾經(jīng)有過很多歌，都已經(jīng)消失了。

我出去散了一會步，改成了：

很多歌消失了。

我在《異秉》中寫陳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藥就寫碾藥，裁紙就寫裁紙，兩個字就算一句。因為生活里敘述一件事就是這樣敘述的。如果把句子寫齊全了，就會成為：他生活里的另一個項目是碾藥，他生活里的又一個項目是裁紙，那多嚕嗦！汪曾祺認為：我犧牲了一些字，贏得的是文體的峻潔。

短，才有風格。現(xiàn)代小說的風格，幾乎就等于：短。（《說短與友人書》）這種對語言的極致追求，既是現(xiàn)代小說的風格，也是一種古典的美學追求，但不是古代白話小說的風格，白話小說脫胎于話本，本身就有拖沓冗長的敘事毛病。然而自唐宋之后，已經(jīng)不用刀子往竹簡上刻字了，但文人雅士，仍然辭尚古簡，而且書畫同源，以留白為美。汪曾祺擅書畫，這個道理他當然懂。

所以散的另一面是通。

打通古典與現(xiàn)代，打通現(xiàn)代與當代，打通雅言與俗語，打通小說與散文，以及書、畫等其他藝術形式，更重要的是，創(chuàng)作理念上，打通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與使這個世界更加詩化。汪曾祺可稱當代文學中的一位難得的通人。

所謂最后一個士大夫的稱呼，其實是站在經(jīng)歷了斷裂與單面化的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立場上，驚異于對另一種美學傳統(tǒng)的發(fā)掘。汪曾祺生長于那種美學傳統(tǒng)的尾聲，經(jīng)過民國既關懷鄉(xiāng)土嬗變、又追躡世界潮流的文學教育洗禮，再身歷建國初對民間文化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正如汪曾祺自述經(jīng)歷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從云層回到地面，他自己也成了中國自晚明以來的近世文學傳統(tǒng)送給20世紀80、90年代文學的一份禮物。

鐵凝在《相信生活，相信愛》中引一位評論家的話評價汪曾祺：在風行現(xiàn)代派的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以其優(yōu)美的文字和敘述喚起了年輕一代對母語的感情，喚起了他們對母語的重新熱愛，喚起了他們對民族文化的熱愛……他用非常中國化的文風征服了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顯出特別的新潮，讓年輕的人重新樹立了對漢語的信心。

這一點，汪曾祺自己也有信心。他回答過一個問題：沈先生三十年前寫的小說，為什么今天還有蓬勃的生命呢？他說：這個問題很不好回答。我想了幾天，后來還是在沈先生的小說里找到了答案，那是《長河》里夭夭所說的：

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沈從文和他的〈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