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在1559 年至1715 年這一個半世紀里，歐洲幾乎常年處于戰(zhàn)亂之中，國家間的和平時期不超過30 年，而進行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時間則長達100 年。在這些戰(zhàn)爭中，全部或大部分的主要歐洲國家都同時參與其中。雖然戰(zhàn)事在整個歐洲歷史上司空見慣，但由于在1559 年至1648 年這將近一個世紀里，戰(zhàn)爭的主要誘因是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宗教沖突，而這種源于信仰的沖突不僅容易爆發(fā)，而且極具破壞性，因此這100 多年的戰(zhàn)爭別具一格。在17 世紀中期以后，戰(zhàn)爭出現(xiàn)了持續(xù)時間長、格局有序等特點。因此，我們研究的這一歷史區(qū)間，包括歐洲宗教戰(zhàn)爭的頂峰和衰落。
　　16 世紀晚期和17 世紀初期，伴隨著國內戰(zhàn)爭和叛亂的出現(xiàn)，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戰(zhàn)爭紛繁復雜。盡管路德（Luther）本人并不是一名政治活動家，但他于1517 年掀起了一場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16 世紀中期，隨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好戰(zhàn)派的出現(xiàn)，信仰沖突加劇了。1562 年至1598 年的法國內戰(zhàn)，反抗腓力二世的尼德蘭叛亂，反抗瑪麗· 斯圖亞特（Mary Stuart）的蘇格蘭叛亂，1588 年西班牙對英格蘭的侵略，1618 年至1648 年德意志的三十年戰(zhàn)爭，1640 年至1660 年的清教徒革命以及1688 年至1689 年英格蘭的光榮革命，全部屬于宗教沖突。當然，其中也不乏其他因素。那是一個遍布斗士和殉道者的時代，是一個充滿陰謀和刺殺的時代，是一個軍隊吟誦圣詩和暴徒激情燃燒的時代。最好戰(zhàn)的斗士非約翰· 加爾文（John Calvin）和圣依納爵· 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的信徒莫屬了。加爾文教的信徒取得了對蘇格蘭和尼德蘭共和國的控制權，臨時控制了英格蘭，并企圖掌控法國、德意志、波蘭以及匈牙利。天主教復興于16世紀中期，但直至17 世紀晚期，天主教徒從未放棄過恢復基督教會完整和統(tǒng)一的嘗試。在法國、佛蘭德斯（Flanders）、奧地利（Austria）和波希米亞（Bohemia）等國，他們都成功地鎮(zhèn)壓了新教。在這場非同尋常的競爭中，雙方都將大量善于雄辯、家資殷實、位高權重的人士吸納到自己的陣營之中，都逐漸失去了征伐的熱情。
　　1648 年，特別是在1689 年以后，在歐洲國家間的戰(zhàn)爭中，宗教仍然是一個破壞性因素，但它不再是沖突爆發(fā)的共同點。1688 年至1713 年肆虐歐洲西部，以及1683 年至1721 年肆虐歐洲東部的大型戰(zhàn)爭，比早些時候的國內戰(zhàn)爭和叛亂規(guī)模更大，但由于主導戰(zhàn)爭的不是反叛者和遠征軍，而是社會上層的國王和將軍們，所以其對固有秩序的影響較弱。在本書結尾部分的戰(zhàn)爭，中止了1559 年至1648 年間由于信仰而爆發(fā)的沖突，在主要歐洲國家中形成了一個更為穩(wěn)定的勢力均衡。
　　以上是本書所要講述的梗概，但還不止于此。1559 年至1715 年這段時間，受尖銳的意識矛盾影響，人們在政治、經(jīng)濟、社會以及文化方面，取得了廣泛的進步。一些歷史學家將這一時期定性為“專制主義”，而另一些歷史學家則給它貼上了“重商主義”的標簽，還有人聚焦于資產(chǎn)階級的發(fā)展，或憲政和代議制政府的產(chǎn)生。對科學歷史學家來說，這無疑是一個科學革命的時代；對藝術歷史學家而言，這是一個巴洛克的時代；對文學歷史學家，這是戲曲的黃金時代；而社會歷史學家則傾向于認為，這段改革和啟蒙的歲月，充斥著饑餓、瘟疫、貧窮、奴役以及巫術的黑暗時光。觀點的多元化，不由得讓我們聯(lián)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但這個類比也有不當之處，因為那些研究早期近代歐洲的人既不是瞎子，也不固執(zhí)己見。由于16 和17 世紀的發(fā)展過于復雜，所以對它們的解讀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多樣性。為了從1559 年到1715 年發(fā)生的事件中發(fā)掘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必須就相互矛盾的力量——信仰沖突、政治專制、資產(chǎn)階級崛起、重商主義思潮、農業(yè)蕭條、文化創(chuàng)新及社會壓迫——如何不間斷地相互作用進行觀察， 才能真正認識到，宗教戰(zhàn)爭時期對歐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自由包容、政黨政治、王權藝術、經(jīng)商之道、社會結構、科學、哲學及藝術等所產(chǎn)生的永恒影響。
　　1559年的歐洲
　　16 世紀中期，歐洲社會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
　　觀察1559 年的歐洲地圖，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呈現(xiàn)出一種令現(xiàn)代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格局。政治上，歐洲可以劃分為三塊區(qū)域：西部、中部、東部，這種劃分成為下個世紀乃至更遠時期政治生活的一個基本事實。這塊地圖表明，奧斯曼帝國、波蘭–立陶宛聯(lián)合王國、俄羅斯莫斯科公國是東部區(qū)域的主要國家。該區(qū)域之所以看起來有點陌生，是因為那時波蘭與俄羅斯之間的邊境，和今天的相比要向東推移更多；另外，那時的整個巴爾干半島包含在奧斯曼帝國之中。由于宗教和文化的差異，奧斯曼的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被其他歐洲國家孤立了，整個歐洲東部地區(qū)被原始的經(jīng)濟、稀少分散的人口、松散的政治組織（奧斯曼人除外）以及根深蒂固的內部民族分裂所掣肘。在歐洲中部，相比于其他國家，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歷來是歐洲的商業(yè)和文化的領導者，直到16 世紀初期，一些事件的發(fā)生破壞了歐洲中部的政治架構。在15 世紀90 年代以及16 世紀20 年代，意大利的政治體系被法國、西班牙以及德意志的入侵者破壞殆盡，同時，1520 年至1555 年間，神圣羅馬帝國也由于內戰(zhàn)而陷入癱瘓，1555 年簽訂的《奧格斯堡和約》（Augsburg Peace Settlement）也未能解決這一問題。1559 年的歐洲地圖顯示，當時的歐洲中部看起來十分奇怪，因為神圣羅馬帝國吞并了今天* 的民主德意志和聯(lián)邦德意志、瑞士、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區(qū)、波蘭、意大利以及歐洲西部的低地國家。但該帝國并不是一個有凝聚力的國家，它由300 個不同的政治組織構成，這些組織的規(guī)模不大，也沒有形成聯(lián)盟。因此，歐洲中部政治上具有特殊性，并處于分裂狀態(tài)。與之相反，在歐洲西部，主要的大西洋國家西班牙、法國、英格蘭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已經(jīng)獲得了凝聚力，集聚了實力。地圖顯示，除法國的東部邊界向西縮進，尼德蘭還沒有分裂為今天的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以外，這部分區(qū)域與今天相比沒有多大變化。1559年，大西洋沿岸國家已有了相當強的國家認同感，在地域遼闊、人口密集的領土范圍內，國王在各自國家的政治組織中行使主權。此外，這些國家還擁有具有凝聚力的語言和民族意識。
　　劃分三塊區(qū)域的重要性在于，歐洲西部是該區(qū)域的政治中心和重心。到1559 年為止，西班牙和法國是最強大的兩個國家。在緊接著發(fā)生的宗教戰(zhàn)爭期間，英國和尼德蘭可謂是后起之秀，而主要的中東部帝國和王國仍然組織松散，積貧積弱。經(jīng)濟上也是如此，大西洋沿岸國家占據(jù)了第一梯隊，這些國家的商人是當時最成功的商人，主宰著繁榮的、不斷擴張的商業(yè)資本主義經(jīng)濟。與此同時，德意志與意大利的貿易和工業(yè)中心已經(jīng)萎靡，歐洲東部的農業(yè)發(fā)展也出現(xiàn)了停滯。政治和經(jīng)濟的成功也反映在藝術和文化方面，大西洋沿岸國家的人民成為歐洲文化的代表。因此，毋庸置疑，我們必須把焦點放在歐洲西部。
　　1559 年，即使是在歐洲西部最繁榮的地區(qū)，也依然受制于原始的生產(chǎn)技術，財富遠遠低于需求。于是，整個社會以一種極為不民主的方式運行著，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之間，有產(chǎn)者與無產(chǎn)者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在社會等級的頂端，少數(shù)的貴族領主壟斷著大多數(shù)的政治權力、社會特權和財富；而在社會的底層（可以說占七分之六的人口），數(shù)以百萬計的農民勉強維持生計，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從事技能工作、擁有財產(chǎn)以及享受生活。然而，這種等級制度并非一成不變，在歐洲中部和西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商人和律師與領主們就財富和地位展開了競爭，與此同時，身份卑微的店主和工匠也企圖分一杯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16 世紀晚期至17 世紀，大多數(shù)大西洋沿岸國家的城鎮(zhèn)階級，在數(shù)量和實力上都取得了大規(guī)模的增長。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他們失去了土地；在歐洲東部，他們的力量仍然微不足道。然而，即使是在歐洲西部，一個進入上流社會的商人與既有領主紳士之間的社會鴻溝依然大得驚人。紳士本人并不從事勞動，而他們卻有數(shù)目眾多的仆人為他們工作。于是，他們把時間花在娛樂、戰(zhàn)斗和狩獵上。他們揮霍無度，生活方式與下層人民截然不同，好像自己代表了一種更高級的物種。由于土地稀少而異常珍貴，領主紳士故意揮霍一部分耕地，將它們建成鹿園和休閑花園，并通過將爵位和財富遺贈給子孫，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
　　等級世襲原則在政治上的表現(xiàn)也同樣引人注目。無論在哪里，貴族都主導著政治舞臺，并將他們的權力一代代延續(xù)下去。在所有大國中，受到上天庇佑的王子、君主或帝王管理著貴族體系。在神圣羅馬帝國、教皇國和波蘭這三個君主政體國家，統(tǒng)治者由少數(shù)“選帝侯”選舉產(chǎn)生。而在其他地方，貴族頭銜是世襲的，它是一種形式的財富，由當權者傳給下一代。顯然，這一體系無法確保人才的延續(xù)：一個強大的國王可能會被他強大的兒子所替代，如1556 年在西班牙所發(fā)生的情況；或是一位不稱職的女王可能會被她才華橫溢的姐妹取代，如1558 年英格蘭所發(fā)生的情況；或是一位中庸的君主位置可能被他更為衰弱無力的兒子繼承，如1559 年法國發(fā)生的狀況*。
　　還有另一種重要的政治趨勢，以當時地位最為高貴顯赫的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為例。1559 年歐洲地圖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哈布斯堡家族控制著多元化、大面積的領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腓力二世（Philip Ⅱ），是12 塊歐洲不同領地、幾處北非據(jù)點和遼闊新大陸帝國的世襲統(tǒng)治者。他的叔叔，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是13 塊領地的世襲統(tǒng)治者，此外，他還被選為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腓力二世和斐迪南一世兩人統(tǒng)治的地盤加起來，相當于今天14 個歐洲國家和3 個北非國家。哈布斯堡家族的君王出類拔萃，但他們看重的是家族而不是國家的權力，其統(tǒng)治方式阻礙了國家的發(fā)展。通過繼承、聯(lián)姻、戰(zhàn)爭和外交，他們收集高貴的、像項鏈上的珍珠一樣的頭銜。通過代理人，他們對每一塊領土進行獨立的統(tǒng)治。其他主要的名門望族是：瓦盧瓦家族（Valois）、吉斯家族（Guise）、波旁家族（Bourbon）、奧蘭治家族（Orange）、都鐸家族（Tudor）、斯圖亞特家族（Stuart）、維特爾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瓦薩家族（Vasa）和羅曼諾夫家族（Romanov）。它們效仿哈布斯堡王朝的模式，胸懷建立王朝的抱負，發(fā)動王朝的戰(zhàn)爭，這些戰(zhàn)爭往往給他們統(tǒng)治的人民帶來不了任何好處。近代早期歐洲的政治體系中，建設國家和建設家族之間的矛盾，始終未能得到解決。
　　新的、陌生的宗教問題惡化了舊有的、熟悉的政治問題。自馬丁· 路德掀起叛亂后的40 年里，歐洲中部和西部的人們逐漸加入彼此敵對的新教和天主教陣營。此外，新教分裂成了許多相互敵對的教派：路德教派（Lutheran）、加爾文教派（Calvinist）、茨溫利教派（Zwinglian）、再洗禮教派（Anabaptist）、英國國教，它們之間彼此仇視和敵對。1559 年，宗教的分布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天主教牢固地控制著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新教則穩(wěn)固地控制著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斗爭仍在繼續(xù)進行。在法國、愛爾蘭、尼德蘭、德意志南部、波希米亞、匈牙利和波蘭，天主教徒的勢力占了上風，但他們仍然面臨新教徒強有力的挑戰(zhàn)。在英格蘭、蘇格蘭、德意志大部分地區(qū)、瑞士等地，新教徒的勢力占據(jù)上風，但他們同樣也面臨著天主教徒有力的挑戰(zhàn)。盡管情況瞬息萬變，但無論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沒有人愿意做出哪怕是一點點的妥協(xié)，或是求同存異。每個人都認為，宗教間的包容是不可忍受的。每一位君主都致力于宗教的統(tǒng)一，堅持認為自己有權力，將對基督信仰的一種特定解讀，強加到每一名被統(tǒng)治者身上。正如我們看到的，堅定的新教徒趨向于反叛他們的天主教君主，反之，虔誠的天主教信徒會與他們的新教君主走上敵對道路。
　　這還不是唯一的新問題。自16 世紀中期開始，歐洲的大部分地區(qū)都受到了人口壓力、通貨膨脹加劇、窮苦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等問題的影響。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人口總體上呈現(xiàn)上升態(tài)勢，以至于到1559 年為止，爆發(fā)于200 年前的黑死�。˙lack Death）所造成的巨大損失，終于得到了彌補。1460 年至1559 年間，人口的膨脹推動了農業(yè)的進步，工業(yè)及商業(yè)的發(fā)展。那是一個欣欣向榮的世紀。但在1559 年以后，情形則大不如從前：人口持續(xù)增長，所有可獲得的土地都已得到了開發(fā)，農民被迫在一塊更比一塊小的土地上耕作，失地農民只好到城鎮(zhèn)中尋找工作；失業(yè)率增長，食品供不應求，面包價格的增速超過了工人工資的增速，乞丐隨處可見。那些入不敷出的人——占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受到饑荒和鼠疫的威脅。只要收成不好，饑荒就乘虛而入，造成破壞性的影響。自爆發(fā)于200 年前的黑死病之后，鼠疫成為一種特殊的瘟疫，反復爆發(fā)，城鎮(zhèn)貧民窟里擁擠的人群首當其沖、深受其害。我們知道，人們對偉大巫術的病態(tài)崇拜始于16 世紀60 年代，作為宗教戰(zhàn)爭時期一個最具特色的現(xiàn)象，它的產(chǎn)生并非偶然。16 世紀晚期的女巫獵人不僅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專注于異端邪說與罪惡，對魔鬼和黑魔法著迷，他們還有另外一個迫切需求，那就是尋找替罪羊，以緩和社會災難所帶來的影響：貧窮、疾病、犯罪、饑荒、瘟疫、戰(zhàn)時屠殺、革命巨變，以及所有我們將要考察的陷入困境的社會的所有特點，對于這些社會災難，他們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最后也是具有諷刺性的一點是：在一個充滿分歧和不確定性的世界，至少有一個命題是每一個生活在16 世紀的男性，無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紳士還是農夫，都毫無異議的，那就是女性地位的恒久卑微。她們意志薄弱，身體柔弱，在社會上屬于從屬地位，經(jīng)濟上不獨立。毋庸置疑，她們在政治上沒有話語權。然而，在1558 年至1561 年間，三位女性卻擁有著巨大的政治權力。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成為英格蘭女王，瑪麗· 斯圖亞特成為蘇格蘭女王，凱瑟琳· 德· 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成為王太后和法國實際上的統(tǒng)治者。約翰· 諾克斯（John Knox）在他一本著名的小冊子《爆醒反抗畸形女團的第一聲號角》（The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1558）中，將男性對此現(xiàn)象的反應總結了出來�！耙粋�女人統(tǒng)治廣大男性，”諾克斯說，“是違背自然規(guī)律和上帝意志的。在公共事務中，女人是盲目的，她們的提議是愚蠢的，決策是沖動的。”盡管諾克斯對她們進行了言辭批判，但這三位女王仍然把持了政治舞臺的中心，長達30 年之久。這的確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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