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銅器的出土，西漢時期便有記載。當時研究者的興趣側(cè)重于銘文文獻價值，對于這些銘文書法藝術(shù)價值， 到宋代才較為重視。
      宋人薛尚功所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已將這些銘文已經(jīng)視作“法帖”�？梢娛咳藗儗τ谇嚆~器銘文書法藝術(shù)的重視程度。
      清乾嘉至民國期間，金石學走向繁盛，許多重要青銅器相繼出土�；始业摹段髑骞盆b》、《寧壽鑒古》、《西清續(xù)鑒甲編》、《西清續(xù)鑒乙編》的編撰。私人的有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吳式芬《捃古錄金文》、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余論》、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等青銅器書籍的相繼出現(xiàn)，足見一時之盛。
      眾多的書法家們在此研究成果基礎(chǔ)上，不僅對銘文文字的辨識有了極大的提高，對青銅器銘文書法的關(guān)注和理解水平上，也遠超兩宋。張廷濟摹寫規(guī)矩；陳介祺 ‘兼體’并雜；吳大澂以小篆筆法寫金文，精熟過人；黃牧甫在小篆金文間徘徊，靜穆端飭；吳昌碩以石鼓為本，蒼雄渾厚；王福庵取小篆筆意結(jié)合金文字形，古雅嚴整；羅振玉、容庚自然古雅，文氣十足；胡小石駁殘遲澀，金石味十足；黃賓虹揉進畫法，古意別具。他們從斑駁古奧的前代銘刻中各自獲得藝術(shù)的靈感，超越前代，自立面目。且不僅在書法創(chuàng)作上，在篆刻作品中也大量的借鑒和運用金文，以金文入印，開了一代風氣。且影響深遠。
      這時期，乾隆年間出土的散氏盤，道光年間出土的大盂鼎、毛公鼎，光緒年間出土的大克鼎等重器銘文，被人們競相臨習至今，成為學習篆書的必修范本、聲名顯赫的金文名帖。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累年的考古發(fā)掘，出土了眾多的重要商周銅器，其中有不少銘刻著精彩銘文的國之重器。在商周斷代工程，歷史文獻資考據(jù)料上，獲得了眾多的發(fā)現(xiàn)和珍貴的資料。這些精彩的金文銘刻，在藝術(shù)上，與上面的那些名帖，既有風格類似，又有卓然不同，別開生面者，古奧、質(zhì)樸、雍容、整飭、典雅，皆大有可觀。至今少有從書法藝術(shù)范本的角度單獨呈現(xiàn)。今選出10種精品，分冊付印，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