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者語
      嚴復(fù)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維新派的重要理論家、著名的翻譯家。1897年，嚴復(fù)將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意譯成《天演論》，此書在《國聞匯編》刊出后，產(chǎn)生了連作者本人也始料不及的巨大社會反響�？涤袨殚喭甏藭�后，稱嚴復(fù)“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并發(fā)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贊嘆。胡漢民也在《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中稱: “自嚴氏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嚴復(fù)這一振聾發(fā)聵的譯著，一百余年來整整影響了幾代人，使他在無意中扮演了一個中國思想啟蒙進程中的重要角色。
      清朝末年，英國正處于維多利亞時代，其政治、經(jīng)濟穩(wěn)定，社會繁榮、思想活躍、學術(shù)風盛，自由主義思想得到進一步發(fā)展； 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等的學說風行于世。甲午戰(zhàn)爭及《馬關(guān)條約》的簽訂，使嚴復(fù)從日本、乃至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中，看到了他們在社會治理、政治及經(jīng)濟方面的先進。而與之相對的是，泱泱中華帝國在自大和封閉中掩藏的腐敗和羸弱暴露無遺。值此即示，以嚴復(fù)為代表，中國一大批最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譯介西書，傳播西學，介紹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制度；一時間，“師夷之長技”成為朝野共識。
      《天演論》并非《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全譯，嚴復(fù)在翻譯中進行了選擇性“意譯”，并針對中國的當時現(xiàn)狀進行了評述，借機闡發(fā)了自己的觀點。因此，譯稿一經(jīng)他手，就變成了一份宏大而精彩的政論文。甚至魯迅也贊言，《天演論》不是譯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
      《天演論》問世至今已一百多年，嚴復(fù)在書中反復(fù)闡發(fā)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為救亡圖存的中華有識之土敲響了警鐘;字里行間那種渴望民族自強、中華復(fù)興的精神令人欽佩，這正是我國早期留洋知識分子為我們留下的重要精神財富之一。
《天演論》的核心思想是生存競爭學說，以及團結(jié)民眾的“合群”思想對社會加以有序、有效管理的探索和憧憬�！疤煅葜�事，將使能群者生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這句鏗鏘有力的話，至今仍然回響在我們的耳邊。今天，我國的國力與晚清時代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強國強種的目標及世界范圍內(nèi)的各種競爭依然存在；當然，這是在社會的另一個歷史階段和另一種形勢下的競爭，這種競爭依然考驗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團結(jié)、智慧和不息的進取精神。
      或許，這正是《天演論》面世一百多年來仍具有奕奕風采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們今天注譯《天演論》意義所在。同時，為了讀者能全面了解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原作的基本觀點，我們更組織譯者對《進化論與倫理學》進行了完整翻譯，并將其附錄書中，以利讀者對嚴復(fù)進行意譯時所面對的赫胥黎的原著有全面了解。
      編譯者語
      《天演論》一書，是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譯家嚴復(fù)根據(jù)英國著名自然科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 撰寫的一篇超長論文。赫胥黎是堅定的達爾文主義者，被稱為“達爾文斗犬”。在他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中，他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界萬物生長、優(yōu)勝劣汰的原因及其規(guī)律；提出了唯心先驗論觀點，即“人類社會的倫理關(guān)系，不同于自然法則和生命過程，人類具有高于動物的先天‘本性’，能夠相親相愛，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競爭，正是由于這種天性，人類才不同于動物，社會才不同于自然，倫理學才不同于進化論�！边@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一書的基本觀點。然而，生逢末世，體味過世態(tài)炎涼的嚴復(fù)卻在《天演論》中駁斥了赫氏的唯心觀。他在對原文，揚長避短，有選擇地節(jié)譯并加以發(fā)揮，用其深刻的論證，使《天演論》在中國掀起一股蔚為壯觀的思想革新風潮。
      甲午戰(zhàn)敗以后，中國面臨著西方列強的經(jīng)濟掠奪與領(lǐng)土侵略，社會危機不斷擴大加深。許多有識之士與一部分愛國知識分子，都深為祖國前途和命運擔憂。但是，處于黑暗之中的他們，苦于沒有正確的方法論，而被套牢在舊學的鎖鏈里。這時，嚴復(fù)的《天演論》恰到好處地為他們送來了一線嶄新的希望。在書中,嚴復(fù)發(fā)揚了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觀，并把這種進化觀引入到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中來。這是與赫胥黎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本著救亡圖存的愛國思想所闡述的最精彩的部分。他在《天演論》中指出，人類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互助，團結(jié)以“保群”，這些都是“天演”(進化) 的結(jié)果， 而不是原因，是“末”而不是“本”。人就其本質(zhì)來講，與禽獸萬物一樣，之所以“由散入群”，形成社會，完全是由于彼此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開始人就有與動物完全不同的同情心、“天良”和“善相感通”，因此，生物競爭，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的自然進化規(guī)律，也同樣適用于人類社會。嚴復(fù)認為，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也是一個大競爭的格局。誰最強橫有力，誰就是優(yōu)勝者，誰就能立于不敗之地，求得生存,求得發(fā)展，否則，就要亡國滅種。根據(jù)這一觀點，他提出，歐洲國家之所以能侵略中國，就在于他們能不斷自強，不斷提高自己的“德、智、力”以爭勝。因此，中國人別再安自尊大，談什么空洞的“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實實地承認: 侵略中國的正是“優(yōu)者”，而被侵略的中國則正是“劣者”；在國際生存競爭中，中國正處在亡國滅種的嚴重關(guān)頭!
      《天演論》以物種生滅的自然進化規(guī)律,警告了國人亡國滅種的危險，激發(fā)他們發(fā)奮自強的決心。由此，它獲得了巨大成功。當時《民報》在撰稿人胡漢民也指出:“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中國民氣為之一變�！�
      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全書共分導(dǎo)言和正文兩個部分，在譯述《天演論》時，嚴復(fù)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選擇，有評論，有發(fā)揮地來完成了這樣本奇書。他重點選擇原書中有關(guān)萬物進化的部分進行翻譯,至于社會倫理的部分，則基本上不予翻譯。這樣，就成為純粹的進化論了。而“天演論”這一書名，也只是赫胥黎原書名的一半。本著救亡圖存的宗旨，嚴復(fù)以進化論為武器，向國人敲響了自強保種的警鐘。在整個《天演論》中，嚴復(fù)將導(dǎo)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并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按語是嚴復(fù)自己的點評發(fā)揮，有些篇幅竟然超過了正文。對此，中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評論道:“嚴復(fù)翻譯《天演論》，其實并不是翻譯，而是根據(jù)原書的意思重寫一過。文字的詳略輕重之間大有不同，而且嚴復(fù)還有他自己的按語，發(fā)揮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嚴復(fù)的《天演論》，并不就是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边@個評論是中肯的。
      作為引進西學之第一人，嚴復(fù)在《天演論》的《譯例言》里，寫出了他對翻譯的標準，“譯事三難: 信、達、雅”。信，主要是指忠實于原作的內(nèi)容；達，主要是指語言通順易懂、符合規(guī)范；而“雅”，就是要使譯文流暢，有文采。這三個翻譯標準對后世譯界影響重大，因為在他以前，翻譯西書的人都沒有討論到這個問題。而嚴復(fù)提出這一問題，使后來譯書的人總難免受他這個標準支配。在《天演論》中，嚴復(fù)對“雅”字的要求,極為苛刻。他認為“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在嚴復(fù)看來，要說清楚的道理，即使是古代人聞所未聞，直到近代才被人們發(fā)現(xiàn)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漢以前字法句法”不可。如果用現(xiàn)代口語，則根本無法說清。他一生極喜桐城古文，所以，在翻譯時，他并不是采用直譯的方式，而是用先秦古文的文體來翻譯的。這比今人用白話直譯的方式而言，難度要大許多。眾所周知，嚴復(fù)的中西文功底十分深厚，然而，即便如此，嚴復(fù)在譯書之時，也時�！盀橐幻�之立，而旬月躇躕”；“步步如上水船，用盡氣力，不離舊處； 遇理解奧衍之處，非三易稿，殆不可讀。”
      嚴復(fù)的好友吳汝綸在《天演論》的序中評論: “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他認為，嚴復(fù)的譯文“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文筆古雅耐讀，自是十分可喜。同時，他也表示出這種古文與現(xiàn)代普通人群之間的差距，會影響到《天演論》本身與讀者之間的溝通。他說，“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人，而后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而嚴子乃欲進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舛馳而不相入也"
      另一位最早讀到《天演論》譯稿的知名人士梁啟超，在大贊《天演論》之后,也指出了這種秦漢古文文體在普遍推廣上的局限性，由此，在他與嚴復(fù)之間還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文風之辯”。梁啟超說“著譯之業(yè)，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而對于這一點，嚴復(fù)早已在其譯著《天演論》的《譯例言》中有具體說明; 他對自己的譯文，“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這種文風的復(fù)古態(tài)度，是既明確又堅定的。自己認為他翻譯的是“學理邃賾之書”，“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而是“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可見嚴復(fù)翻譯西方資產(chǎn)階級著作，只是為了先喚醒少數(shù)“多讀古書之人”。，正是由于全新的內(nèi)容以及謹嚴的古文格調(diào)，嚴復(fù)首次翻譯的是《天演論》，“可謂是舊瓶裝新酒”，在當時的知識界是獨一無二的, 引起了大多數(shù)學土精英的思想震動，從而獲得了普遍的贊譽。自他的《天演論》之后，中國整個民風、思想才從知識分子階層開始逐漸普及到一般民眾中來。后來，晚清名士吳汝綸把《天演論》刪節(jié)后，在學校作為教科讀本使用，由此才形成了普及全國的進化論風潮。
      《天演論》在中國近代所起到的影響，可謂是驚人的。因為它影響到了改變中國命運的許多關(guān)鍵人物。近代一大批有識之士,由《天演論》而獲得了嶄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因他們的改變從而影響了舊中國命運的方向。“適者生存”、“優(yōu)勝劣汰”的口號，不僅直接影響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推進了維新變革思想與實踐；也一直流傳到后世，無論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還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如陳天華、鄒容、秋瑾、孫中山、魯迅、吳玉章、朱德、董必武、毛澤東等人，都自稱受到過《天演論》的影響。
當嚴復(fù)《天演論》譯作的初稿完成之時，首先就給梁啟超、桐城派的吳汝綸以及譚嗣同、呂增祥、熊季廉、孫寶瑄等好友閱覽指正。諸友讀后，無不拍案叫絕。先從最早的康有為說起。他向來以才高八斗而自居, 目空一切，在看過《天演論》后，感慨謂“眼中未見有此等人”，認為嚴復(fù)所譯的“《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最早接觸到嚴復(fù)譯稿的梁啟超，在該書尚未出版時就加以宣傳并據(jù)此寫文章、發(fā)議論，宣傳“物競天擇”的理論，并稱譽嚴復(fù)“于西學中學，皆為我國一流人物”。譚嗣同在看過《天演論》之后，即向友人推薦說: “好極，好極。在維新變法時代，雖然嚴復(fù)與康、梁等人采取了不一樣的救國方針(他強調(diào)治本，以教育民眾為基礎(chǔ)，而康梁則提倡直接更改國制),但是，他們的思想出發(fā)點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救亡圖存的偉大宏愿。因此，同樣是變法維新，嚴復(fù)與康、梁等人相比較，有著明顯的不同。他的文章意新而語古，在當時獨樹一幟。由于所受教育經(jīng)歷不同，康、梁二人皆是以中國舊學為武器，從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場，來論述維新的重要性，故不時有牽強附會之處,這一點連梁啟超自己也是承認的；而嚴復(fù)所用的則是近代西方的資產(chǎn)階級政治理論學說，這些學說無疑是全新的、且是更具戰(zhàn)斗力的思想武器。
再說說文化巨匠魯迅。在他的《瑣記》中，曾有過這樣的敘述:“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 計惟有天造草昧……’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葛也出來了�！薄�…當他因看《天演論》而受到長輩呵斥的時候，他“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么‘不對’，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摘自《朝花夕拾?瑣記》。)”可見，當《天演論》影響到魯迅之時，他還只是一個黃毛少年。它在魯迅心中建立起了早期的進化論思想，使他認識到現(xiàn)實世界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fā)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雖說魯迅也曾不客氣地批評嚴復(fù)的譯書譯來費力，看來吃力，但他評價他譯得最好的《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diào)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辈⒃u價嚴復(fù)“畢竟是做過《天演論》的”，“嚴復(fù)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敏銳的人”。
      除魯迅外，大文豪胡適也是一個明顯受到《天演論》風潮影響的重量級人物。1905 年春，胡適進入澄衷學堂。一天，國文老師楊千里先生竟然用吳汝綸刪節(jié)的譯本《天演論》拿來做了國文課的教材用。胡適后來回憶道: “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 老師)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fā)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胡適原名胡洪，在受到“物競天存，適者生存”的口號感染下，他將名字改為“適之”。在他后來考試留美官費時，正式使用了“胡適”的名字。除他之外，在《天演論》的浪潮下，許多人改了自己的名字。時間，“競存”、“天擇”的類似名字就多了起來。胡適的名字就是《天演論》留給他的永久性紀念，是時代賦予的具有保種自強、救亡圖存特色的名字。
      從1896 年起，嚴復(fù)開始翻譯《天演論》，直到1898 年正式出版，歷時3年。這正是民族危機空前深重、維新運動持續(xù)高漲的時代�！短煅菡摗繁局皇潜究破兆x物，但由于滲入了譯者嚴復(fù)的政治理想，它竟演變成為一本以“物競天擇”為代表口號的政論性書稿。恰逢亂世，它讓中國人用一種另外的眼光和方法，重新認清了自己，并引起了中國近代思想界的強烈震動。無論是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或桐城派的吳汝綸、呂增祥、熊季廉、孫寶宣及味經(jīng)書院“諸生”等等，皆讀過《天演論》早期的稿本或抄本。其后，《天演論》借助出版，開始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它版本眾多，約30 余種，最有代表性的為1897年《國聞匯編》刊載的《天演論懸疏》。印刷版次最多的是商務(wù)版《天演論》，影響也最巨大。當時的仁人志士，孫中山、魯迅、胡適等人，無一不受其影響�！短煅菡摗芬云洫毺氐膬�(nèi)容與深邃的思想感染著那個時代的每一個讀書人。在中國屢次戰(zhàn)敗之后，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后，這個“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使無數(shù)國人覺醒。晚清學士王國維在1904 年撰就的《論近年之學術(shù)界》中稱:“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之耳目……以后，達爾文、斯賓塞之名騰于眾人之口,‘物競天擇’之語見于通俗之文。”它成為中國第一本系統(tǒng)介紹進化論，并產(chǎn)生巨大社會影響的譯著。自《天演論》問世后，進化論在中國知識界蔚然成為一股具有影響力的思潮，許多人步嚴復(fù)的后塵，譯介有關(guān)進化論的著作,可以說《天演論》是進化論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里程碑，標志著近代自然科學的重要方法論進入了中國。
      晚清名士吳汝綸看《天演論》初稿之后，大嘆“得吾公雄筆，合為大海東西奇絕之文,愛不釋手”。
      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吳玉章在晚年回憶說:“《天演論》所宣揚的‘物競天擇，優(yōu)勝劣敗’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們當時不少的知識分子，它好似替我們敲起了警鐘,使人們驚怵亡國的危險，不得不奮起圖存。”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說:“五十年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fù)第一。
      毛澤東稱嚴復(fù)是“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前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中國人”。
      從以上歷史名人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到嚴復(fù)和他的《天演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深遠影響。自《天演論》之后，國人紛紛開始用進化及競爭的目光，為近代社會尋找出路。《天演論》的傳播，無論是從方法論，還是就思維方式來說，在國人的思想啟蒙歷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開始進人中國，《天演論》的影響才逐漸退出了它的歷史舞臺。但,它的歷史功績無疑是值得后人肯定和懷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