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是從淪陷區(qū)文學研究開始自己的學術思考，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一直未離開這一領域，但帶的十幾屆博士生中，只有馮昊一個人選擇了淪陷區(qū)文學研究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我的學生選擇做租界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章太炎研究等題目的，各有其難度。馮昊選擇淪陷區(qū)文學研究，且在后來繁忙的工作中一直未丟棄這一研究，取得了成果，發(fā)表了諸多論文，爭取到了國家和教育部課題的立項。如今又有《民族意識和淪陷區(qū)文學》一書的出版，我想這其中當有他自己的學術興趣在。這種興趣，不只是學術研究的知難而進，也有對文學史的開闊把握和深刻感知。 
　　淪陷區(qū)文學雖然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特殊狀態(tài)，卻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形態(tài)，甚至說它帶有中國現代文學普遍性的趨向，反映出中國現代文學的本質性特征也不為過。20世紀初的中華民族面臨存亡一線的危局，這是中國現代文學開始自身進程的最重要的背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壓力下，借助外來現代性思想資源開始民族復興，是中國現代文學面臨的包含歷史悖反的社會進程。中國現代文學的諸多重要問題都源出于此。近代西方列強強迫割讓、租借香港，在中國眾多重要城市設立租借地，隨后又有東方近鄰日本占據中國臺灣，進而并吞東北……在這些殖民地空間，誕生了中國現代文學，其形態(tài)最可能回答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殖民地半殖民地進程中的中國社會，會產生什么樣的中國現代文學？由于殖民地社會政治壓迫性、沖突性之顯著，其文學研究難免遭受政治判斷的影響。30多年前淪陷區(qū)文學研究尚是禁區(qū)，之后展開也曾承受諸多政治宣判的壓力。對淪陷區(qū)文學，以大義凜然、斬釘截鐵的政治結論一言以蔽之，是最保險的做法，但也失去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失去了一種值得珍惜的文化資源，馮吳這部著作要研究的“民族意識與現代文學”，就是淪陷區(qū)文學擁有的一種豐富資源。 
　　馮昊在“導論”中的“關鍵詞解釋”中將“民族意識”視為其研究淪陷區(qū)文學最重要的關鍵詞，并作了自己的梳理，顯現出“民族意識”的復雜內涵，它確實是淪陷區(qū)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核心價值所在。我們今天所關注的“民族意識”是源自中華民族傳統，又產生于“中國”這一現代國家的產生語境中的“民族認同”。19世紀末至今，中國社會往往被隔離為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間，例如本書所研究的“1931年至1945年”，中國大陸就有民國政府管轄地區(qū)、淪陷區(qū)和中共政權地區(qū)（蘇區(qū)、敵后抗日根據地），而如今也還有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qū)等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qū)。這種情況使得“民族認同”既表現為國族認同，也表現為倫理價值認同、文化審美認同因而其內容有了不同的模式，而不同模式及其關系才足以揭示“氏族認同”的內涵。淪陷區(qū)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被外來殖民國家統治的地區(qū)，殖民地環(huán)境中民族意識的考察，是我們認識自己民族歷史、性格非常重要的內容，而這種考察的對象是文學，更足以讓我們深入自己民族歷史、性格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