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唯一激情乃是恐懼”
　　──羅蘭·巴特《文之悅》簡說一
　　羅蘭·巴特《文之悅》（Le Plaisir du texte）一書，是以沉思風格呈現(xiàn)出來的格言之作。全書結撰以四十六個斷片，循字母順序排列，大抵旨在以表面的有序示演潛在的無序，擬現(xiàn)語言的本質。此書談論欲望，審視身體，將語言的混雜看做達到極樂之境的契機，判定斷續(xù)可引動快樂，因而采取斷片的寫作形式。作為巴特晚期的一件代表作，它顯然把愉悅的道說和愉悅的寫作合一了，且放在前所未有的位置。這一自由的寫作境域，應該說是作者后期諸作的共居之地。
　　在《羅蘭·巴特自撰學記》（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1975）開頭的一個斷片里，作者說他的寫作有兩類文，一是具反沖或反抗的性質，因憤怒、恐懼、未明說的抗辯、輕微的偏執(zhí)狂、衛(wèi)護、事件而引致；另一則含主動的性質，因愉悅而引致。然而前一種文經寫作、修改、順應于風格的虛構，從而也含具了主動性。那么，說到底都因由愉悅或充滿了愉悅。前一類文最明顯的，是《批評與真實》（Critique et Vérité， 1966），為回擊皮卡爾（Raymond Picard）的《新批評還是新欺騙》（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而作。后一類文最明顯的，為《符號帝國》（L�餎mpire des signes， 1970）、《戀人絮語》（Fragments d�饀n discours amoureux， 1977）、《明室》（La Chambre claire， 1980）。
　　《文之悅》的標題涉及愉悅，其寫作卻是因由恐懼、未明說的抗辯和事件而引出。其中未明說的抗辯，如第三個斷片“絮咿”，我認為牽涉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
　　我得到一文。此文煩擾我�？煞Q之為絮咿。文的絮咿僅是語言的泡沫而已，受寫作之純粹需要的影響而形成。我們在此不是對付反常，而是與要求打交道。作者結撰他的文，使用一種乳兒的語言：急不可待，不假思索，發(fā)乎天真，嘖嘖嗒嗒的幽微的奔泄（這些含乳的音聲，卓絕的耶穌會士凡吉納康將之設想為介于寫作和語言之間）：這是毫無目的的吮吸的姿態(tài)，一種尚未分化的口欲的激動，將產生口福之悅與語言之悅這兩種口欲摻合了。你針對我而說以便我可讀你，然而我只是你傾卸此說的人物而已；在你眼中，我是烏有先生的替身，無象無形（依稀有點兒母親的樣子）；就你來說，我不是一個身體，甚至不是一個對象（我可不在乎：我并不是生命需要確認的人），而僅僅是一個宜于吐露的場地，接納物�；蚩烧f，此文講到底是你全然不醉之際寫成的；這類絮咿之文便是一種冷感之文，猶如一切要求皆是冷感的，直至欲望、神經癥在要求中形成了為止。①
　　這里，絮咿之文的作者指革命時的學生，他們禁止研究導師言說，自身卻大肆言說。羅蘭·巴特表達了未明言的憤怒�！耙�求”所處的區(qū)域是政治，它排逐了欲望。②羅蘭·巴特覺得這點不可忍受，這是他寫作《文之悅》的出自反沖的動力。在他眼里，政治是一種再現(xiàn)（表現(xiàn)），展呈為模擬者和原型的關系（模仿關系），其中有主從、源流的層級；而欲望則是一種生產，處于“重演者和模擬者的關系”③，它們是平等的，都為復制者，無主無次，互為源流，這也就是處在編織過程當中的“文”，其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無法預料的可能性。而“絮咿”則不需要對象，不把對方看作身體、看作文，因而是冷感的。
　　要祛除冷感，要使欲望、神經癥在要求中形成，創(chuàng)立烏托邦是一條途徑，羅蘭·巴特引用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對神經癥的界定：“對某一終極的不可能之事的過分認真而畏懼的理解�！雹芤簿褪菍�烏托邦的過分認真而畏懼的理解�！拔闹異偂薄⒂绕涫恰拔闹�醉”在很大程度上也為烏托邦觀念。“這是一種未來文化的觀念，源自徹底、聞所未聞、無以預見的革命�！雹�
　　二
　　羅蘭·巴特取一個視角，認定兩條邊線之間可以產生悅和醉。譬如使表面的政治之物非政治化，使表面的非政治之物政治化。但最關鍵的，則是“使必須被政治化之物政治化”⑥。因為除非不寫作，凡寫作，都是政治化之物。政治寄寓在基本的語句結構中，寫作者無法逃避�，F(xiàn)代性曾“竭力抵制為作品而設立的市場（憑著將自身游離于大眾傳播之外），抗拒符號（靠著免去意義，靠著癲狂）”⑦，然而正是由于現(xiàn)代性的非商業(yè)化的目的，方顯示了它的價值和用處，這實際上恰好成就了其商業(yè)化的功能，雖則違背它的初衷。
　　羅蘭·巴特的生命是寫作，是祛除陳詞濫調的語言運用，而政治語言是典型的套語，它將語言統(tǒng)一起來（“不論什么組織，均首先使語言統(tǒng)一�！雹辔覀儚牧_蘭·巴特這句話也可以領悟到斯大林為什么對語言問題這么感興趣），只有統(tǒng)一，才具力量，人類建造“巴別塔”的象征意義也正在于此。羅蘭·巴特的立場是要“介入政治”，進行戰(zhàn)斗，實現(xiàn)知識分子（人文學者）的歷史使命，他引用布萊希特《政治和社會論文集》的觀點道：“我將介入政治，似乎是推卸不了的�！�…我的整個生命必須致力于政治，甚至為政治而犧牲，都是完全可能的�！雹嵋环矫嬉�介入政治，一方面又要拋棄重復而老套的政治語言，這分寸怎樣把握？羅蘭·巴特的寫作自始即面對這一問題。受五月風暴的觸發(fā)，他“帶著恐懼……震驚地發(fā)現(xiàn)，源于政治的語言并不必然地是政治語言。”⑩這句話透露了這樣的意思，如果源于政治的語言不是重復而老套的政治語言，那么，這就是羅蘭·巴特內心想要把握的分寸。他對源于政治的語言的界定是：“一種以政治方式呈現(xiàn)的新型話語關系（這被稱為寫作）�！笔钦�治，然而消除了語言定型，使語言完全解體了，趨于羅蘭·巴特心目中所懸的標的——“寫作”。而語言的運用者（主體）失掉了固著點，也就失卻了按照語言以及語法或邏輯定型來進行構織的“虛假的相互關聯(lián)”。失去了基本而固定的表達手段，人類如何不恐懼？“政治以語言的完全解體來摶塑某個主體，但正是這種解體，方為成果；正是它，才具生產能力，才為‘殘存物’，而不是政治語言的傲慢；傲慢不是爐渣、糟粕。我必須以順從（隨物宛轉）的言語觸及政治，放棄特權，也就是拋棄語言虛假的相互關聯(lián)。這種解體惟有恐懼可以名之，不會有其他名稱�？謶衷醋詿o人知曉你所處的位置：了結諸種信仰，著手寫作，寫作乃是政治和醉的交合（而非連接）�！绷_蘭·巴特以此借用了霍布斯的“恐懼”這一術語，將他的一句話作為扉頁題詞，道：“我生命的唯一激情乃是恐懼�！眲t可以說“解體”（拋棄語言定型）是羅蘭·巴特“生命”（寫作）的“唯一激情”。原本以陳詞爛調面目呈現(xiàn)出來的政治，現(xiàn)在卻以語言的完全解體的面貌出現(xiàn)，這正是羅蘭·巴特心目中向往的“政治”，而這樣的“成果”則是由“解體”導致的，解體在不斷地進行中，從不凝止，這一過程正是生產能力的展顯。解體的過程、生產的過程中會產生爐渣、糟粕、殘存物，這種有形的東西再現(xiàn)了解體在運作著。而通常的政治語言具有固定的形式，硬是要求人們遵守，一副傲慢態(tài)。它不解體，因而沒有爐渣、糟粕。羅蘭·巴特在此形象地闡明了語言“解構”的性狀，具有生產能力的恰恰是語言的“解體”，而不是語言“傲慢的”固定形式。
　　三
　　然而不是居于其外地拋棄語言定型�？謶痔幵诮^對的隱秘狀態(tài)，其中的原因，羅蘭·巴特以為是“劈裂主體的同時依然使其保持完好”，主體經受了恐懼，與恐懼融為一體，但要明了恐懼，必須和恐懼分離開來。巴塔耶用譫妄的語言寫作癲狂，也說寫作不是為了發(fā)瘋，也要有分離的境況，因為“譫妄的語言無法使人傾聽從其自身之內涌起的恐懼”。羅蘭·巴特據此發(fā)問：“誰能寫作恐懼呢？”誰能用語言來寫作語言的完全解體呢？如何以語言結構的固有形態(tài)來寫作這一語言結構的破毀呢？
　　語言結構以其穩(wěn)固性而施行掌握事物的權力。羅蘭·巴特以為可取不勝數(shù)的寫作實踐擊碎這一權力，然而這種寫作又不得不襲用原有的語言結構。一方面要擊碎這一權力，另一方面又只得依順于這一權力，因而羅蘭·巴特將所運用的話語看做“自殺話語”，——運用話語，從而毀滅話語。他取“層層波浪中的浮子”保持不動這意象來喻示寫作居守在語言結構范圍內，然而漂移波蕩不已。
　　固有型式的語言結構，詞語，尤其是句子，是符合邏輯的單位，為依照定型進行連接并能夠終止的產物，因而是典型的意識形態(tài)之物�！啊�每一意識形態(tài)活動均呈現(xiàn)于綜合地完成了的語句形式中。’也可從相反的方向來理解朱利葉·克莉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這一命題：凡業(yè)已完成了的語句均要冒成為意識形態(tài)之物的風險�！比绱耍�最潔凈、最不受意識形態(tài)沾染的，就是“字”。書寫、文字優(yōu)于言說，亦正在于此。
　　艾駘構造了一個字母系統(tǒng)。接納這字母系統(tǒng)，字具有了基本性（通常呈以大寫字體）；表出其首席地位，強化了它自身作為字的本質：它在此是純粹的字，躲避了誘惑，不去與詞相連，不融化于詞，也就是不融化于非本質的意義。克洛岱爾曾談及漢字特性，謂其含具圖形之道，書寫之象。艾駘以其詩意之作，將每個偶然之字變成表意字，變成自足的“書寫行為”；他遣散了詞：誰想以艾駘之字寫個詞嗎？那會是種誤解，是種不通：艾駘以其字構織的唯一的詞、唯一的組合體，是他自身的名字，仍由兩個字組成。艾駘的字母系統(tǒng)自有抉擇，它否定句子，拒絕話語。克洛岱爾于此又助我們搖撼了思維的麻木，我們想當然地以為字僅為無生命的元素，惟有將其以中性形式接合并聚集起來，方可產生意義；他助我們理解單獨的字會是什么性狀（字母系統(tǒng)替我們擔保了字的單獨）：“字本質上是析分的：它構織的每個詞，皆可以眼以口拼讀出來，為有緒不移的言辭：字添補上這組件，同時也添補上那組件，在永恒的變化中創(chuàng)制并改變詞的外殼，此外殼任人擺布�！卑�駘的字是種確認（然而充滿了樂趣），它在詞任人擺布之前就將自身確定了，也就是從此組合到彼組合拆解開來：它獨自尋求延展，不是在句子之內循著與自身同型的方向，而是以其獨特形式的無止境隱喻的方式：是條嚴格意義上的詩的徑路，不是通向話語、邏各斯、（總是為組合關系的）理性，而是通向無盡的象征。如此便是字母系統(tǒng)的力量：重新發(fā)現(xiàn)字的自然力量。若字是獨自的，那它便是純潔的：我們把字接合起來，融入詞，此際，墮落便開始了。
　　構成艾駘的字母系統(tǒng)的獨特形態(tài)，是用女性身體的姿度、以大寫狀態(tài)單獨地描繪出來，這強調了字的單獨性。他的字母系統(tǒng)就是由一個一個字匯聚而成，其間沒有連接，不去按照順序排列成一個詞。這樣，艾駘的字母系統(tǒng)先于詞，外在于詞，完全處于語言的原樸狀態(tài)，充滿了象征性。這點正是羅蘭·巴特注目于文字這一書寫物的原因。
　　本書標題《文之悅》含著什么意思呢？此書1973年出版后，貝特朗·維薩熱（Bertrand Visage）在3月里對巴特作了專訪，談及“文之悅”蘊蓄的意義，巴特道：
　　“文之悅”這一表述可能是含兩種樣式的新東西：一方面，它使寫作之悅和閱讀之悅相等甚至同一（……）；另一方面，在這般表述中，“悅”不具審美價值：它與“觀照”文無關，甚至和“設想”、“參與”文也無涉；文若是“物”，這純粹是就精神分析的意義而論的：以欲望的辯證法，更精確地說，以反常的辯證法來理解文：文只在糾纏“主體”時才是“客體”。無“客體”，也就無愛欲，但主體若固定，文也就不存在了：全部問題都在這里，在這種顛覆里，這種語法的動蕩里。同樣，照我的想法，“文之悅”指涉美學尤其是文藝美學完全沒有探究過的一物，此物是“醉”（Jouissance），失去知覺（迷失）的樣態(tài)，取消了主體的樣態(tài)。那么，為什么說“文之悅”，而不說“文之醉”呢？因為在文的編織實踐里存在著主體離散的整個區(qū)域及幅度：主體可以使穩(wěn)固而協(xié)調（une consistance）（那時有本義滿足、完足、稱心、愉悅之類）向迷失（une perte）（那時有消除、漸次消失、醉之類）伸展�？上В�法語沒有一個詞能同時籠罩悅和醉；如此，須接受“文之悅”的含混表達，它時而專指（與醉相對的悅），時而泛指（悅和醉）。
　　在《薩德，傅立葉，羅耀拉》的序言里，則談及“文之悅”的標志。
　　將文想象作知識之物（用以沉思、分析、比較、映現(xiàn)等等），沒有比這更令人沮喪的了。文是悅之物。文之醉通常只具風格性質：存在著表達之樂，無論是薩德還是傅立葉，都不缺少這些。然而文之悅有時候以更加深切的方式實現(xiàn)（惟在此際，我們才可真正地說有文存在）：每當“文學”之文（書籍）轉生在我們的生命里，另外的寫作（他者的寫作）能夠寫下我們日常生活的斷片，一句話，每當出現(xiàn)了共存，就有文存在。如此，文之悅的標志便是我們能與傅立葉、薩德共居。與作者共居并不必定意味著在我們的生命中實現(xiàn)這作者于其書中勾勒的規(guī)劃（但這種結合不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形成了《唐吉珂德》的情節(jié)；唐吉珂德仍然是書籍的創(chuàng)造物，這是確實的）。
　　《文之悅》中譯本據法國瑟伊出版社1973年版譯出，另據《羅蘭·巴特全集》第二卷（瑟伊出版社1994年版）補入《增補》、《文論》兩篇。增入了數(shù)則羅蘭·巴特論說書寫與影像的文章或片段，優(yōu)美而別致，其中涉及東方書寫文明之處，尤有意趣。此書翻譯之際，每天一小段，有點兒舍不得譯完，然而還是在1994年5月譯竣了。遷延至今，方得印行，卻也給了我屢作修訂的時間，雖是如此，誤處仍恐磨除未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