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研究論叢（十二 套裝共2冊）》：
　　生活需要和墨家學派群體的實際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既要堅持歷史主義的觀點，又要運用整體性的系統(tǒng)方法，綜合創(chuàng)新是發(fā)掘研究魯班工匠精神的一個重要方法論原則。
　　一、墨子與魯班：“智者”與“巧者”的分工關系
　　在研究魯班思想精神的學者中，有不少人認為相關歷史資料太少，對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滿意。持這種意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以往的研究思路是將魯班的技藝工匠精神孤立于《墨子》之外，特別是認為魯班與墨子論辯技藝是基于彼此對立之上，這樣就難以將魯班研究深入下去。但是，我們認為，任何科學研究，既離不開研究者所處時代的思維方法發(fā)展的水平，也離不開對研究對象內(nèi)容的新發(fā)掘和新詮釋。因此，對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和詮釋，不能采取全然固守而不敢向前推進一步的態(tài)度，而要依據(jù)《墨子》全書拓寬研究視角，將研究魯班工匠精神的方法轉換得更為科學。
　　首先，如何看待墨子同魯班關于工藝制造及制造成果社會效用的論辯，歷來是有爭議的。傳統(tǒng)的看法是將二者的論辯詮釋為勝者與敗者的對立。這似乎有簡單化之嫌。因為墨子與魯班是同一學派群體的重要成員。他們之間關于工藝制造及其所制造器具之社會效用的論辯，不是基于彼此對立之上的，而是基于對工藝制造及其所制造器具的最佳社會效用方面，即如何更好地服從和服務于墨家學派“兼相愛、交相利”的根本宗旨及“非攻”“節(jié)用”等政治主張。對此，墨子的認識和要求比魯班要深刻得多，墨子認為制造出來的一切器具要有利于民生，而不能應用于享樂和征戰(zhàn)。而魯班的認識不是十分清楚，把握得也不夠精準。云梯之辯中，“公輸盤詘”而服之，就是很好的說明。我們不能認為他們的爭辯是“巧者”與“詘者”的辯論，應該看作墨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與其重要成員關于提高藝技的具體研討。這一論斷不是筆者的純邏輯推斷，而是建立在多方論據(jù)之上的。
　　其一，墨子與魯班既是同輩同鄉(xiāng)，又同是精通制造器具的手工業(yè)者。任繼愈先生依據(jù)《史記》等古籍文獻和今人王獻唐、童書業(yè)、楊向奎、張知寒等先生的考證，認為墨子與魯班同為邾國人；并進一步指出，近人從墨子學術文化淵源、文化類型研究指出邾婁文化，即鄒魯文化。因邾早于魯，邾文化也比魯文化先進。任先生說：“魯文化始于周公，邾文化可上溯到夏、殷。鄒魯文化都尚和平，反對戰(zhàn)爭，講仁義。春秋戰(zhàn)國時期，自然科學發(fā)展水平，以鄒魯為最高。古代舟、車、服、用器物，多稱以邾或婁，可推知來自邾、婁地區(qū)。相傳古代造車的奚仲，其墓地距墨子故里木石鎮(zhèn)不過十多里。與墨子同時的公輸般也生長在邾婁北端的卞山下�！雹俜绞诔�在他的《墨子源流考》中說：“鄒魯?shù)貐^(qū)，其俗喜學術，好技藝，頗似希臘之雅典。明乎此種關系，則魯為儒術最盛之邦，又為墨學淵源之地；以技巧言，輸之攻，墨之守，乃同出于魯人；庶可恍然知其故矣�！庇纱丝梢�，墨子與魯班既同輩同鄉(xiāng)，又同時同業(yè)。魯班是專注工藝制造的匠師，由于文化知識和思維能力的局限，不善于關注社會政治的發(fā)展與變革；墨子不僅善于關注工藝技術，而且因受業(yè)于儒，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歷史文獻，故更善于關注社會政治的發(fā)展與變革。魯班與墨子的此種差異，不是本質性的對立之異，類似于總工程師與技術員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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