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手 百年中國的東西潮痕》:

　　胡適：痛誡國人要反省 ——兼及講演《苦痛的反省》佚文之發(fā)現(xiàn) 1930年代初期，自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以來，關于國家危機與民族自覺的討論，成為中國公共文化領域的焦點話題。如何面對日本侵略，如何看待民族與國家命運，如何救亡圖存等等，是那個時代軍政要員、工商巨子、社會名流，尤其文士學者們經(jīng)常要予以評判與思索的命題。胡適（1891—1962）的“三大反省”，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誕生的。

　　所謂“三大反省”，即胡適所撰《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三篇文章。

　　這三篇文章，從1934年6月至7月，接連發(fā)表于《獨立評論》103、105、107號之上。文章發(fā)表后，迅即引發(fā)社會各界爭議，成為胡適涉足政治領域以來，一次特別重要的人生事件，是研究胡適思想脈絡繞不開的一處重要“路標”。

　　“三大反省”的核心思想，是告誡國人不要妄自尊大，不要輕視日本；要痛定思痛，知恥后勇。胡適強調(diào)說：“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筑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yè)不全是光榮呢？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罪孽所在，然后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

　　”這樣的論點，應當說鞭辟入里、深刻而樸實；但放到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語境中，仍未免讓大多數(shù)國人有些莫名其妙。在因“抗日”情境下而勃發(fā)的民族激奮情感之下，人們大多習慣于聽從情緒鼓動與信念激進的高調(diào)話語，對“反省”之類冷靜低調(diào)的語境，會在集體無意識之下產(chǎn)生抵制與漠視情緒。

　　無論國內(nèi)各界接受與否，可以看到，“三大反省”其實就是要求國民冷靜反省與努力實務，不要在空喊抗日口號的激奮情緒中，妄想以所謂“民眾力量”獲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同時，在“三大反省”的核心思想基礎之上，也確立了胡適這一時期的中日外交策略，即盡一切可能利用國際博弈來牽制日本：一方面達成階段性和平，避免中日進入全面戰(zhàn)爭狀態(tài)；另一方面，階段性和平所爭取到的時間，要在內(nèi)部達成統(tǒng)一意志，全力促成國際聯(lián)盟的形成。換句話說，中日開戰(zhàn)的后果，是中國必敗，中國當時的國力難以主動迎戰(zhàn)；而爭取階段性和平，比直接一炮打響的戰(zhàn)爭本身更為艱難。這就是胡適“知易行難”理念框架之下的“和比戰(zhàn)難”的觀點。這一觀點的獲得，并不是胡適在書齋里空想得出的結論，而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后，親自走訪面晤張學良、蔣介石等軍政要員之后，才論證演繹出來的。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直到1938年9月，胡適臨危受命，正式出任駐美大使之前，這七年間，他基本上一直持“和比戰(zhàn)難”的觀點。

　　“三大反省”對于胡適而言，是他對九一八事變之后國內(nèi)外形勢的總的研判之結果。在“三大反省”出爐之前，有一篇《慘痛的回憶與反省》，載于《獨立評論》第十八號（1932年9月18日），顯然，這是專為九一八事變周年所作。該文總結了國民黨執(zhí)政以來四五年的轉(zhuǎn)變，稱國民黨在北伐時曾得多數(shù)人的擁戴，但執(zhí)政后，“這個新重心因為缺乏活的領袖，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與計劃，能唱高調(diào)而不能做實事，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鉗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這四五年來，又漸漸失去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了”。這是批評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腐敗，這是呼吁中國知識分子要奮起，全力擔負起重建社會重心的責任。這可以看作是胡適對國民黨政治的失望，轉(zhuǎn)而強調(diào)國民的自覺與自救；也由此逐漸梳理出了后來“三大反省”的核心訴求——即反求諸己，要求國民以人人反省之自覺來自救，方可再救國。

　　殊不知，胡適在其“反省論”的構筑歷程中，在上述“慘痛反省”及“三大反省”之間，尚有一篇《苦痛的反省》講演稿存在，其內(nèi)容與核心理念，雖仍是強調(diào)反省之必要，但已然是從“回憶”走向“信心”的中轉(zhuǎn)站，是緊接著“三大反省”的雛形。這一稀見史料，就刊載于1933年4月27日、28日的《世界日報》“教育界”版面之上，胡適《苦痛的反省》講演報道及整理稿均在此呈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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