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筆下,諸多清趣:可以品春韭秋菘、觀世間芳菲,亦可享琴瑟之樂、賞四時風物。擷為小品,則煙霞滿紙,充滿人間情味。工作生活之余若擇一二美文閱讀,如餐后精巧的點心,怡情養(yǎng)性,通曉古今。讀小品,體味文字間的清閑雅致,字里行間的山水花鳥,寫意人生。
小品文就是閑人于閑日寫的閑書,表現(xiàn)的是閑情,諸如王羲之蘭亭雅集、蘇東坡承天寺夜游、袁中郎虎丘聽歌、張宗子湖心亭看雪……
紅雨亂飛,閑花笑也;綠樹有聲,閑鳥啼也;煙嵐滅沒,閑云度也;藻荇可數(shù),閑池靜也;風細簾清,林空月印,閑庭悄也。明代小品文家華淑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悠然閑適的生活圖景,而他就在這閑花、閑鳥的陪伴下,隨興抽檢,隨意摘錄,編選了一本小品文集,自謂非經(jīng),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種閑書而已。
無事閑翻到任何一頁,隨時可讀,讀到任何一頁,也可隨時放下。篇幅短小簡約,行文輕快靈動,內(nèi)容情趣盎然,閑暇自得,清美可口。
前
言
胡蘭成撰《禪是一枝花》,走的是一條繞行的取巧路線。這本解讀敷衍《碧巖錄》的書,初名《碧巖錄新語》,但在大陸出版簡體版時,改成了現(xiàn)名。這本書近年頗為流行,甚至超過了胡的其他書。這里面的緣故,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緣于人們對于禪文化以及禪門公案本身的興趣。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惟一可以與歐美等西方文化相融不悖的思想體系,并且在文學藝術等領域,更是猶如山泉溪水,常流常新,給歐美思想文化界輸入了一股清新的東方之風,而且絕無過時過氣之憂。再者,《碧巖錄》中的百則公案,皆是從浩如煙海的各種燈錄中揀選出來的,又有雪竇重顯、圓悟克勤等諸多大德善知識的評頌提唱,自是格局宏偉,氣象不俗。依此,《碧巖錄》也就素有宗門第一書的美譽。胡蘭成解讀此第一書,無論解讀文字本身如何,都已經(jīng)占了一個很大的先機。但這樣的先機,也給胡蘭成設置了一道長長的無法逾越的堤防障礙,讓他不能繼續(xù)沿著《碧巖錄》中的敷衍路線繼續(xù)踢踏。要想有所傳達,就只好另辟路徑了。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禪是一枝花》的樣子,用臺灣作家薛仁明的話說,就是滿書的哥哥姐姐,杜撰并且胡謅。不過,胡蘭成雖然真真假假,但卻又信手拈來、天花亂墜得一片風日灑然、笑語晏晏,甚至是神完氣足。在這里,我也不能不為胡的這份才情和機智而動容。
老實說,對于胡蘭成的書,我除了這本《禪是一枝花》外,其他的一本沒讀過。不是他寫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我有一個毛病,就是但凡流行起來大家趨之若鶩的東西,我就會條件反應的悄然避開。前些年,大概是因了張愛玲在大陸的熱鬧流行,出版商受了人們無聊以及窺私癖的蠱惑,連帶著把胡蘭成的一些書也給熱炒了起來。之前在讀者視野中幾不存在的《今生今世》、《山河歲月》、《禪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等,也就蜂擁著擺上了各大書店的顯目位置。
我讀他的這本演繹之作,也是緣于一個偶然因素。去年某日,我在大理古城的洋人街閑逛,看到路邊一家書店,就步入看看。胡的這本書,擺在一個角落里,倒是安靜。我就抽出來看,見他自序中有幾句話甚是有理,就買了。胡在自序中說:胡適寫中古中國哲學史,著重在禪,這是他的過人的見識。胡適不懂得禪的公案,但他對禪僧的歷史的考證,則極是有益。又說:我們不可因為禪的典故有些不實,就來貶低禪的思想。這些,我更是很贊同的。胡適對于禪宗歷史的考據(jù),在20世紀上半葉,文章一出,就驚天動地,一下顛覆了人們對于佛教特別是禪宗很多神圣傳說的認知,也惹得一些當時的老和尚強烈反彈,視胡適為妖孽,詛咒他下阿鼻地獄。但胡適沒有下阿鼻地獄,還是教書寫文章,活得好好的。可見他沒有打妄語說假話,更無攻擊貶毀古人的惡意。他的考據(jù)文章,有理有據(jù),不是幾聲咒罵就可以打倒的。我一向敬重胡適先生,不但做學問認真,而且做人也不含糊。即便后來到了臺灣,也并不仰當權者的鼻息而生活,依然是我行我素,保持著一個書生的正直秉性和氣質(zhì),該說什么就還是毫不回避。
我讀胡適也少。我既不是胡粉,也不是他的研究者,所讀他的,也還是有關禪宗考據(jù)方便的幾種。而從他的考據(jù)文章中,我更加堅定了一個看法:禪宗雖是宗教的形式,但在思想體系上,則是非宗教的。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權威和偶像崇拜,要求信眾無條件聽從和馴服。惟禪宗例外。禪宗的歷代大德們所要死力反對的,正是那些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威和偶像,將其視為悟道路上的障礙和魔障。他們反對的聲音,就發(fā)自那一則則令人驚詫和心靈震撼的公案。
公案,是禪宗外借的一個概念,其本意是指官吏審理案件時所用的幾案。后來泛指情節(jié)離奇或令人疑惑難解的案件。禪門借此世人耳熟能詳?shù)母拍,來傳達禪宗的旨趣思想,可謂智慧。
眾所周知,禪宗是大乘佛教中的一個分支,源頭都是佛祖釋迦牟尼。但是,禪宗的源頭雖然在佛祖那里,而且在《五燈會元》等燈錄中,還煞有介事的羅列了七佛二十八祖的強大陣容,但讀了胡適的考證,也就知道,那也不過是禪宗門徒們扯的絲瓜秧子而已。實際上,中國禪宗的發(fā)生、發(fā)展,以致成為中國大乘佛教的主流,并不是無源之水,而是有其自身的充分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來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只有與中國的儒、道文化相結(jié)合后,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才能深入到國人生活的各種層面,成為華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一脈新鮮的血液。所以,中國禪宗,在理論上說是中國佛教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又掙脫了其原來的思想框架,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理論體系。這個全新的理論體系,其具體的表現(xiàn)形式,就是一則則鮮活的禪宗公案。
在胡適的考證中,《壇經(jīng)》是被質(zhì)疑最多的部分。特別是《壇經(jīng)》中以自述方式所記關于慧能和尚的故事,生動傳奇卻又經(jīng)不起推敲,連記述和整理這本中國佛教惟一被稱為經(jīng)的著作的作者,也都經(jīng)不起商量,難有個定論!秹(jīng)》不像《道德經(jīng)》!兜赖陆(jīng)》不管到底是不是老子本人親著,但起碼沒有被不斷增補和反復篡改的痕跡,而《壇經(jīng)》則不然。我們現(xiàn)在讀到的文本,是明代改定刊行的。敦煌所藏的唐本,與現(xiàn)在我們讀到的明本,字數(shù)由六千來字增加到了一萬二千,多了一半。當然的,里面的故事情節(jié),也是被發(fā)展了許多。所以,與其說這是一本嚴肅神圣的經(jīng)典,倒不如說是一部演義性質(zhì)的小說了。這情景,讀了胡適先生的考據(jù)文章,就可一目了然,我這里就不饒舌了。但有一點,就是無論《壇經(jīng)》以及諸如《五燈會元》等燈錄中的人物故事是否屬實,但其中的道理,卻是我們的一份思想寶藏,是前人留給我們的無價財富。
在我參讀這些禪門公案的時候,還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公案的形式和表述方式,也并非一成不變。譬如唐代的公案與宋代的,就有很大不同。唐代的禪僧大氣素樸,公案語言往往直截了當,不加粉飾。而宋代的禪門公案則平添了許多華麗和細膩,這大概與唐宋文學特別是詩歌的風格形式之發(fā)展是同步的。譬如唐代的禪師,在回答學僧的問題是,很少用詩詞對仗這種方式,也極少引前人的詩句,但到了宋代的禪師那里,這情況就很普遍了,大和尚們往往是華麗的詩句脫口而出。不過,若以平常心而論,我知道這不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但凡記述整理祖師語錄或事跡的宗門后人,都是能提得動筆的居士或詩僧,詩詞文章自不在話下,不然也不能成為各種燈錄的編輯者或作家。所以,對于本門受崇敬的祖師,也就不吝粉飾,當是情理中事。當然,也不排除那些留下語錄事跡的名僧大德里面,確有飽學之士,有出口成章的善詩之人。
對于詩歌與佛教的關系,研究論述者已經(jīng)很多,我就不再多說。因為,佛教在釋迦牟尼時代,傳播的方式不是文字經(jīng)卷,而是口耳相傳。所以,朗朗上口,便于記憶就成為必須的選擇,而詩歌這種有韻的體裁,被選中就也是必然的了。我們讀唐宋時期翻譯過來的佛經(jīng),還能感受到其中的詩歌韻味。而佛經(jīng)里面的偈語,就更是與詩無別了。所以,唐代之后的禪門公案詩偈化,就也不足為怪。
而宋之后,禪宗思想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主要的轉(zhuǎn)向了書、畫、雕塑等藝術方面。這些方面的成就,今天我們還能一目了然的感受到。我曾為一家出版社撰寫過《詩情畫意總關禪》和《禪的詩書畫》兩本小書,就是擇取歷代的禪詩禪畫進行品味解讀。詩偈方面,以唐宋最多。而禪畫方面,則以元、明、清最多。
禪宗思想在南宋時期,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是產(chǎn)生了朱子理學。朱熹是個詩人,也是對于禪宗公案參究很深的大居士,悟性相當?shù)母。他將禪學與儒學糅合在一起,構成了他不同與北宋二程(程顥、程頤)的思想體系,F(xiàn)在我們來讀一下朱熹的詩,很多時候就會以為是大居士蘇東坡的句子。詩句里面有禪意更有哲理。雖然說教,但又不露痕跡。譬如他的《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還有《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一般都是儒、釋、道這樣的順序排列。這里面,儒與道是中國這塊黃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思想文化,而釋(佛教)則是外來的。有意思的是,這個外來的思想流派,與中國的儒家特別是道家思想結(jié)合形成中國禪宗后,就很快的又向外輸出。首先是日本、朝鮮、越南等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而受影響最大的要數(shù)日本。故而有學者認為,禪宗是發(fā)芽在印度,生根、開花在中國,而結(jié)果卻是在日本。禪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歷遭劫難。最近的一次,也是最為慘烈的一次,我們只要細細觀察體味,依然觸目驚心。
進入20世紀之后,禪宗在中國特別是大陸地區(qū)的存在,甚為尷尬。但也就在此時,禪的思想經(jīng)由日本這個橋頭堡,經(jīng)那里的學者和禪師們的努力,傳播到了歐美國家。特別是在美國,二戰(zhàn)之后掀起了一波一波的禪學熱。唐代詩僧寒山子等人的詩偈,也被翻譯到了歐美,引發(fā)了那里的一場詩歌革命,產(chǎn)生了諸如加里·斯奈德、詹姆士·賴特、艾米·洛威爾、W·S·默溫、羅伯特·勃萊等現(xiàn)代禪詩人。當然,禪對于歐美的影響,遠不僅僅是在文學、文化方面,在其他諸如哲學、醫(yī)學和商業(yè)方面,也是不言而喻的。著名的商業(yè)巨頭如喬布斯,就是禪的參悟者。但最令人瞻目的,還是在心理學方面。禪療,已經(jīng)是治療心理疾病的常選之法。這也符合佛教的規(guī)程,佛祖釋迦牟尼,也就還有一個名號叫做大醫(yī)王。
隨著禪學在歐美國家的流行,中國大陸也在20世紀末開始了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的引進工程。以至于在前些年,各種禪宗燈錄的出版和研究,以及禪宗公案的流行,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所謂熱潮。但是,對于流行的東西,我認為都是不能長壽的。從佛的角度去觀照,世界上沒有永恒的事物。而流行是風,風又是最不能持久的。所以一個人若要安身立命,最不能為的,就是追風。因為追風的結(jié)果,就是當風消失時,追隨者便被拋棄。
我的佛緣,是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一個偶然機會,一位詩友帶我去了一家佛教寺院吃齋飯,并得到一個法號叫做元陽。又是一個偶然機會,一個詩友到我家中做客,走時將一個小冊子忘到了沙發(fā)上。這本小冊子叫做《禪宗公案100篇》,里面所引公案,大多是日本禪宗方面的。這本小冊子為我打開了一面窗戶,讓我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面,也看到了人生可以選擇的另外路徑。特別是在詩歌的寫作方面,對我的啟發(fā)是革命性的。我當時正陷入各種現(xiàn)代主義悲觀絕望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禪,準確的說是禪門的那些有著鮮活思想的公案,讓我看到了藍天白云,綠風香草。
對于禪宗,對于這些公案故事來說,我是這些依然生機盎然的中華寶貴財富的受益者。她讓我毫不遲疑的拋棄了悲觀厭世的沮喪,而將愉悅的微笑迎回了心頭和臉上。這便是《壇經(jīng)》里面不是幡動,不是風動,是仁者心動的一個現(xiàn)代注解。所有的困苦和煩惱,都是心生。心念一轉(zhuǎn),立即可以轉(zhuǎn)魔成佛。
在禪的引領之下,我的詩歌寫作走上了現(xiàn)代禪詩探索一路;蚩晌拷宓氖牵(jīng)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現(xiàn)代禪詩在中國大陸,已經(jīng)成為一個有著明確方向性的詩歌流派,成為了中國現(xiàn)代詩歌中一條清新的溪流,給這個日漸浮躁和荒涼的園地,涂抹了些許的新綠和希望。
也由此,我同樣寄希望于禪的種子,能夠散播到更多浮躁、迷茫、苦痛、沮喪甚至絕望的現(xiàn)代心靈中,讓有緣者在現(xiàn)實的重壓之下,生命中能夠洞開一扇智慧之窗,流進新鮮的綠色和空氣,讓沉淪日久的心能夠重新升起像一枚新鮮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