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言】

　　序言

　　本書的論證始于一個簡單的問題：對道德革命的探討，有助于對道德問題的理解嗎？論證這一問題的原因在于，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對科學革命的縝密研究，已經(jīng)獲得對科學問題的深刻認識。比如，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托馬斯·庫恩（1922－1996）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代表作為《哥白尼革命》和《科學革命的結構》。]和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保羅·費耶阿本德（1924-1994）：當代美國著名的科學哲學家。主要論著有《微觀物理學問題》（1962）、《告別理性》（1987）等。]探討了17世紀的科學革命（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頓），進而探討了更近時期的科學革命（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令人稱道的量子物理學），最終形成有關科學革命的重要論點。

　　科學知識的發(fā)展，明顯推動了技術的迅速進步。但是，科學發(fā)展的動力并非源于改造世界的實踐，而是源于理解世界的探索。另外，如伊曼努爾·康德所說，道德最終具有現(xiàn)實的特征：雖然它在道德層面上影響著我們的思維與感覺，但是，就其本質(zhì)而言，道德影響著我們的行為。革命是在短暫時間內(nèi)發(fā)生巨變的過程，因此，道德革命必然引起道德行為的迅速變革，不會囿于道德感覺的范圍。然而，道德革命終結之際，正如科學革命終結之際，事物呈現(xiàn)嶄新的面貌。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哪怕只是相隔一代人，下一代的人都會問，“那時人們思考什么問題？很多年里，我們又是如何思考的？”

　　基于以上考慮，我開始審視一系列道德革命，試圖發(fā)現(xiàn)道德革命的意義所在。我很快發(fā)現(xiàn)，我所關注的那些毫無關聯(lián)的史例，比如決斗習俗的消亡、裹足習俗的廢除以及大西洋沿岸販奴制度的廢止，具有很多共同之處；這是事先沒有預料到的。一個共同之處是，上述每一史都引發(fā)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在這些習俗或者制度終結之前，這樣的討論顯然產(chǎn)生了重要的結果。討論結果不僅流傳了下來，而且，記錄討論結果的方式，對于其他文化環(huán)境和其他歷史時期的人們來說，也是可以辨認與理解的。上述不道德行徑終結之際，不論出現(xiàn)了何種情況，在我看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目睹新的道德理念的出現(xiàn)，當時當?shù)氐娜藗儾�沒有感到惶惑不安。決斗永遠具有謀殺的性質(zhì)，也是非理性行為，裹足是一種痛苦的自殘行為，販奴制度永遠是對奴隸人性的踐踏。

　　我驚訝于一些事例最終未曾發(fā)生。更讓我驚訝的，是我的第二個發(fā)現(xiàn)，也就是對已有史例的觀察：在上述史例的轉(zhuǎn)換時期，一種被約定俗成地稱作“名譽”的因素發(fā)揮了關鍵的作用。對這些史例的探討，其結果匯集在本書之中。當然，決斗肯定與名譽相關，這個論點并無新意；決斗習俗隨著新的名譽觀念的出現(xiàn)而終結，這也并非新論。但是，我的看法是，真正讓我們驚訝的一種現(xiàn)象是，國家榮譽和勞動階層名譽在新世界平臺上淡出已久，然而，在廢止裹腳制度與近代奴隸制度過程中，這兩種名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來，以上史例與以下問題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社會認同（Identity），比如男性與女性、同性戀者與傳統(tǒng)性愛者、美國人和加納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信徒以及猶太人，在我們的情感形成以及行為選擇中具有何種作用？在早些時候完成的一本書里，我探討了諸種社會認同，比如家庭認同、民族認同、宗教認同、國家認同等，以何種方式將我們和其他人聯(lián)系起來，獲得對光榮與恥辱的共同認知。我特別關注名譽與社會認同的關聯(lián)問題，因為這是道德革命的核心，也是我探討道德革命的原因所在。

　　我認為，這種關聯(lián)值得關注。社會認同將道德革命與人類一種心理狀態(tài)聯(lián)系起來。長期以來，人類這一心理狀態(tài)被以英語為工作語言的道德哲學家所忽視，盡管最近在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領域里，它開始成為討論的焦點；這一心理狀態(tài)就是，人們對社會地位及受尊重程度給予深刻而持續(xù)的關注，我們?nèi)祟愋枰�獲得一種如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ず诟駹枺℅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說的anerkennung，也就是“承認”。我們希望，他人應當根據(jù)我們的社會認同及職業(yè)，恰如其分地對待我們。我們需要他人承認，我們是有感覺的存在，承認我們對他們的承認。如果看到走在大街上的他人，我們因為相互承認而眼神相會，我們都能體驗人類的這種基本需求，我們也會基于這一需求而相互回應，達到相互承認的目的。這一過程是即時發(fā)生的，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一書中探討了主人與奴隸的關系，對人類希冀他人承認的心理做過著名的研究。我認為，廢奴運動的巨大能量源于獲得他人承認的人類愿望，這個結論應該不會讓黑格爾感到驚訝。

　　我的研究把我引入一個出乎預料的方向：現(xiàn)在我希望說的是，在思考如何擁有成功的人類生活的過程里，名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亞里士多德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擁有他所說的eudaimonia（幸福）的那種生活方式。圍繞eudaimonia展開的研究，被他稱為“倫理學”。我認為，本書是對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倫理學”的貢獻，同時，我本人也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倫理學”這一名詞。

　　Eudaimonia一詞一直被誤譯為“幸福”（Happiness）。在亞里士多德看來，eudaimonia一詞的真正意指可以更好地表述為：擁有eudaimonia就可以興盛（flourish），我對“興盛”一詞的理解，就是“生活美滿”，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將“生活美滿”與否等同于是否對他人友善。我們對他人的義務，相對于指導我們生活的眾多價值觀念而言，只是一種次要的價值觀念，我認為，有理由把這種特殊的價值觀稱作道德價值觀。在這個意義上說，決斗習俗、裹足習俗和蓄奴制度，顯然都是一些道德問題。（奴隸、裹足女人以及死去的決斗者，都被剝奪了應有的權利。）

　　從這一視角出發(fā)，道德顯然是倫理學的重要構成：對他人盡應盡之責是美滿生活的必要構成。過去幾個世紀的諸多特征之一，是人們愈加理解每人對他人的應盡責任。不過，擁有美滿的生活，僅僅在道德上保持美滿是遠遠不夠的，并且，令人困惑的是，探討人類美滿生活的要素時，哲學總是趨向于將生活的多元性過于簡單化。一種美滿生活通常包括家庭及朋友的關系，影響這些關系的因素，不僅有對他人的責任因素，也有出自愛心而自愿給予幫助的感情因素。很多人參加社會活動，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我們參加教會或者寺廟的活動；我們一起觀看或者參加各種體育活動；我們介入地方和國家的政治活動。體驗諸多珍貴的人類活動，讓我們受益匪淺，這些活動包括聆聽音樂、觀賞文學作品、觀看電影和視覺藝術作品，還包括很多自主選擇的活動內(nèi)容，比如，學習烹調(diào)藝術、經(jīng)營一座花園、研究家族歷史，等等。人類擁有多種方式追求美滿生活。

　　理解名譽之于倫理學的重要意義，方法之一是確認名譽和尊重的關聯(lián)。尊重與自尊顯然是人類基本的善行，也是對eudaimonia的補充，它有助于美滿生活的形成。

　　在我的學術生涯里，我花了大量時間說服我的哲學家同事相信，一些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的因素，一直沒有引起他們的認真關注。這些因素包括：人種與民族、性別與性行為、國家與宗教，等等。我們在創(chuàng)造自己生活的過程里，被賦予豐富的社會認同。名譽就是一個被現(xiàn)代道德哲學家忽略的關鍵問題。我們認為名譽是一個關鍵問題，原因之一在于，與社會認同一樣，名譽可以將不同人的生活聯(lián)系起來。關注名譽，如同關注社會認同，可以幫助我們恰如其分地對待他人，并且?guī)椭�我們�?chuàng)造自己的美滿生活。以往的哲學家曾經(jīng)關注過這一問題，讀讀孟德斯鳩或者亞當·斯密的著作，或者就此問題專門讀讀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我們就能有所了解。不過，雖然“尊重”和“自尊”是當代哲學研究的兩個熱門課題，但是，與此相關卻區(qū)別明顯的“名譽”概念，似乎基本上被人忽略。我認為，現(xiàn)在是將“名譽”重新納入哲學研究范疇的時候了。

　　本書探討的幾個歷史事件具體而微地印證了，不同時空環(huán)境里的名譽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征，為我們探討名譽概念創(chuàng)造了條件。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環(huán)境，豐富了我們對名譽的整體概念的認識。從英國到中國然后回到大西洋的漫長旅途，讓我們加深了對名譽諸多特征的理解。它們并非孤立的地區(qū)性事件，而是代表著人類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它們不僅對于新加坡、孟買或者里約熱內(nèi)盧的人們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洛杉磯、好望角或者英國的人們來說，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在上述任何地方，我相信，盡管各地對名譽的理解有所差異，但是我們發(fā)現(xiàn)，無論何時何地發(fā)生的歷史事件，它們留給我們的基本教益都是相同的。

　　我的設想是，我們不僅需要理解其他民族、其他時代和其他空間，我們還必須洞察當代的生活。特別是，我希望通過對以往史例的探討，獲得必要的教益，并以此為指導，探討當代世界環(huán)境中由名譽引發(fā)的一些最具挑戰(zhàn)性的問題，比如，以名譽的名義對女性和幼女進行的謀殺。在本書第四章里，我們將在巴基斯坦旅行。我們試圖理解與面對名譽的陰暗一面；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一個地方適用的教益，也適用于其他地方。雖然我關注的是巴基斯坦，不過，從一開始我們就必須清醒認識到，今天以名譽的名義發(fā)生的殺戮行為，絕非僅僅發(fā)生在一個地方。

　　以名譽的名義的殺戮行為，不是當代環(huán)境下名譽的唯一表現(xiàn)方式。在本書最后一章里，我的目標是提出一些方法，運用這些方法，可以正確地理解名譽概念，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的其他問題�！澳銈儺敃r思考什么問題？”這是我們需要向祖先提出的問題，不過，我們知道，一個世紀之后，下一代人也會對我們提出同樣的問題。有誰知道，下一代人認為什么才是最不可思議的現(xiàn)象？在美國，百分之一的人受過監(jiān)禁處罰，數(shù)千人被常年關押。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禁止女性駕駛車輛。今天，在很多國家里，同性戀者不是被投入監(jiān)獄，就是被處以死刑。此外，還有鮮為人知的工廠化耕種體制，數(shù)億的哺乳動物、幾十億的鳥類過著骯臟而短促的生活。在發(fā)達國家的內(nèi)外，人們?nèi)淌苤鴺O端的貧困狀態(tài)。終有一天，人們將會發(fā)現(xiàn)，他們不僅意識到舊制度的荒謬與新制度的正確，而且也會意識到，舊的方式蘊含令人恥辱的因素。在向現(xiàn)代過渡的階段里，很多人將改變做事方式，他們恥于繼續(xù)按照舊的方式行事。今天，如果我們?yōu)槊�譽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世界將變得更加美好。這一期望或許并不過分。本書的主旨是對名譽做出解釋，幫助我們充分認識到，名譽對每個人都有長遠的重要意義。

　　在我童年的時候，有一位名叫瓦爾·杜尼肯（Val Doonican）[瓦爾·杜尼肯（1927-）愛爾蘭男歌手。

　　]的愛爾蘭歌手。他演唱的歌曲“向高處走”成為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在這首歌里，他唱到，當他只有“成年人的膝蓋那么高的時候”，媽媽告訴他一個道理。媽媽說，“要向高處走”，媽媽還鼓勵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雖然，當時我的個子只比成年人的膝蓋略高，不過，現(xiàn)在我還能記得，這位媽媽的忠告對我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歌里的這位主人公在監(jiān)獄里發(fā)出感慨之言，他沒有聽從媽媽的忠告而入獄。）瓦爾·杜尼肯有著美妙的歌喉，這首走紅歌曲十分感人，不過，歌曲感動我四十余年的原因，是它對名譽的簡潔表述。名譽的心理因素，與向高處走以及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理念，具有深刻的關聯(lián)。瓦爾的媽媽還告訴他，應該“把頭抬得高高”。一些具有名譽感的有識之士認為，他們所以獲得他人的尊重，就是因為他們把頭抬得高高的。我們看到，他們是一些擁有自尊的人，他們能夠感受自己寬廣的心胸和堅挺的脊梁，感受充分的自尊。

　　從另一角度看，屈辱讓人的脊梁彎曲，讓人的目光短淺。在阿桑特-特維（Asante-twi）語里，這是我母親使用的語言，如果有人做了不名譽的事情，我們會對他說，“他的臉都掉了”；確實，感到羞恥的臉肯定是目光向下的臉。在阿桑特-特維語里，表示名譽的單詞是“animuonyam”，這個單詞的詞根是“nim”，意思是“臉”。我們知道，中文有一種說法，就是“丟臉”；法語、德語與英語一樣，都有丟臉和有面子的說法。東亞、西歐和非洲西部地區(qū)也有類似說法，這是三個差異很大的區(qū)域。一切都表明，人類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基本特點。

　　我們?nèi)绾慰桃饪创�自己的臉色，是大膽顯露，還是有意隱藏，這不是值得關注的唯一問題。我們因為羞恥而不由自主地臉紅，我們因為激動而淚流滿面；我們感到憤怒和驕傲的時刻，臉部表情尤為明顯。與觀察人體的其他部位相比，對臉部的觀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人之感受；因此，名譽與臉部的直接關聯(lián)，似乎隱含著這種意思，即我們只有在他人的視線范圍之內(nèi)，名譽才與我們的感覺發(fā)生關聯(lián)。這個意思當然是錯誤的。羞恥是我們獨自一人也能感受到的。

　　讓我們回到17世紀。勒內(nèi)·笛卡爾（Rene Descartes）[勒內(nèi)·笛卡爾：（1596─1650）：法國科學家、哲學家和數(shù)學家，創(chuàng)建解析幾何學。]當時寫到，他“被迫承認，我過去居然稱贊過那位作者，對此我因為感到羞恥，并且臉紅……”可以想象，當時他坐在書房里，反思自己不當?shù)姆Q贊之詞，意識到自己的判斷多么糟糕；這種錯誤判斷意味著，他在學術上不再值得人們完全的尊重。血一下子涌上他的臉部。維護自己的名譽，就是希望自己值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意識自己做了不該做的事情，不論他人有無看見，我們都會感到羞恥。

　　在本書的最后部分，我向讀者論證所謂的“名譽理論”。不過我認為，理解名譽理論的最好方法，是觀察名譽在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從而認識構成名譽的關鍵要素。在本書最后一個章節(jié)的開始部分，我將匯總討論過的名譽理論的所有要素。我認為，這是我對名譽理論做出完整表述的合適場合。如果缺乏論據(jù)支持，任何理論均無太大效用；除非讀者了解我的論證過程，否則無法真正理解“名譽理論”的意思……或者說，就無法確定我的結論是否正確。

　　我知道，當代很多人厭惡討論“名譽”問題，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名譽這樣的概念，我們的生活或許會變得更好。（比如，你用幾年時間寫完一本書，有人問你，“你在忙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寫作一本關于名譽問題的書”；在這樣的場合，通常會聽到上述說法。）但是，不管崇尚名譽還是厭惡名譽，我可以肯定地說，讀者一定感受過一些感覺，比如笛卡爾的羞恥感和瓦爾·杜尼肯的驕傲感。我們的社會生成一定的規(guī)則，它們以行為模式與感覺模式的方式延續(xù)下來，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與名譽問題相關的心理學的核心問題，即給予他人尊重，同時獲得他人對自己的尊重，已經(jīng)根植于讀者心里，根植于每個普通人的內(nèi)心世界；不管名譽心理學多么精致、多么高深，其基本含義可以用相互尊重予以概括。我認為，這是我們對名譽問題做出思考的原因之一。名譽源于人類基本的社會心理�？梢钥隙�，我們應當試圖理解人類的特征，妥善地予以利用，而不能寧愿自稱與眾不同……甚至更糟糕，假裝我們根本不擁有人類的特征。我們或許認為，我們已經(jīng)擺脫了名譽問題，但是，名譽問題卻不會與我們脫離關聯(lián)。

　　Kwame Anthony Appiah

　　于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