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關于時代精神與積極刑法立法觀�！胺ㄅc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如果說法律的發(fā)展必須符合時代精神，那么，我國現(xiàn)在所處的歷史時空和時代精神究竟是什么，便成為一個基礎而重要的問題。但該問題終究是個一言難盡而又眾說紛紜的復雜話題，因為現(xiàn)實社會具有多面色彩和特征。立足于器物層面，今日我國社會呈現(xiàn)的面容遠不同于啟蒙時代，眼下國家面臨的犯罪形勢也截然不同于近代社會。但從法治國構建方面來看，眼下我國正在經歷近代社會曾經面對的問題。學者哈貝馬斯根據(jù)西方社會歷史上政府任務的特點，將國家形式劃分為法治國、福利國和安全保障國三種類型。在該三種類型中，國家和政府的主要議題和任務是不同的，在法治國中，政府的主要任務在于古典的秩序維持（法律確定性）；后兩者場合，政府主要職責分別側重于制約絕對主義的國家權力、對社會產出和補償?shù)墓�正分配（社會福利），以及應付集體性危險情況，預防由科學技術引起的風險（風險預防）。從歷史進程看，在西方國家，上述三種國家類型呈現(xiàn)的是線性的發(fā)展路徑。換句話說，法治國、福利國和安全保障國在西方國家經歷的是順次自然演進過程。與西方國家明顯不同的是：我國社會呈現(xiàn)的是非線性社會發(fā)展路徑，“共時性”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當下所遭遇的難題是，要超越近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時間單緯性，而在一個時間點上，要同時完成法治國、福利國和安全保障國的構建。對此，亦如我國學者所言，我們剛剛理解了福利國的概念，又突然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高風險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