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zhàn)》從金融的視度重讀民國史，揭示為人熟知的歷史事件背后所隱藏著的金融秘密。從“袁大頭”到法幣，從金圓券到人民幣，還有看不見硝煙的抗日金融戰(zhàn)場，它們或許無法真的顛覆整個歷史，卻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脈絡走向，解開在以往視角下無法探究的一個個謎團，并洞察其中的堂奧。
1.《解套中國:民國金融戰(zhàn)》從經(jīng)濟、金融視角理性認識全新的中華民國史。
2.只有從經(jīng)濟、金融角度解讀近代中國，才能真正反思中國、認識中國，從而讀懂民國的zui終命運。
3.深度反思民國無法崛起原因的經(jīng)濟學佳作，認識一部zui真正的民國史。
4.金融視角結構民國歷史。解答“孫中山為什么讓位給袁世凱”“袁世凱敢于稱帝有何底氣？”“西方列強選擇又拋棄袁世凱是筆什么生意”“中日在金融戰(zhàn)中是怎樣過招的”“日本為什么懼怕法幣成功”等等問題的真正內(nèi)因。
從金融的視角再讀民國
民國時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終結階段，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轉折的時期，與此前的歷代封建王朝不同，中華民國是經(jīng)過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斗爭而建立的共和國家，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從時間上看這段歷史僅僅不過30多年，在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長河中不過是浪花一朵、滄海一粟，但它又掀起了太多的歷史波瀾，有壯闊、有奇譎，有悲慘、有哀痛，有亡國的恥辱，也有救國的壯烈。在歷史的回音壁上，它撞擊出的一聲聲巨響無疑是最沉重、最低昂的。
在民國之前的近代史階段，中國遭受到西方列強的反復欺凌，國家變得千瘡百孔。一部分人雖試圖起身挽救這個國家，但都遭到失敗的厄運，結果是，中國一步步沉淪，列強套在中國身上的枷鎖越來越緊。套在身上的政治、軍事枷鎖雖更容易讓人感知，但在它們背后的經(jīng)濟枷鎖更牢固、更徹底。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奴役，輸?shù)綉K不忍睹，就是因為這種失敗已滲透到一個個或宏觀或微觀的經(jīng)濟細胞中了。
辛亥革命創(chuàng)建了中華民國，從體制和機制上打破了既有的藩籬，為解除套在中國身上的重重枷鎖帶來了希望。中華民國的創(chuàng)建者和繼任者也深知在經(jīng)濟上打好翻身仗的重要性，所以不約而同殫精竭慮地在經(jīng)濟上推行變革，尤其將金融變革擺在最突出的位置。從孫中山的金融整頓到袁世凱“廢兩改元”，再到國民黨執(zhí)政后推出“法幣”，雖然動機各有不同、措施各有差異，雖然步履蹣跚，但方向大體都是一致的，都試圖讓中國重新駛入世界金融近代化的軌道，希望以此使危弱的中國經(jīng)濟得到重建，為中國找到一條“解套”之路。
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無疑都不希望像晚清政府一樣成為列強的傀儡，任由他人掌控操縱，所以它們對經(jīng)濟和金融的革新都充滿了期待，但結果卻讓人失望：“袁大頭”雖風光一時，卻沒能挽救北洋政府的經(jīng)濟，讓北洋政府成為歷史的匆匆過客；“法幣”雖使混亂不堪的幣制得到統(tǒng)一，卻沒能承擔起完成中國金融近代化的重任，讓國民政府功敗垂成；“金圓券”“銀元券”粉墨登場時，它們的實施者其實都明白大勢已去，都明白這只是國民政府全面崩潰中的無望掙扎。
發(fā)生在民國時期的諸多歷史事件斑駁陸離，林林總總之中都可以或明或暗地窺見金融的“幕后之手”。金融領域也是重要的戰(zhàn)場，在這里充滿著同樣激烈的交鋒，每一次革新都有特定的背景和動機，每一次失敗都有值得總結的原因。
更有那場波瀾壯闊的民族戰(zhàn)爭，它的戰(zhàn)場不僅在陸地和空中，也在看得見或看不見的經(jīng)濟、金融領域。日本軍國主義除了瘋狂地攻城掠地、肆意殺戮，還同樣瘋狂地對中國的經(jīng)濟、金融展開掠奪和破壞，因為它知道，只有在經(jīng)濟上徹底摧毀對手才能讓對手打消反抗的念頭。為了這場經(jīng)濟戰(zhàn)、金融戰(zhàn)，日本軍國主義同樣無所不用其極，但就像在軍事戰(zhàn)場一樣，它們最終也失敗了。
回顧民國這段歷史，中國其實也有時代機遇，如果能夠抓住就可以重新融合到世界發(fā)展的主流中，但這些機遇都在匆忙中被錯失了。說到底，發(fā)展經(jīng)濟、金融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這是民國最缺乏的。軍閥混戰(zhàn)、派系之爭、外敵難御，動蕩的社會、悲苦的人民、低下的生產(chǎn)水平，使中國這輛隨時會散架的“馬車”始終行駛在危途與歧路中。
從北洋軍閥到國民政府，統(tǒng)治者對自身利益的盤算成為經(jīng)濟和金融發(fā)展的另一大障礙。與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的晚清政府一樣，北洋軍閥和國民政府經(jīng)常陷入左支右絀的境地，即使有一些正確的改革措施，也會因為利益集團的阻撓掣肘而無法得到真正實施，問題越積越多、困難越來越大，到最后已經(jīng)看不到任何希望。從經(jīng)濟和金融的角度去解剖這些問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是多么沉重。
北洋軍閥的背后有列強的支持，國民政府的背后有美、英等國為后盾，它們手握雄兵、挾洋自重，卻辦不好中國的事情，舊的枷鎖沒有解開，新的枷鎖卻又套上了。為中國解套的希望最終落在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身上，他們幾乎白手起家，沒有后盾也沒有實力，也缺少人才和經(jīng)驗，并處在各種剿殺和圍堵中，但他們從一開始就找準了方向，從第一家工農(nóng)銀行的成立到中國人民銀行的誕生，紅色金融一步步發(fā)展壯大，成為中國革命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人民終于真正擁有了自己的貨幣——人民幣，它代表著每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利益，盡管它的背后沒有充足的黃金、白銀作儲備，盡管它得不到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些國家的支持，但它一經(jīng)誕生就如風卷殘云般掃蕩了舊社會，為中國人民建立起新的經(jīng)濟和金融秩序。有人曾預言人民幣不會成功，有人偷偷地在看它的笑話，也有人暗中進行阻撓和破壞，但人民幣的成功讓這些人失望了。
沒有無緣無故的失敗，也沒有從天而降的成功，成功與失敗的原因都值得總結。如同解剖軍事戰(zhàn)場一樣，解剖民國金融戰(zhàn)，可以讓我們在看到以上那些表象的同時，又洞察其內(nèi)在的原因。我們總結其中的經(jīng)驗和教訓，不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些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進程是如何發(fā)生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國人民最終所走的道路，為什么是經(jīng)歷艱難曲折之后的唯一選擇。
本書是《套牢中國：大清國亡于經(jīng)濟戰(zhàn)》的姊妹篇，講述了自中華民國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歷史時期中國金融發(fā)展的歷程，著重于對金融戰(zhàn)場的回顧與解析，試圖從金融的視角揭示中國之所以經(jīng)歷這段苦難歷程的原因。本書不僅總結歷史，更可對認識今天的中國提供一些啟示。 由于作者學識和認識的局限，書中難免存有不妥之處，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陳忠海
2017年5月
陳忠海，文史學者、作家，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研究員、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中國發(fā)展觀察》雜志專欄作家，長期從事金融工作，近年來專注經(jīng)濟史、金融史研究，著有歷史人物傳記6部、歷史隨筆集4部及詩集、散文集等，發(fā)表各類財經(jīng)類專欄文章數(shù)百篇。
第一章金錢瓦解的革命
一革命者：為籌款而奔忙
二清政府：也面臨缺錢的困境
三列強：所謂“金融中立”
四孫中山是個“窮總統(tǒng)”
五金庫里只剩十塊錢
六從天而降的中國銀行
七對外借款風波
八打不動了，只好議和
第二章一場善后大借款
一袁世凱的“西方朋友”
二“可靠的委托人”
三袁世凱的花招
四財權的博弈
五銀行團的苛刻條件
六錢真不是好借的
七借款與血案
八有了錢的袁世凱
第三章“袁大頭”里的金融學
一一個“懂金融”的軍閥
二民初金融亂象
三“袁大頭”出籠始末
四遭遇世界大戰(zhàn)
五機關槍上的“二十一條”
六一場復辟鬧劇
七帝夢驚斷金融潮
八借錢也能上癮
九北洋政府的結束
第四章失色的“黃金十年”
一一次翻身的機會
二實現(xiàn)重要突破
三整理外債遇挫
四經(jīng)濟出現(xiàn)起色
五“四行二局”與“廢兩改元”
六“白銀戰(zhàn)爭”與法幣
七國民黨的“土地改革”
八基層的貧困化
第五章沒有硝煙的抗戰(zhàn)金融戰(zhàn)場
一法幣“惹怒”日本
二“溫室里的大花”
三軍國主義與財閥
四日軍的“貨幣戰(zhàn)”
五法幣保衛(wèi)戰(zhàn)
六“松機關”的“杉工作”
七一場“慘勝”
第六章“金圓券”里一場夢
一由“計劃”到“統(tǒng)制”
二金融業(yè)的官僚資本
三“四大家族”暴發(fā)史
四美援成了救命稻草
五法幣的掙扎與崩潰
六“金圓券”倉促出臺
七一場財富大洗劫
八“銀元券”的最后表演
第七章人民幣締造傳奇
一井岡山走出“紅色金融”
二“邊幣”與“抗幣”
三根據(jù)地里的“貨幣戰(zhàn)”
四誕生在小學校里的人民幣
五上海的“銀元風潮”
六“金圓券”的反撲
七另一場“淮海戰(zhàn)役”
八人民幣創(chuàng)造了奇跡
參考文獻
版權頁：
正著力籌劃北伐事宜的孫中山不得不拿出大部分精力去解決財政問題，他曾說：“民國政府以軍需孔急，非得巨款，無以解當前之困。”孫中山還對日本友人宮琦滔天說：“你如果不保證在一周內(nèi)給我弄到五百萬元，我當了總統(tǒng)也只好逃走。”已來南京就任臨時政府秘書長的胡漢民曾回憶：“一日，安徽都督孫毓綺以專使來，言需銅奇急，求濟于政府。先生即批給二十萬，余奉令至財政部，則金庫僅存十洋。”
對于經(jīng)濟問題，孫中山原來還是很樂觀的。武昌起義前他曾多次闡述民生主義的理想，認為臨時共和政府成立后“則財政無憂不繼，因有外債可借，不出抵押，但出四厘半利息，已借不勝借”，他還樂觀地估計僅土地登記稅一項“新政權就可以收人40億元”，那時中國“已成地球上首富之國”，但現(xiàn)實的情況卻如此艱難。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的第三天，即與臨時政府聘任的實業(yè)總長張謇見面商談發(fā)展經(jīng)濟問題。許多年后，張謇的孫子、在新中國擔任過江蘇省副省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fā)現(xiàn)里面記述了這次談話的一些情況。這位晚清狀元出身的近代著名實業(yè)家在當天的日記中對孫中山作了4個字的評價：“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邊界，“崖畔”意為危局。以往有人認為張謇的這幾個字是想說孫中山不知道所處的境況，所作所為脫離實際，換句今天的話就是“不靠譜”。但顯然這樣的理解不是張謇的本意，身處危境而不知非善于審時度勢者所為，更不是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領袖所為，張謇說的“不知崖畔”當意為“不畏崖畔”，這是孫中山革命意志和決心的一貫體現(xiàn)。
張謇創(chuàng)辦過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yè)學校，建設了中國首個近代化的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在紡織、航運等方面創(chuàng)辦了20多個企業(yè)，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張謇被推舉為江蘇咨議局議長，同時兼任兩淮鹽總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請張謇擔任實業(yè)總長，想發(fā)揮他在經(jīng)濟方面的專長，解決南京臨時政府在經(jīng)濟和財政方面的困難。據(jù)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張謇對臨時政府的財政收入情況進行了測算，他估計：“中央行政并外交費用，至少須每年兩千萬兩。如是估計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極少之數(shù)核計，須有一萬二千萬兩�！庇謸�(jù)張謇《對于南京政府財政之意見書》，他認為當時臨時政府所有財政收入全部核計，每年也至多4000萬兩，意味著每年將短缺“八千萬兩之款”。
南京臨時政府既已無力維持自身運轉，對各省的情況也愛莫能助，各省只能采取各種各樣的辦法去“自救”。四川軍政府成立后，因無力支付下屬軍餉，只好濫發(fā)紙幣，沒有白銀儲備作擔保，只能用從“俘獲的搶劫者手中收回的絲綢和皮毛”作擔保，同時接受“自愿捐款”；湖南軍政府因收入來源有限，把水口礦的鋅礦石按每噸18.5兩的低價賣給外國洋行以籌措現(xiàn)款，該省還宣布自行發(fā)行500萬元的公債，年息6厘，10年還清，試圖以此籌款；廣東軍政府財政枯竭，靠“募款”度日；上海軍政府的主要籌款方式是發(fā)行公債和“募捐”。而以上所謂募款、募捐都是文明的說明，其實就是硬性攤派。
相比而言湖北的情況稍好，黎元洪以臨時政府副總統(tǒng)的身份主持湖北軍政府，但黎元洪不僅不替孫中山分憂，還向臨時政府發(fā)來電報稱“鄂省財政，萬分窘迫”，“若不急為設法，萬難支持”，并向臨時政府上報了“困難情形及收支數(shù)目”，請中央政府給予解決。不過，從1912年1月5日《申報》刊登的一條消息里看到的卻不是這樣的情況，該消息說黎元洪對外宣稱“湖北財政甚為充足，貯藏銅塊、銀塊能敷數(shù)月軍資”。
書單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