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黑格爾1831年去世后，其政治哲學一直都是熱議的焦點�！扒嗄辍焙诟駹柵沙霈F(xiàn)于正統(tǒng)的“老年”黑格爾派的傳統(tǒng)之側(cè)，指出了黑格爾體系所固有的一些令人驚異的模糊性和可能性，卡爾·羅森克蘭茨（Karl Rosenkranz）與魯?shù)婪颉ずＶ\（Rudolf Haym）就黑格爾哲學的政治含義所發(fā)生的爭論也是如此。此后，幾乎每一種色調(diào)的政治哲學都會有代表人物出來聲稱，他們自認為他們對黑格爾主義進行合法解釋或者推衍的根據(jù)。社會主義者，如莫澤斯·赫斯（Moses Hess）、卡爾·馬克思和費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把他們的哲學與黑格爾聯(lián)系起來，自由主義者，如格林（T�盚�盙reen）、鮑�？�（Bernard Bosanquet）和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以及法西斯主義者，如喬萬尼·詹蒂萊（Giovanni Gentile），亦如出一轍；雖然非常有趣，但人們很難想出一個能夠稱之為黑格爾主義者的相對杰出的保守思想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一名英國評論家認為，黑格爾堅持“強權(quán)即公理”的主張E�盕�盋arritt，“黑格爾和普魯士主義”（Hegel and Prussianism），載于Philosophy，1940年4月號，重印于W�盞aufmann編：《黑格爾的政治哲學》（Hegel�餾 Political Philosophy,New York,1970)，頁43。，近來，更多人則傾向于追隨佩爾岑斯基（Pelczynski）的觀點，即黑格爾的國家觀假設(shè)了“一個倫理共同體”。Z�盇�盤elczynski，《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問題與視角》（Hegel�餾 Political Philosophy：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Cambridge,1971)，頁1-29�？挤蚵�（Kaufmann）與佩爾岑斯基各自主編的這兩本論文集表明，當代人對這個問題的興趣有多么濃厚。

　　確實，這種截然二分的觀點需要某種澄清。本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全面考察黑格爾所有時期的各類著作，努力重建其政治哲學的發(fā)展。由于《法哲學》（Philosophy of Right）對黑格爾后來的學生產(chǎn)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因而對其社會政治哲學的許多傳統(tǒng)討論大多集中在這部著作上，從而排除了他的許多［viii］其他著作；雖然《法哲學》毫無疑問是黑格爾最成體系的政治哲學著作，但是如果我們不聯(lián)系他的一些其他著作，就不能完全理解這部著作的很多主題。而且，當1907年諾爾（Hermann Nohl）以《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Hegels Theologische Jugendschriften）之名第一次出版黑格爾早期有關(guān)宗教、社會與政治的著作時，這對改變德國以外的黑格爾的傳統(tǒng)解釋并未起到多大作用，那時，這些傳統(tǒng)解釋已經(jīng)僵化為各種對立的正統(tǒng)觀點。

　　黑格爾身后出版的其他著作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1893年，當?shù)聡�民族主義如日中天之際，莫拉特（Mollat）出版了黑格爾1800年前后對當時德國社會與政治狀況所做的批判，此著出版時的政治背景——編者賦予的《德國憲制》（The Constitution of Germany）的書名體現(xiàn)了這種背景——使得任何想把黑格爾此著中的觀點與他的一般哲學主張聯(lián)系起來的嘗試更加難于實現(xiàn)。荷夫邁斯特（Hoffmeister）于1930年代初出版的以《耶拿實在哲學》（Jenaer Realphilosophie）知名的兩組黑格爾的早期講座，幾乎沒有引起任何充分的反響：就像大約同時從湮沒與遺忘之中拯救出來的馬克思的《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一樣，納粹對精神生活的毀滅致使《耶拿實在哲學》被世人遺忘了將近二十年。對于一位毫無疑問并不完全符合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范疇的德國哲學家，西方人也不會給予太多的同情：在三十余年的時間中，馬爾庫塞的《理性與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幾乎是英語世界中絕無僅有的一部試圖將《耶拿實在哲學》納入對黑格爾哲學的解釋之中的全面研究著作。

　　我力圖利用黑格爾論述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所有著作，以便盡可能全面地展示出一幅描繪了黑格爾之關(guān)注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的畫面：因此，我不僅依賴于公開出版的理論著作、講座筆記、政治論文和閱讀摘錄，還利用了黑格爾的私人通信。因此，本研究覆蓋的范圍就要比傳統(tǒng)的對國家本身的討論廣泛得多，因為后者只不過是對《法哲學》的一個部分的討論而已。對于黑格爾的國家理論，我將力圖從其所出現(xiàn)的黑格爾體系的語境出發(fā)進行研究。在這種語境下，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不僅與他的一般哲學關(guān)懷有關(guān)，而且也與社會和經(jīng)濟生活的其他領(lǐng)域有關(guā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的國家理論也是一種更加廣泛意義上的社會關(guān)系理論。正如佩爾岑斯基最近所指出的，黑格爾對“國家”這個概念的用法大大不同于其慣有的［ix］含義，由此造成了對黑格爾政治哲學的許多誤解。

　　也正是基于這個原因，我不像許多黑格爾的譯者與評論者們的傳統(tǒng)做法那樣，對“國家”（state）一詞的首字母進行大寫。一旦我們將其寫成“State”而不是“state”，那么利維坦和比希莫特（Behemoth）即已投下了它們龐大而又暴虐的身影。當然，黑格爾將“國家”（Staat）的首字母大寫：但是在德語中所有名詞的首字母都要大寫，就像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一樣，并且如果我們因為這樣那樣的理由而遵從這種習慣，將“國家”（state）的首字母大寫，那么我們就應(yīng)當將這種做法推廣到“權(quán)利”（Right）、“個人”（the Individual）、“自由”（Freedom）、“家庭”（Family）、“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以及所有的動物（Animals）、植物（Vegetables）和礦物（Minerals）上面。除非我們決定全部采用這種做法，否則選擇性地大寫“國家”（state）的做法就和其他隨意的曲解一樣，是任意的，在思想上也是不恰當?shù)摹?

　　任何試圖僅僅討論黑格爾哲學一個方面的作者——很清楚，本書也力圖限定在一個這樣的方面——必然會意識到，其研究根本而言會陷入無法克服的兩難危險之中。如果一個人想要深入地追蹤黑格爾的政治思想與他的一般哲學體系之間的聯(lián)系，那么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沉浸于對黑格爾哲學體系大廈的解釋之中，難以觸及黑格爾的政治理論；或者，他可能力圖把黑格爾的一般體系濃縮為一個凝煉、簡略的導言性章節(jié)之中，但是這根本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討論它，同時毋庸置疑的是，這種討論是如此地簡練，因而不僅沒有說明，反而弄得更加晦澀難懂；由此，作者在導言部分提出的問題可能比他在后面詳細討論黑格爾政治哲學本身時所能夠充分回答的問題還要多。

　　如果我認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成功克服了這些困難的話，那將是愚蠢的。我只能說，我努力陳述了我打算要做的事情，即盡可能地確定黑格爾向他自己提出的那些政治和社會理論問題，并且力圖把這些問題置于一種既自主、也與黑格爾哲學的一般體系性問題有關(guān)的語境之中。通過利用黑格爾著作的一切可能的資料來源，我也想要說明黑格爾對時代劇變的反應(yīng)與他的一般哲學關(guān)懷之間的相互影響。

　　我的主要觀點是，黑格爾作為一名敏銳地意識到了現(xiàn)代的成就與局限的哲學家，正好產(chǎn)生于這種成就［x］與局限的對立之中。自中世紀以來，傳統(tǒng)政治哲學并不承認歷史變化的維度構(gòu)成討論規(guī)范性秩序的基礎(chǔ)。另一方面，黑格爾則試圖回答“歷史性”（historicity）問題，這個問題是（比如說）盧梭（Rousseau）面臨的最頭疼的問題。盧梭永遠無法跨越歷史與優(yōu)良生活（Good Life）之間的鴻溝——這種分裂典型地體現(xiàn)在第二篇論文與《愛彌爾》（Emile）之間不可調(diào)和的張力之中，黑格爾則試圖把政治哲學與歷史聯(lián)系起來，并把他對歷史的理解作為據(jù)以審視政治哲學問題的制高點�？档碌倪z產(chǎn)流傳給黑格爾的一些問題亦可由此得到解決，而且黑格爾在孟德斯鳩（Montesquieu）和赫爾德（Herder）的武裝下，著手回答盧梭留下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黑格爾是現(xiàn)代社會的首位大政治哲學家：歷史的發(fā)展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從而造成了歷史連續(xù)性的斷裂，這種斷裂使得古典政治哲學的傳統(tǒng)范式完全不能應(yīng)對新的需要。因此，黑格爾之前的政治哲學全神貫注于合法性（legitimacy），而黑格爾則引入了變化和歷史性的維度，此后，這一維度就成為現(xiàn)代政治思想的核心。

　　對歷史人物的處理最生動典型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對黑格爾之前的經(jīng)典政治思想來說，重要的是政體和國家的創(chuàng)立者：半是傳說的立法者，制度設(shè)立者和合法性的授予者（legitimizers）。在從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到盧梭的政治思想家們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的是摩西（Moses）、來庫古（Lycurgus）、梭倫（Solon）、居魯士（Cyrus）和羅穆路斯（Romulus）等人的名字。對黑格爾而言，足夠重要、能夠納入他的體系之中的歷史人物是那些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的關(guān)鍵人物：亞歷山大（Alexander）、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拿破侖（Napoleon）——以及，在另一層面上，蘇格拉底（Socrates）和路德（Luther）。

　　正因為如此，在黑格爾看來，對政治問題的所有討論直接就是對歷史的討論：不是因為要探索起源，探索隱含于《創(chuàng)世紀》（Genesis）之中的合法性的世俗版本，而是因為歷史作為變化是意義的關(guān)鍵，并且這種意義，作為在世界中實現(xiàn)了的意義，就是由哲學家破譯的理性的象形文字。

　　這樣，如果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在這個意義上是現(xiàn)代的，那么它的缺陷就和它的成就一樣，只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反映：［xi］沒有一個哲學家像黑格爾那樣意識到，哲學的任務(wù)是“理解存在的東西”，而包括哲學家在內(nèi)的每個人“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chǎn)兒”。最終，政治哲學，像一般哲學一樣，是一個永恒的朝圣之旅。

　　由于迄今還沒有黑格爾著作的完整批判版，所以我只好采用黑格爾的不同著作的各種版本。只要有英譯本，我就直接加以引用；不然的話，我就自己翻譯。在每個地方，我都會在腳注中指明我使用的版本。我希望在珀格勒（Otto P�塯geler）教授的出色監(jiān)督下，波鴻黑格爾檔案館正在進行的細致工作能在不久的將來推出黑格爾《全集》的最權(quán)威版本。

　　感謝美國哲學協(xié)會（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Eliezer Kaplan經(jīng)濟學與社會科學學院為我的研究和旅行提供了資助，使我能夠開展并完成這項研究。

　　對于希伯來大學的研究生和助教這個忠誠的團體所給予的激發(fā)與挑戰(zhàn)，我深表感激。他們在黑格爾研討班上提出的問題有時讓我很為難。他們俗稱“青年黑格爾分子”，包括Yosef Avner、Rapha�僱a Edelman、Edna Marbeh�MFast、Rivka Ginton、Shmuel Harlap、Leah Lieberman、Uri Maimon、Shulamit Nebenzahl和Maly Shafrir。正像塔木德的諺語所言，一個人從他的學生那里學到的東西最多。我也特別感謝我的朋友暨同事Brian Knei�MPaz在編輯方面所給予的寶貴幫助。

　　我在衛(wèi)斯理大學人文中心做研究員的一年期間完成了原稿。我非常愉快地向人文中心——尤其要向中心的負責人古熱維奇（Victor Gourevitch）教授——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感謝我在衛(wèi)斯理大學期間洋溢在我周圍的友善與熱情。

　　我曾就書中的許多觀點與以色列國內(nèi)外的很多同仁進行討論：我要感謝他們所有人，我深知，如果沒有他們，與現(xiàn)在相比，本書的不足之處就會更多。

　　阿維納瑞（Schlomo Avineri）

　　1972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