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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統(tǒng)治的時代：宋的轉(zhuǎn)型》是“哈佛中國史”叢書的第四卷。從10世紀唐代后期到宋帝國早期，中國發(fā)生的轉(zhuǎn)變標志著中華帝國出現(xiàn)了歷史上決定性的斷裂——北方士族靠著譜牒的政治優(yōu)勢而形成的“舊世界”，在延續(xù)了幾百年后在880—960年間的混亂和內(nèi)戰(zhàn)中消失了；隨著士族的衰亡和士大夫階級的出現(xiàn)，舊的治國之道被遺落。士大夫階級受到儒家學說的熏陶并通過了科舉考試，決心承擔起重塑中國傳統(tǒng)的責任。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哲學、文化、文學、藝術(shù)、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與那些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強大的經(jīng)濟力量結(jié)合在一起，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個轉(zhuǎn)型朝代。

【西方知名漢學家寫給大家的新宋史】西方宋史研究的優(yōu)秀學者、德國知名歷史學家迪特•庫恩教授憑一己之力、專門為大眾讀者撰寫的新宋；代表50年來世界中國史新的研究成果，多所世界知名高校中國史指定教材，英語世界宋史的上佳之選；簡潔清晰，通俗易懂；宋史專家鄧小南、李華瑞聯(lián)袂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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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視野，跨學科跨領(lǐng)域的新宋史】迪特•庫恩教授立足世界看中國，從全球史的嶄新視角真正做到跨學科跨領(lǐng)域解讀宋朝歷史，涵括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城市史、環(huán)境史、醫(yī)療史、女性史、藝術(shù)史、科技史、物質(zhì)文化史等多個學科領(lǐng)域，全方位、立體化、多層次地展現(xiàn)了儒家統(tǒng)治之下、轉(zhuǎn)型之中的宋朝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道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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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評價宋代的歷史地位，反映西方學界的宋史研究成果】長期以來國內(nèi)對宋代的歷史地位評價較低，而本書則反映了歐美學界對宋代社會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水平的高度評價，尤其突出了宋代的多功能的大都市發(fā)展、紙幣的創(chuàng)制和使用、手工業(yè)技術(shù)進步三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當時世界范圍的領(lǐng)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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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敘事，內(nèi)容廣博，優(yōu)美曉暢】全書分為12個專題，以生動簡練的語言，概括了兩宋立國的時代背景、內(nèi)外關(guān)系、政治格局，講述了當時的社會文化、禮儀習俗、藝術(shù)世界，介紹了都市風貌的演進、生產(chǎn)領(lǐng)域和日常生活的變遷，涵蓋豐富，涉及諸多領(lǐng)域，從人來人往的店鋪與市場中出售貨品過剩，到纏足的起源、為口腔衛(wèi)生找尋空間、墓室構(gòu)造，不僅是專業(yè)學者的案頭之選，更是普通讀者的宋史佳作。

20世紀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參加一次會議時，幸運地發(fā)現(xiàn)清史研究專家朱維錚教授也出席了同一會議。在朱老師這一代人中，他可謂極富才學，或許性情也最火爆。對我而言，他還是一位慷慨的良師益友，在我需要之時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議。我想通過回憶自己與朱老師在北京月壇公園的一次談話來為中國讀者介紹這一套書。當時我倆正散著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聲，說自己曾數(shù)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處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國人，那當一名中國歷史學家到底有什么意義。我雖然能夠像朱老師那樣閱讀第一手文獻，但還是極度渴求擁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獻的本能。到底怎樣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國呢？
朱老師做了這樣一個比喻來回答我的問題：“你想象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nèi)的每一個細節(jié)，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
朱老師或許對中國同事們的研究局限多有責備，但對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來了解中國的外國人，則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們的確能夠帶來些什么，而且我們擁有一種中國人無法依靠自身開辟出的觀察視角，因為我們對中國的觀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經(jīng)驗影響，而這些經(jīng)驗是中國人所沒有的。聽他說著，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時的一句俗語：中國人用兩只眼睛觀察世界，歐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則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師是覺得他這一代的中國學者只睜開了一只眼，而外國歷史學者正好為他們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為一個二十來歲才開始研究中國的學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間外面來觀察中國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來歲的光陰正好是在20世紀70年代——這意味著我大致上與中國所謂的“文革一代”同輩。彼時正是西方史學經(jīng)歷大轉(zhuǎn)折的時期，歷史不再是偉人和強權(quán)間相互影響所取得的成就，而轉(zhuǎn)變?yōu)槠胀ㄈ嗽谄渌幧鐣募s束與機遇中經(jīng)歷的生活。對于一個在此時擁抱中國明代社會和經(jīng)濟史的外國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諷刺，因為彼時我最想求教的歷史學者并非來自西方，而是一個中國人——傅衣凌。傅衣凌對與我同輩的中國歷史學者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展示給了我們具體的研究路徑，讓我們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寫出各個階層民眾經(jīng)歷的歷史，而不是統(tǒng)治家族支配的歷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見過傅老師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沒能向他學習更多，像我從朱老師那里學到的一樣。
當哈佛大學出版社邀請我主編一套中國帝國時期的歷史時，我找到了與我同輩的三位歷史學者，他們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會關(guān)系和物質(zhì)文化方面的興趣。我們并非用同一種語調(diào)或同一種國家視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國人，兩位是美國人，我是加拿大人）來論述問題，但我們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識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導引，主要是請他們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這樣他們的描述才能夠與時俱進，跟上現(xiàn)在的知識腳步。我可不想我們只是在重復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請他們仔細考慮在他們所寫的那個時代生活到底意味著什么，并從這個角度來進行寫作。我希望他們抱著生命經(jīng)驗之復雜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歷史事件之所以發(fā)生就是因為它該發(fā)生”那一套統(tǒng)一的、早已建構(gòu)出的歷史敘述中。他們應該從自己所寫時代的內(nèi)部而非外部來呈現(xiàn)那些歲月，但同時，他們的寫作也需要囊括該時期內(nèi)中國所征服的地區(qū)，這就要求他們不僅從內(nèi)部來觀察，還要具備全局眼光，將影響該地區(qū)歷史進程的非漢人形象更加具體。這套書仍保留的一個傳統(tǒng)是按照朝代來劃分中國歷史。之所以這么做，部分是因為朝代變更往往意味著正式統(tǒng)治者的改變，由此人民的生活組織方式也改變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朝代的確提供了時間定位，方便人們明白自己在歷史的何處徜徉。所以，讀者會在這一套書中見證朝代興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個時代的經(jīng)濟、社會、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書中那樣只看到皇帝和大將軍們的傳奇故事。
我所寫的元明卷與其他幾卷有一個顯著不同，這種不同是在整個系列的編纂后期才逐漸顯露出來的，所以該特征在其他幾卷中并沒有出現(xiàn)。正如我提到的，我發(fā)現(xiàn)自己越來越喜歡從環(huán)境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這么做最開始是為了滿足我對自身的要求——我認為我們應該好好利用環(huán)境研究領(lǐng)域的最新成果，而這些成果正不斷涌現(xiàn)。然而，我逐漸得出了這樣的結(jié)論：在元明四個世紀的歷史中，對民眾生活經(jīng)歷和政治時運產(chǎn)生影響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氣候變化。氣候雖不能回答歷史提出的所有問題，但我發(fā)現(xiàn)要回答元明時期的許多歷史問題就不得不把兩個最基本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整個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慮進來。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論述中國自中世紀暖期到小冰期的環(huán)境歷史，但它的確是在將氣候變化影響納入考慮的框架內(nèi)對歷史進行闡釋的。
現(xiàn)在，我邀請你們走進這個中國歷史的房間，而四位學者正站在外頭觀察它。我希望你會同意，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你會錯過但值得留心的東西。我還希望我們發(fā)現(xiàn)的一些具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能夠激勵中國讀者用自身的內(nèi)部觀察視角來檢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第7章人生禮儀

在宋代，兩項儀式由于其社會和開支方面的重大影響，在一個家庭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即婚禮和喪禮。除此以外，女孩適齡訂婚的笄禮、四季的釋奠禮、祭祖禮以及年輕男子年滿15 歲時的冠禮（在這個禮儀中他們穿上長袍并取字）等，在貫穿其一生的諸多禮儀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冠禮是仿效古禮重新恢復的，而婚喪禮并不僅僅是繁文縟節(jié)，更是宋代傳統(tǒng)生活的一部分�；閱识Y的意義已經(jīng)超越了個體家庭，它們對中國文化的闡釋極其重要，通過這一闡釋，人們得以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認同，繼而得以溝通古今。

宋朝的婚姻制度

中國家庭是由家長主導的，這意味著父親或祖父對家庭具有法律賦予的統(tǒng)治權(quán)威。三代同堂的家庭中，祖父對整個家庭及其成員（包括其妻妾、兒子和兒媳、孫子和未出嫁的女兒，以及輩分較低的親屬和仆人）負有法定責任。他對家中一切重要事務(wù)，特別是祭祖，具有絕對的權(quán)威，而祭祖被認為對于家族的延續(xù)、鞏固和繁榮具有重要作用。
士大夫家庭的家長在宗祠主持祭祀，宗祠是家族的精神中心，通常祭祀對象是三代以上的祖先。男性后代最重要的法定義務(wù)是把祭祖儀式世代傳承下去，而婚姻就為此提供了一個渠道，婚姻通常被視為一種儀式，這種儀式可以通過精神方式，將生者與逝者緊密聯(lián)系起來，促進二者的福祉。權(quán)威的《禮記•昏義》解釋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
但一樁好的婚姻除了養(yǎng)育后代之外，還要滿足其他社會經(jīng)濟功能的需要�；橐鍪乖S多家庭被連接在一起，它也使家庭的政治影響力、特權(quán)和經(jīng)濟上的興旺得到了保障。在中國社會，一個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由其身份（家長、長兄、弟、妻、妾、女、女婿等等）所確定。家庭中的等級比性別更重要，仍然健在的老夫妻在家中擁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們可以使喚晚輩做事。
盡管國家并沒有設(shè)立專門的政府機構(gòu)登記婚姻，但具有同樣社會地位的男女雙方家庭都把婚姻視為一件嚴肅的事情，并接受法律對婚姻的約束。例如，中國的一夫一妻制意味著一個男人可以同時和幾個女人一起在他的家庭中生活（他的妻子、妾和婢女），但他只能有一位法定的妻子。妻子，即正房，位列家中等級制的女性之首，特別是在其兒子娶妻、她成為婆母后。根據(jù)法律，一個已經(jīng)娶妻的男人嚴禁再娶一位妻子，否則會受到刑罰處罰，只有他的妻子死后或他離婚之
后才能再婚。
大多數(shù)家庭請女性媒人來給兒女安排良緣，媒人們熟悉當?shù)厍闆r，他們牽線搭橋促成好事，讓雙方家庭最終同意男家下聘禮，女家出嫁妝。在與男女雙方家庭的商談中，女方家庭的財富要比待嫁女子的相貌或其他條件更為重要。適齡的年輕男女只是婚姻棋局中的卒子，在男女雙方都還是孩子的時候，雙方父母預先定好婚約是非常普遍的情況。與鄰國的蠻夷不同，宋朝人通常是同代相婚。11 世紀時，女子的適婚年齡是14 歲到20 歲；男子是16 歲到30 歲，在更小的年齡婚嫁也是被許可的，年長而不婚被認為是不幸的。
唐代上流社會家庭喜歡從世家舊族中選擇兒媳，在宋代，富家之女是人們選擇兒媳的首選。蔡襄曾對此有抱怨：“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在新儒家哲學家看來，這種婚姻觀念帶來的墮落是顯而易見的，因為男人的財產(chǎn)、他的聘禮以及妻子的嫁妝成了婚姻的決定因素。
宋代的富裕之家通常來自士紳和商人階層，這些人家為其出嫁的女兒置備了田地和嫁妝作為陪嫁品，這已經(jīng)成為約定俗成的規(guī)矩了。他們四處打聽在京城進士考試中及第的年輕士子的信息，這些人被視為未來女婿的最佳人選，整個家庭都期待著從與進士結(jié)親而獲益。而對于一位受過教育、富有而又可愛的正當妙齡的女子來說，她的父母要讓她讀文閱史、填詞作文，使之善于談吐，精于女紅，士大夫為了幸福和家道興旺似乎會把這樣的女子視為求婚的最佳人選。有時候，有的家庭還會對未來女婿的教育進行投資，“榜下捉婿，亦有緡錢，謂之系捉錢”。
為一位受過教育的年輕女子尋找合適的配偶可能是個挑戰(zhàn)，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哲學家程顥（1032— 1085）的女兒。她的叔叔程頤是個堅定的衛(wèi)道士，不讓她嫁給不及她智力水平的男人，認為這樣的男人與她不配。在她24 歲因病而亡后，年老的程頤說：“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睘槊饧薏怀鋈サ膶擂尉置娉霈F(xiàn)，北宋上流社會家庭在朋友、同僚和親戚的家庭中尋求婚配之家。在南宋，地方交往在促成婚配中所起的作用特別重要。
根據(jù)1147 年一篇文獻的記載，由媒人與雙方家庭對婚聘以及具體細節(jié)問題的商議可以確保雙方家庭免于出錯和受騙。男方所聘的媒人說媒的第一步是向女方家遞上“草帖”，列明男方各種信息：男方家的家族譜系、男方在家中的地位、他的生日以及他母親的姓氏。
如果女方家對他有興趣，媒人也會給男方家一份列明女子的同樣信息的草帖。
下一步男方家還要給女方家一份“細帖”，包含更多的個人信息，包括男方的出生時辰和女方將來要生活的家庭的情況，女方家會答復男方家有關(guān)女兒的嫁妝的數(shù)量和類別的信息。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一方或雙方對這樁婚事不是很滿意，他們可以不失體面地取消婚約。如果一切順利，那么接下來新郎家的女眷會對新娘進行檢查，南宋時新郎本人可以這時看一下新娘。如果他認可這位未來妻子，就把一支金簪插入她的發(fā)髻中。
新郎家給新娘家送去4 壇或8 壇酒（酒壇裝飾得很漂亮），表示確認這樁婚配。為了完成婚約，新郎家還要把聘禮送到新娘家，根據(jù)新郎家的富裕程度不同，聘禮不僅包括食品、女式衣衫和絲絹，而且還有三件金制品—金釧、金鋜、金帔墜。新娘家一般也會回禮，以此建立相互的義務(wù)關(guān)系。這時，兩家還請占卜者確定結(jié)婚的良辰吉日，包括嫁妝等一應物件都要置備好。
宋代婚禮所具有的社會重要性，在新郎要穿的新衣上就很明顯地體現(xiàn)出來。在唐代，官員的嫡長子在婚禮那天可以穿上比其父親品級低一級的官服。而在宋代，如果官員的兒子還沒有考過科舉，他可以穿上九品官服。已經(jīng)通過了科舉考試的新郎在婚禮那天會穿著自己的官服。唐宋時代的法律允許平民在婚禮時穿喜服，但不能穿官服。
平民百姓的婚禮相對簡單，一般僅有四個步驟，而世家子弟的婚禮則要六個步驟，儀式更為復雜。理論上，這些儀式和古禮是相同的，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儀式在僅僅百年間就經(jīng)歷了相當大的變化。司馬光和朱熹的論著中已經(jīng)很清楚地指明了這些變化。這一系列精心編排的禮儀包括：新娘離別娘家、送親的隊列、新娘蒙著蓋頭坐在帶簾的花轎里、樂隊擊鼓吹笙、到達新郎家及迎親者的迎轎、新娘進入夫家門、拜堂前的準備、跪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對拜、新娘要應承敬奉公婆、新人夫婦祭拜夫家先祖神位、洞房、婚宴、其后夫妻回訪女家。這一套復雜禮儀的每一步都要按傳統(tǒng)規(guī)則和當?shù)仫L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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