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駐華外交官傳記叢書》序
　　周振鶴
　　中國自晚明到晚清，大致完成了從“中國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國”的觀念的轉變。晚明以前，中國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國。表示世界觀念的是“天下”這個概念，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中國加上四夷的天下。這樣思考問題似乎是有其合理原因的，自先秦到晚明，中國就一直都被視為天下的中心，在陸上有參天可汗之道，從海上則是萬國梯航來朝。中國文化的影響既深且遠，按照晚明人的算法，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周邊國家至少有五十多個，所謂“聲教廣被，無遠弗界”是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其周圍的國家之間并不存在平等外交的意識，有的只是藩屬朝貢的概念。但16世紀末，情況開始有了變化。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帶來了先進的世界地圖。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注意到，聲教所被的周邊國家與中國合在一起，也只不過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已，還有更多的國家處在“化外之地”里。原來中國只不過是萬國之一的知識開始出現(xiàn)，也就是說，在少數(shù)人中間，世界的概念已經開始代替了天下的意識。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這還只是部分知識分子的覺悟而已。對于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并不知道有世界地圖這回事，而對于統(tǒng)治者而言，則是不愿意正視這一事實。其實清朝前期天主教傳教士在宮廷中繪制過幾種世界地圖，但這并沒有動搖皇帝的天下意識。1793年來華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朝貢式的外貿關系，但裝載使團進獻給皇帝的禮物的車子上，依然被插上了寫有進貢字樣的旗子。乾隆皇帝不但認為天朝大國無所不有，毋庸與遠在九萬里之外的蕞爾小夷互通有無，而且仍以天下共主的意識，要求使團人員行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禮。乾隆是看過世界地圖的，但心理上依然不放棄“中國的世界”的觀念。但不過半個世紀，他的孫輩就不得不面對從“中國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國”的痛苦的、真正的轉變。列強要求中國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制度，而不是將他們當朝貢國看待。他們要求在京派駐外交官，以平等禮節(jié)覲見皇帝，也就是建立近代化的外交關系。但是很不幸，這些要求都是在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所以中西及后來中日的外交關系，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平等的狀態(tài)。對于這一時期的外交史的研究，自然是晚清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作為外交史舞臺上主要演員的外交官又當然是外交史的重要研究對象，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晚清外交史的研究還相當薄弱，而其中對駐華外交官的研究更幾乎是一個空白的領域。
　　正當傳教士研究近些年來已經進入我們的視野中時，我們對最早來華的三類洋人之中的外交官與商人實際上并沒有開展多少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個案方面。例如，19世紀后期先后擔任過駐華與駐日外交官的巴夏禮，其傳記的下半部寫的是駐日生涯，在日本早就被翻譯了出來。而在中國可以說很少有人知道這部傳記的存在，更不知道其上半部主要寫的是巴夏禮的在華經歷。《晚清駐華外交官傳記叢書》的目的就是想對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貢獻一些基本的文獻資料。法國史學家朗格魯瓦（C.V.Langlois）和塞格諾博（Charles Seignobos）說過：“歷史學家與文獻一道工作……不存在文獻的替代物：沒有文獻就沒有歷史�！边@套叢書就是從這一宗旨出發(fā)而提供給讀者的一批基本文獻，讓讀者看到晚清的外交史的部分圖景。當然，傳記并非原始資料，而是傳記作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不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一般讀者看來，它仍然可以作為研究傳主生平的津梁，只要我們在閱讀的時候不被其結論所制約，而只著重其對事實的鋪陳。當然事實也可以粉飾，更可以歪曲，但如果我們能不止于閱讀一種傳記，而是在閱讀傳記的同時參考更多的歷史資料，粉飾與歪曲是可以被我們看穿的。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比較的閱讀法。因此，這樣的文獻是必須進行批判性的閱讀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的，這一點相信任何讀者都是心中有數(shù)的。
　　歷史作為消逝了的過去，并不是今天人們直接面對的事實，它只能在人們的重新認識與詮釋中再現(xiàn)，所以歷史本體自身必然帶有詮釋性，本體意義上的歷史事實不可能完全重現(xiàn)——這當然指的主要是人類史而不是自然史，人們幾乎無法原封不動地將其復原。如果說歷史上的典章制度的復原還有一定的客觀性的話，對于人物生平活動的復原就更多地帶有歷史編纂家的主觀意識。因此，通常我們所了解的歷史事實，只能是經過歷史認識主體重新建構的歷史。也因此，我們并不擔心這套叢書原作者所構筑的歷史就會直接成為讀者心中的歷史，而相信讀者心中的歷史必定是遠比傳主所復原的更加完善的歷史。
　　因此，收入本叢書中的傳記對傳主的某些不合適的贊許——這恐怕是所有傳記作者寫作的基本目的，并不代表此叢書策劃者以及譯者的觀點，更不是策劃者有意的導向，我想，在這個讀者有獨立閱讀與判斷水平的年代，如果以為策劃者與譯者有導向的能力，那會是對讀者的一種不敬。這套傳記的出版除了給讀者提供一種文獻的來源以外，還希望讀者借著這一文獻進而檢索該傳記所依據(jù)的更為原始的史料，同時還發(fā)現(xiàn)其他的史料作為補充或者修正，以徹底了解歷史的本來面目。舉例而言，本叢書中的美國外交官伯駕傳，除了這本傳記外，在中國人的記述里，還有其他的資料，這里僅舉兩條以資對照。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一件《粵東全省商民直白》中有這么幾句話：“咪利堅美士伯架，設立醫(yī)館，贈醫(yī)送藥，普濟貧民，而中華士庶，無不贊羨其德�！边@是指的他當傳教士醫(yī)生時的事。而在前一年的《廣東全省紳耆士庶軍民人等聲明》則說：“該國現(xiàn)有醫(yī)生伯駕，向習外科醫(yī)眼等癥，并無別術聲名，不識民情事勢，不過在粵業(yè)醫(yī)數(shù)年，稍曉廣東土話數(shù)句而已。茲因該國公使不在，暫令其攝理印信，輒敢竊權持勢，狐假虎威，隨處生波，騷擾居民，始則騙租曉珠、下九、長樂各舖，繼則圖佔靖遠、荳欄、聯(lián)興等街，又強租硬佔潘姓行宇。我等初猶以為彼建講堂醫(yī)館公事起見，詎料假公濟私，營謀己宅，至乖條背約，欺蒙陷良，貪得無厭，廉恥罔顧。今又騙租南關曾姓房屋，至今輿情不協(xié)，街眾弗容。伊乃膽敢砌詞，混聳大憲，輒稱條挾制，誣告我父母官長，種種不堪，殊堪發(fā)指�！边@兩條都是當時紳民對伯駕的認識，此外中國官員對伯駕也另有評論，這里不煩具引。所有這些記述，我們都可以作為重建歷史的文獻使用，至于對所有文獻的理解能力，我們與讀者是處于同一個水平之上的。
　　外交官天然地代表著派出國的利益，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晚清時期列強的外交官遠不止是這一利益的代表，而是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特征，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們過去在批評傳教士的時候，往往用上“偽善”這個詞，那無異于說，有些傳教士表面上看來至少是善良的。但是外交官則不然，他們差不多連偽善的面目也不存在，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他們有許多是明火執(zhí)仗登堂入室的強盜。但有這點共識，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從個體上對他們進行研究。如果說傳教士至少在客觀上對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的話，那么外交官所起的作用與影響又是如何呢？即使我們在傳記作者那里所看到的只是對傳主的一味頌揚，但從他們對傳主一生的敘述，我們依然可以明顯看出“弱國無外交”的殘酷現(xiàn)實。上面提到的英國駐華外交官巴夏禮可以說是一名典型的帝國主義分子，但他對中國的深刻了解，卻使之將“強權即是公理”的手段運用得十分純熟。事實上，晚清到中國的許多外交官對中國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的甚至了解得極為深刻，這一點早在晚清就被認識到了。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里就說道：“通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于我朝章、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我都護以下之于彼國則懵然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道不需要多知道一些駐華外交官一生的經歷以理解他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嗎？毫無疑問，傳記作者的偏見以及對傳主的喜愛或崇拜，必定會使他們在寫作傳記時有意無意地夸大或縮小，甚至掩蓋某些事實真相。但上面已經提到，歷史并不是只靠唯一的史料來塑造的，讀者必定會搜尋相關史料來對傳記內容進行批判性的閱讀，以提高自己的鑒別能力，這是毋庸置疑的。
　　從另一方面看，這些在政治經濟方面與中國發(fā)生直接關系的外交官，是不是有些在客觀上對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此人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分子）就對外國人的漢語學習貢獻頗大，他編的漢語課本，他提倡的學習北京官話的做法，甚至對中國標準官話從南到北的轉向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他設計的漢字羅馬拼音系統(tǒng)一直到現(xiàn)在還在使用，他本人后來則成了劍橋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又，英國駐寧波的第一任領事羅伯聃，也對中英語言接觸有重要貢獻，他將伊索寓言翻譯成中文，并且將寓言的內容改成中國人易于接受的形式，又編纂有英語教科書《華英通用雜話》，成為后來中國人自己編寫英語教科書的范本。再如英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翟理斯，編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漢英詞典，至今依然在語言接觸史上有其參考價值，他又改進了威妥瑪?shù)钠匆趔w系，使之更為完善。后來他繼威妥瑪成了劍橋大學的漢學教授，對在西洋傳播中國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列強駐華外交官多數(shù)在晚清都起著形形色色的重要影響，而由于種種原因這種影響至今并沒有完全理清楚。我們要理解晚清以來的全部歷史，就不能不把所有與這段歷史有關的人物都作一番徹底的清理。傳教士是一部分人，外交官又是一部分，如果我們對這些人沒有比較透徹的了解，我們又如何全面深刻地認識晚清的歷史呢？不管我們愿意不愿意，不管挨打的原因是不是落后，晚清的歷史已經與世界的歷史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因此認識構建完整的晚清史，就少不了與中國發(fā)生密切關系的外來的各色人等。尤其在中國史學家尚未對來華各種人士作出深入研究時，作為重要參考讀物的西方人士所撰寫的外交官傳記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參考物。
　　附帶要說明的是，還在中國與西方列強建交以前，在中國的港口就駐有一些領事，處理各有關國家與中國的商務往來。這與世界上的通行情況一致，即領事制度遠早于外交活動。我們亦將這些領事列入外交官系列，事實上，有些領事后來也成了正式的外交官。而在中外正式建交以后，中國各地所有的領事館自然從屬于外交機構，領事也自然是外交官的組成部分了。
　　山茂召少校日記及其生平
　　序言
　　接下來講述的傳記主人公曾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時期服役并獲諸多榮譽，他在戰(zhàn)后1786年受美國國會任命，擔任美國駐廣州首任領事；并在1790年由華盛頓總統(tǒng)再次任命擔任此職。他在那個城市駐留數(shù)年，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參與了在中國與印度海岸的直接貿易。美國對中國和印度地區(qū)的貿易成為他研究的主題。他于1794年逝世，留下了珍貴的手稿和自美國至廣州的第一次和其他早期航海途中的日志。它們揭開了我國在那時與那些遙遠的民族之間貿易關系的神秘面紗，而且饒有趣味；并且，盡管長達半個世紀的中美交流在日記寫完之后受到了干擾，然而毫無疑問，中國人的習性和政策具有穩(wěn)定性，這些日記保留的大量令人稱奇、現(xiàn)在仍耳熟能詳?shù)男畔⒓词乖诮裉烊匀皇欠浅Ｓ杏煤鸵�人入勝的�?br /> 　　山茂召少校去世后，日記由他在波士頓的侄子和法定代理人羅伯特·古爾德·肖（Robert Gould Shaw）保存。經常有出版社請求出版這些日記，至今為止一直遭到婉拒。日記現(xiàn)在的持有者不知道這些起初并非為出版而寫作的日記能否妥當?shù)亟唤o公眾。然而，因朋友的懇求和那些熟知并長久參與中國貿易的商人們的保證，他現(xiàn)在已經讓步了。日記的出版不僅有實際用處，還因其是出于作者的親身回憶，而加深了人們對他的尊敬，并讓公眾獲知美國這一貿易分支的初期狀況，也讓公眾對歷史的求知欲得到了滿足�？紤]到出版資金，肖先生把本書版權轉交給波士頓航海協(xié)會（Boston Marine Society），由該協(xié)會資助出版，他希望書的收益將得到合理利用，并且應用于該書的推廣。
　　如果說日記中記載的商業(yè)信息是為了滿足獵奇心理，那么山茂召少校對軍旅生活的講述則包含著更深的感情，其傳記主要由他寫給最親近的親戚和親密朋友的書信組成，從1775年12月在坎布里奇（Cambridge）開始服役起，直到1784年1月在西點（West Point）軍隊解散為止，描述了美國革命中幾乎每一次重要事件。他的信件在勝利或挫敗的時刻寫就，有時他處于貧困和物資缺乏的窘境，然而就是這些信件展現(xiàn)出了作者的品質，同樣也感情充沛地展示了我們的獨立革命中他所在的士兵階層的原則、動機和精神：在戰(zhàn)斗的開始充滿了愛國的熱情，這種熱情一直持續(xù)到戰(zhàn)爭結束——未被艱難和險阻所嚇倒，也不因苦難和委屈而動搖。正是這些士兵，而不是其他軍中的人士，是華盛頓的軍隊所依仗的力量。然而就是他們的獨特歷史卻很少有記載。他們力量強大，卻謙卑無聲。他們沒想到要把自己在軍中服役的故事講給子孫后代聽。因此，這些包含在山茂召少校私人信件里的秘密故事不能不讓美國公眾覺醒，喚起他們對前輩的喜愛、尊敬和感激之情。
　　受這些日記的所有者叮囑，我要根據(jù)日記來籌備作者的一部傳記，我承擔這一任務沒有其他動機，只是想讓一位終生都受到親戚朋友尊敬和愛戴的人的記憶永留史冊。
　　我為自己在少年時期有幸結識山茂召，并與他通信往來而深感高興；時光飛逝，不知不覺50多年已經過去了，我可以誠實地說，在長長的一生里，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人：他嚴肅而有氣魄、嚴于律己，又滿懷榮譽感，集紳士、軍人、學者和教士的品質于一身。
　　喬賽亞·昆西
　　1847年4月于波士頓
　　譯后記
　　我與《山茂召少校日記及其生平》（簡稱《山茂召日記》）的英文原著結緣是在碩士期間，對美國建國初期中國觀的關注使我無意中走近其人，我希望通過研究這個人物來窺視美國建國初期的中國認識。當碩士論文告一段落，一個偶然的機緣使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實現(xiàn)與本書的第二次親密接觸，感謝導師朱政惠先生和復旦大學周振鶴先生的引薦，也感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晚清駐華外交官傳記叢書”的計劃，我得以幸運地翻譯此書。
　　山茂召是美國建國以后派出的第一位駐華外交官，《山茂召日記》是山茂召的傳記和日記，傳記部分記錄了他在美國獨立戰(zhàn)爭時期的軍中生活、歷次戰(zhàn)役以及中美交往開端時期的歷史圖景，日記部分描述了主人公數(shù)次來華途中、在華及周邊地區(qū)的見聞并參與對亞洲貿易的航行日記，附錄部分系山茂召與美國政界首腦等的通信往來。本書是一部了解和研究美國獨立戰(zhàn)爭、開國前后民眾心態(tài)與政黨政治的重要歷史文獻，對于研究美國對華政策和美國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變遷也具有珍貴的價值。
　　乾隆晚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強大的中華帝國已顯出衰跡，在國門洞開之前、早于馬嘎爾尼使團來華之際，山茂召及其同行即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并成為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留下觀感和記錄的最早一批美國人。作為外來者，山茂召見證了中國這一由盛轉衰的時期，其記載雖有止于零散和淺嘗輒止的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客觀而冷靜的，有利于我們從另外的視角去觀察當時的中國社會。這塊“他山之石”值得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美國的對華政策一脈相承，作為首位駐廣州領事，他向國會陳述的中國資訊成為當局制定最初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jù)。此外，《山茂召日記》在美國中國學的發(fā)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義，集中表現(xiàn)在它在美國開國時期中國認識中的作用。西歐的傳教士漢學階段，耶穌會士塑造了一個既善且美、進步富強的中國形象。美國人山茂召與其迥異，他在中國乃至亞洲發(fā)現(xiàn)了眾多異教徒的世界，帶給美國公眾一個“灰色”的中國描述，改變了西方影響下的美國之中國認識，從中不難看出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位基督教徒面對異域文化時的優(yōu)越心態(tài)。
　　穿越歲月的迷霧，我在文字中回到兩個多世紀以前，傾聽主人公心靈的訴說，與他一起行走悲喜，也隨之進行了一次華麗艱險的跨越遼闊海洋及亞洲各地的書面旅行。他的人生在歷史的漫漫塵沙中由模糊變得清晰，這是一個軍人、學者、外交官和教士的內心世界。作為譯者，讓我深有感觸的是他平凡而高尚的品格以及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作為研究者，又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其基督徒的身份和西方中心觀的局限。這是廣大讀者在閱讀時亦需注意的。
　　我要感謝我的同窗摯友。肖琦、呂杰對本書幾處法語文獻、拉丁語詞語的理解給了我重要的幫助，蔣暉是翻譯稿的第一位讀者，提出很多頗有價值的建議。
　　我還要特別感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負責本譯著編輯出版的所有老師。本書的順利出版離不開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幫助。
　　正如一位青年學人所說，校正翻譯錯誤有如挖地雷，每個知識點背后都可能隱藏著一個“門修斯”。因此，雖然為本書的翻譯、校對做出許多努力，但因時間、精力所限，疏誤之處不可避免，不當之處均由我本人負責，懇請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褚艷紅
　　2015年5月20日于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