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載籍，為數(shù)浩繁，相沿至今，雖時有增損，但至今猶能擁有十數(shù)萬部冊古籍，實非易易。其所以得垂世久遠者，端賴先人之善于保護。保護措施不外二途：即藏書與刻書。藏書者，罄資財搜購典籍，以防散失損傷；刻書者，再造古籍，繁衍古籍，不致孤善滅跡。前人或藏或刻者多，而藏刻兼具者鮮。明清以來藏書刻書并行不悖者漸盛，藏書家又多立說鼓吹，如清初曹溶之《流通古書約》倡言刻書之益，有推動之功。清代刻書幾成藏書家之美德，于是藏刻紛起，而鮑廷博之既藏又刻，鐘情典籍，尤為著名，為學人所熟知。

　　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飲，又號通介叟、得閑居士，祖籍安徽徽州府歙縣西鄉(xiāng)長塘村，以父祖經(jīng)商于浙江而寄寓杭州，并出生于斯土。迨父母離世，即遷居浙江桐鄉(xiāng)烏鎮(zhèn)楊樹灣，而鮑廷博始終以徽人自命。他少習會計，又勤學耽吟。因科舉不利，蹉跎歲月，遂絕意仕進，而從事藏書刻書事業(yè)，成為清代前期一大藏書家和刻書家，體現(xiàn)了徽商賈而好儒的特點，達到了賈為厚利，儒為名高的完美結(jié)合。

　　鮑氏正規(guī)藏書始于廷博之父思詡，思詡業(yè)賈浙杭，而頗好書，建知不足齋以庋藏。廷博承歡膝下，以孝事父，進而力購前人所藏典籍，日積月累，遂成大家。鮑氏藏書來源，大抵不外購進、傳抄、獲贈三途。購進可考者始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有各種宋元善本及名家所藏；傳抄為與人交流互補，據(jù)知約有二百余種。各本多有廷博幽楗跋語，可助了解本書；獲贈多為友朋間情誼所致的表達，而《四庫》獻書后頒賜的《古今圖書集成》雖因系御賜而另建賜書堂以貯藏，但亦屬贈書一類。據(jù)此數(shù)源，則鮑氏藏書必有相當數(shù)量，究其詳數(shù)若何，則尚無確數(shù)。就我所主編之《清代目錄提要》收《知不足齋宋元文集書目》條稱：本書是鮑廷博所收藏的唐宋元人文集目錄，共約四百多種。略依時代分類，其中唐人文集十六種，宋人文集三百三十八種，南宋人小集六十種，金元人文集一百三十八種，宋元人總集八種。此僅文集一類。又其《四庫》獻書達六百余種，被著錄者249種，入存目者131種，列獻書四大家之首，足見鮑氏藏書精富，無愧于大藏書家之稱。

　　鮑廷博對所藏，不僅善加愛護，而且進而研究和完善各書內(nèi)涵。他居家行旅，以書自隨，焚膏繼晷，親加�？�，搜求眾本，相互讎校，正訛補缺，并寫題跋，志其始末，使所藏各書無錯訛，對錯漏之書則嚴加指責。又邀請專家為校專業(yè)書籍，如史學家錢大昕、醫(yī)學家魏之琇、算學家丁傳、歷算家李銳等，均應聘為校專業(yè)典籍，提高質(zhì)量，使鮑氏經(jīng)校各書得無一訛字的美譽。

　　古代刻書有官、私、坊刻之不同。鮑氏刻書，自非官刻，而所刻諸書，亦非單純牟利，難稱坊刻，當屬私刻一類。鮑廷博刻書始于清乾隆十年（1745）以花韻軒名義刻鎖馮普之《古今姓匯》，后多為私藏珍善本零種書和朋友著述。乾隆三十一年（1766），鮑廷博助成浙江嚴州知府趙起杲青柯亭刊蒲松齡《聊齋志異》十六卷本。這使《聊齋志異》改變以抄本流傳、篇卷有差異的狀況，為中國文學史研究做出一定貢獻。在刊刻零種典籍的基礎上，鮑廷博逐漸形成刻整套叢書的想法，特別是在《四庫》獻書獲得賜書后，聲名鵲起，更激勵他的意志。從乾隆四十年（1775）起直到道光三年（1823）止，歷經(jīng)五十年祖孫三代的努力，終于纂成《知不足齋叢書》三十集，收書二百余種七百余卷。此叢書的刊行，顯示出清代圖書在編纂事業(yè)中具有較高質(zhì)量的成果，頗便廣大學人的參閱。不僅當代學人贊譽有加，后世好評，也不絕如縷。

　　這樣一位大藏書家和刻書家，除了一些簡略的生平和因叢書而有所涉及外，較完整的傳記和評述則較零散。直至2006年5月黃山書社出版《清代徽人年譜合刊》時，始將舊藏安徽省博物館、由王立中所撰并經(jīng)安徽大學圖書館鄭玲先生點校的《鮑以文先生年譜》問世。原作者王立中先生在稿本例言中曾申明該譜的主要內(nèi)容是：此譜但選其有關�？虝�籍，或先生之師友，按年份系之，不泛及也。王編雖簡略，但對鮑廷博一生藏書刻書著述等事跡，作了初步條理化的編次。鄭玲先生除了點校整理該譜外，又對其史料價值撰寫了專文《〈鮑以文先生年譜〉的史料價值》，指出該譜的三點價值說：第一，為鮑以文的生平提供資料，使已有的傳志但卻簡略的人物資料得到豐富補充，第二，鮑以文朋友之信息總匯，第三，此年譜還提供了其他多方面的信息，如《永樂大典》與《四庫》的關系等，給該譜以某些肯定(《天一閣文叢》第五輯)。但該譜文僅萬余，事多缺漏，與鮑廷博之業(yè)績，名實難符，近年安徽劉尚恒先生為寫《首創(chuàng)有功，記事有憾》一文(《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總477期，2008年5月)，對王撰鮑譜作了較中肯的評論。劉文一面肯定王譜手稿點校出版，不僅對徽學研究有極大的幫助，而且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同時也指出該譜的不足說：一、缺載年份多……凡四十七年未有記錄，占鮑氏行年一半強，二、有些年份，雖有鮑氏事跡，卻過于簡略，失去豐富的內(nèi)涵，三、有些年份所記，根本未涉及鮑氏事跡，四、有些年份所記時事詳，而于鮑氏事略。是王譜之有待充實豐富。劉尚恒先生有鑒于此，遂本皖人述皖賢之志，立意重寫鮑譜，于是先從收集四類資料入手：一、鮑刻叢書的序跋校記，二、鮑氏交游的書友詩文、年譜、題跋、筆記，三、各類志書、目錄、題跋、雜著等，四、譜牒、書札及鮑氏詩文之作。有此廣闊史源基礎，當為新編鮑譜奠定堅實基礎。

　　四類資料中，自當以鮑氏叢書之序跋校記為最要。這類資料雖已見諸叢書，但因散置而多為人所忽視，實則鮑廷博于版本、校勘、目錄諸學之真知灼見皆貫穿其中。劉尚恒先生多年從事目錄版本之學，造詣頗深，乃深加選剔，條分類系，分置各年。各條之下，又自加按語以考訂異說，補釋版本，敘說抄書、刻書、藏書、交流、著錄等情況，使鮑廷博之學術亦得以發(fā)揚。鮑廷博交游甚廣，與學林書苑之宿儒耆舊，多有交往。所記多有裨于傳統(tǒng)藏書文化之研究。劉尚恒先生又為所涉及諸君子，補其生平，論其學術，不啻為傳統(tǒng)藏書文化增添研究資料，而鮑廷博之書界地位，亦借此烘托，顯然得見。至于三四兩類，足為全譜輔翼，使鮑廷博一生益顯完備。此新編鮑譜有異于王編之一大特色。

　　劉尚恒先生于正譜之后，增設一《譜后紀要》，記譜主身后行事，頗具創(chuàng)意�！都o要》始清嘉慶二十年（1815），終于民國十年（1921），前后計百余年，雖非逐年記述，但有事必錄，使有關譜主行事得完整具見，所記主要為促成《知不足齋叢書》最后數(shù)集及《續(xù)知不足齋叢書》與《后知不足齋叢書》的編纂緣由。其清光緒六年（1880）條記廷博曾孫鮑寅將家藏賜書《古今圖書集成》捐獻于文瀾閣，是鮑氏此時尚有藏書。若自鮑廷博之父藏書至其曾孫捐書，其間鮑氏藏書雖有散失，終非絕跡，是可稱五世藏書之家，為歷來藏書家所罕見。此新譜之又一特色。

　　我與劉尚恒先生為數(shù)十年交往之舊識，于學問一道，時有商榷。尚恒一生雖有坎坷，但好學不倦，筆耕不輟，為同仁所稱道。今年晉古稀，猶孜孜以求，實足為后學垂范。嘗念鄉(xiāng)先賢鮑廷博為藏書刻書，卓著動績，而其事跡不彰，已有譜傳又多簡略，乃竭數(shù)年心力為撰新譜。稿成來舍請序，我雖近望九之年，體弱多疾，而見此作，猶情不自禁，勃然而興，盡兼旬之力，通讀全稿，讀后深感學問之無涯，惜尚待字閨中，至希就此待梓之際，于鮑廷博一生之社會背景及有關書林掌故,略有點綴，則全譜當更顯豐厚生動。濡筆略志所得，是否得當，祈作者、讀者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