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國史學和學術文化的研究，在先秦子學、兩漢經(jīng)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學術史、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政治制度史等諸多領域都有精湛的研究和建樹，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史和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在西方學術文化的強力沖擊和籠罩之下，錢穆的治史理論和方法與當時主流學派的觀點不甚合拍，長期受到冷遇和排斥而處于邊緣。1949年錢穆離開大陸，寓居港臺，由于海峽兩岸的隔膜，以至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人們對他的史學思想和治史成就缺乏一個應有的了解和客觀的評價。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國內(nèi)文化熱、國學熱的興起和不斷升溫，錢穆研究逐漸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和重視。
　　目前學術界對錢穆史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歷史觀、國史觀、治史理論和方法上。羅義俊是大陸較早研究錢穆的學者，他把錢氏視為現(xiàn)代新儒家在史學領域的代表人物，側重對其新儒學史觀作分析，其觀點主要體現(xiàn)在《論《國史大綱》與當代新儒學》《經(jīng)國濟世，培養(yǎng)史心錢賓四先生新儒學史學觀論略》和《錢穆學案》中。徐國利把錢穆的歷史觀概括為以儒家文化為本位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觀，并對其所包含的內(nèi)容，如錢穆對歷史本質(zhì)、歷史動力、歷史構成、歷史發(fā)展形態(tài)等方面的認識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陳勇從歷史的過去與未來交織于現(xiàn)在的歷史時間觀、以學術思想為核心的文化史觀、治史首貴識變的歷史漸變觀、學貴致用的史學目的論、歷史客體與史家的主體精神等方面對錢穆的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作過梳理和分析。陳其泰主編的《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一書有專節(jié)論及錢穆的古史考證，對其古史研究的成就、貢獻及其局限作過分析和討論。王晴佳有專文討論過錢穆與民國時期主流派史學科學考證派的關系，認為錢穆早年治史受過科學史學派的影響，以考史成名，抗戰(zhàn)時錢穆由考史向著史轉變，以弘揚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價值為己任，逐漸與該派分道揚鑣。翁有為也有文章論及錢穆與科學派領袖傅斯年的治史分歧，認為傅斯年是科學派的領軍人物，治學主實證求真；錢穆則是新儒家學派的中堅，治學主經(jīng)世。
　　臺灣學者黃俊杰、胡昌智，馬來西亞學者黃文斌，對錢穆的國史觀、民族主義思想作過研究。黃俊杰認為錢穆的國史觀實以主客交融為其方法論特征，其歷史寫作特別突顯中國歷史精神的特殊性。胡昌智把《國史大綱》與西方史學中的歷史主義，尤其是德國的歷史主義史學作過比較研究，認為在歷史敘述的內(nèi)容、結構等方面，兩者有許多類似之處。[1]黃文斌探討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錢穆民族思想的關聯(lián)，認為民族救亡或民族自救是錢穆關懷的核心問題。基本上，錢氏嘗試通過研究歷史及闡發(fā)文化來建立民族的認同感與信心。華裔學者余英時從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角度對錢穆的民族主義史學進行過有價值的闡述。陳啟云則對錢穆人文主義史學進行過討論，認為錢穆的思想、文化、歷史學的若干觀念和立場，與最近西方人文學的理論，尤其是后現(xiàn)代主義，有不少共通之處。美國學者鄧爾麟對錢穆早年的鄉(xiāng)居生活與他后來治史觀形成的關系，以及他終身對中國歷史文化所持溫情與敬意的原因作過分析和論述。
　　另外，在一些錢穆的學術傳記中也涉及到他的史學思想和治史方法，如郭齊勇、汪學群合著的《錢穆評傳》（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陳勇的《錢穆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國學宗師錢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印永清《百年家族錢穆》（河北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等書對錢穆的治史理論和方法作過評述。在錢穆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所寫的年譜和回憶性的文字中也涉及他的史學，重要者如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李木妙《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香港新亞研究所1994年）、韓復智《錢穆先生學術年譜》（臺北五云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等。還有一些紀念文集，如江蘇無錫縣政協(xié)編的《錢穆紀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編的《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學術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03年），臺北市立圖書館編的《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18期），臺灣東吳大學錢穆故居管理處編印的《錢穆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吳大學2005年）、《錢穆先生思想行誼研究論文集》（黃兆強主編，東吳大學2009年）、《錢穆研究暨當代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黃兆強主編，東吳大學2010年）等對錢穆的史學也有涉及。
　　上述研究對本書的寫作有很大啟發(f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不少研究重在對錢穆史學和史學思想的某些方面進行梳理和評述，在全面、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上尚有較大的拓展空間。其二，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發(fā)掘錢穆史學思想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上，多為肯定性評價，在批評審視的研究視角上仍有作更為全面考察的必要。其三，港臺學者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將錢穆的史學與近代歐洲的民族主義史學進行比較分析，這無疑是一個新的研究視野，然而兩者之間是否具有可比性，也需要作進一步思考。第四，已出版的錢穆論著，傳記和紀念性的文章較多，重在介紹錢穆的人生經(jīng)歷和學思歷程，對其史學思想及其成就的分析性研究相對薄弱。另外，對錢穆史學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主要內(nèi)容及其時代價值，目前尚無專文論及。
　　錢穆學問廣博，其治學涉及經(jīng)學、史學、子學、佛學、理學、清學等眾多領域。但他一生的主要貢獻還是在史學上，史學是他一生治學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錢穆的史學體系是怎樣形成的？他史學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他的治史理論和方法有何特點？與同時代其他史學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相比較，他們的治史理論異同何在？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中，錢穆的史學究竟占怎樣的地位？這些問題都是需要加以具體研究和論證的。然而遺憾的是，史學界對錢穆的史學卻缺乏深入的研究，除一些論文和著作涉及他的史學思想外，迄今尚無專門的著作對其史學作系統(tǒng)的梳理和論述。因此，把錢穆的史學置放到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變遷的大背景中進行具體的研究，確有必要。
　　錢穆的史學可以1949年為界線劃為大陸前期史學和港臺后期史學兩個時期。居大陸時期，錢穆主要從事先秦諸子、漢代經(jīng)學、清代學術史和中國通史的研究，《劉向歆父子年譜》（1930年）、《先秦諸子系年》（1935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國史大綱》（1940年），是他前期史學的代表作，尤其是《國史大綱》，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史學界影響甚大，是他史學體系形成的重要標志。自1949年寓居港臺（19491990年）以來，錢穆主要從事學術思想史方面的研究，重要著作有《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冊）《中國學術通義》等。史學方面的著作有《中國歷史精神》《國史新論》《中國史學名著》《史學導言》《中國史學發(fā)微》《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等。若以學術研究的方向重點來劃分，可以1940年為界線劃為兩個階段，《國史大綱》出版以前以歷史研究為主，此后即由歷史研究轉入文化研究，《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的撰寫則是他學問思想先后轉折一大要點所在。錢穆居港臺以來，其著述始終圍繞著闡釋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和復興中華文化、重建儒學傳統(tǒng)而展開，而有關歷史方面的文字，則一皆以文化為中心。而就他研究中國文化的方法言，主要采取的是歷史考察的研究方法，即以歷史實證作為文化研究的基礎。
　　作為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對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本書把錢穆的史學置放到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變遷的大背景中，運用歷史實證方法、比較研究方法、宏觀整體研究與微觀個案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對其治史理論、方法及其史學成就進行梳理和評析，既著眼于大處，從宏觀層面對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過程作整體性的動態(tài)考察；又用功于細微，從微觀層面對其具體的史學成就及其貢獻作深入的個案剖析，并將其治史主張與同時代其他史學流派（如古史辨派、新考據(jù)派）的治史理論作比較研究，力圖在此基礎上對其史學思想及其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史上的地位作出一個符合實際的評價。
　　本書除緒論外，由10篇個案研究文章構成。為了使讀者能總攬大要，茲將各篇的主要內(nèi)容介紹如下。
　　第一篇：論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在20世紀的中國史學中，錢穆的史學既與民國時期的主流史學新考據(jù)派互異，也與20后半期居于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同，他在新考據(jù)派和唯物史觀派之外別樹一幟，是20世紀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史學一派的代表人物。本篇把文化民族主義思想視為錢穆史學思想的核心所在，認為只有從文化民族主義的角度去考察錢穆的史學思想才會對錢穆有真正的認識，才會對20世紀中國史學流派中文化民族主義一派的存在價值有具體的理解，才會對中國現(xiàn)代史學史、學術史獲得一完整系統(tǒng)的說明�；�于這一理解，本篇在論述錢穆史學體系的形成時，主要是以他文化民族主義史學思想的形成為考察中心進行分析論證的。
　　錢穆早年以考據(jù)揚名學界，1930年他進入中國學術中心北平后，得到當時新考據(jù)派巨子的認同，得到顧頡剛、胡適、傅斯年的欣賞，主要得益于他的考據(jù)之作。30年代中期以后，錢穆的治學方向發(fā)生了轉變，由先前崇尚考據(jù)轉移到竟體觸及民族文化精神這一根本問題上，最終與主流學派分道揚鑣。錢穆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發(fā)軔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國史大綱》的完成為其標志。在《國史大綱·引論》中，他第一次明確地把文化、民族與歷史三者聯(lián)系起來考察，認為歷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開和演進，研究歷史不僅僅在于弄清歷史事實的真實，更重要的在于弄清歷史事實背后所蘊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換一句話說，歷史學家的責任不僅僅在于復原歷史的結構，追求一個個事實的真實，更重要的在于追尋民族文化傳承的血脈，肩負起一種文化托命的責任。錢穆以鮮明的民族文化立場表明了自己的學問宗主和人生的終極關懷，即關心中國文化的傳承，為民族的文化追尋意義。
　　以考據(jù)起家的錢穆最終轉向對考據(jù)學風的批判，是因為他認識到一味埋首考據(jù)，不利于民族精神的發(fā)揚，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上對新考據(jù)派作不遺余力的批判，這是他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產(chǎn)生的內(nèi)在動因；基于民族危機的刺激而產(chǎn)生的救亡意識則是他文化民族主義思想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動因。自《國史大綱》完成后，錢穆學問研究的重點發(fā)生了轉變，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為中國文化招魂續(xù)命遂成為他一生的學問宗主和志業(yè)所在。本篇對錢穆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的形成過程、所包含的內(nèi)容，以及這一思想形成的背景作了分析，具體考察了他是如何由一個考據(jù)史家轉變成一個文化民族主義史家的，探討了史家與社會、與時代的互動關系，同時對他具體的史學成就及其貢獻也兼有敘及。
　　第二篇：論錢穆的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錢穆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把他與陳寅恪、陳垣、呂思勉并稱為中國現(xiàn)代史學四大家。錢穆之所以能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中獨樹一幟，主要在于他有一套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體系和史學思想。本篇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對錢穆的歷史思想與史學思想作了具體分析。
　　其一，歷史的過去與未來交織于現(xiàn)在的歷史時間觀，從歷史時間的持續(xù)變動著眼，把歷史的過去與現(xiàn)在、將來聯(lián)系起來考察。其二，以學術思想為核心的文化史觀，主張以文化學術為中心來考察和分析問題，大力凸顯學術思想在社會歷史變遷中的作用。其三，治史首貴識變的歷史漸變觀，主張用連續(xù)發(fā)展的眼光去分析和研究歷史，力圖從歷史的變化發(fā)展中去探索歷史事件、人物思想演變的發(fā)展脈絡和變遷軌跡。其四，重史心、史德的史家素質(zhì)論。其五，學貴致用的史學目的論。重視史學的歷史借鑒功能，強調(diào)史貴鑒古知今；立足現(xiàn)實考察歷史，強調(diào)治史應求以合之當世；提出了一切歷史都是現(xiàn)代史、當代史的主張。其六，歷史客體與史家的主體精神。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中，錢穆不僅是一位考據(jù)大家，而且也是一位比較重視史家主體意識的學者，他不僅重視對史料的整理和史實的考訂，更重視在此基礎上對史料作主體性的詮釋和解讀。所以，錢穆對現(xiàn)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單是史料的，更是真正意義上的史學的，他追求主客互溶、情理合一的史學路向，與排除史家主觀理解、追求絕對客觀的史料考訂派（即錢穆《國史大綱·引論》中所稱的科學考訂派）的治史方法截然異趨。錢穆對史家主體精神的重視主要體現(xiàn)在：重視史家主體對歷史材料的解釋所獲取的歷史知識；提出史家的主觀推想亦為治史一重要方法；強調(diào)追尋史料的意義應借助于史家的主觀體驗。
　　第三篇：錢穆評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所掀起的疑古思潮，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思潮。自1923年顧頡剛發(fā)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古史層累造成說引發(fā)古史大討論以來，對古史辨派古史理論的評價便不絕于書，其中錢穆的評價就頗具有代表性。
　　錢穆對古史辨派的評價大致經(jīng)歷了一個從基本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盤否定的發(fā)展過程。錢穆受過古史辨派主將顧頡剛的提攜，他早年考辨古史的方法曾受到古史辨派的影響，對其古史理論多有贊同。這時的錢穆在學術上認同古史辨運動及其方法，還沒有自覺意識到古史辨運動有批判和否定中國歷史文化取向的一面。錢穆在把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引為同調(diào)的同時，他早年的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卻意在肯定古典文獻所載歷史的真實可信，這又顯示了他與當時疑古史學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所以，錢穆早年對顧頡剛的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表示了相當?shù)刭澩�的同時，對其引晚清今文學家那種辨?zhèn)我晒诺膽B(tài)度和精神為其古史觀張目又提出了批評，主張用自然的演變說來取代劉歆造偽說。但是隨著他自己史學理論和治學方法的日漸成熟，逐漸超越了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論，由基本肯定、相當贊同轉為總體性的批評。錢穆晚年居港臺以來，對古史辨派的批評愈趨激烈，跡近全面否定，那主要是出自文化意義的批評了，即他對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評價，主要是從民族文化立場著眼立論的。本篇比較具體地分析了錢穆是如何從古史辨派的贊同者轉為諍友，再變?yōu)閯艛车陌l(fā)展過程及其轉變的原因。
　　第四篇：錢穆與新考據(jù)派關系略論以錢穆與傅斯年的交往為考察中心。錢穆早年以考據(jù)著作揚名史壇，他的考據(jù)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得到了當時新考據(jù)派巨子的擊節(jié)稱道。錢穆進入北平學術界后，與新考據(jù)派學者一度保持了較為密切的交往，史料學派的舵手、新考據(jù)派的領袖傅斯年曾視他為同道，錢穆對傅斯年倡導和主持的地下考古發(fā)掘和甲骨文字研究也有確然示人以新觀念、新路向的積極評價。然而，治史理論和方法的相異和不甘逐人后的強者個性，最終導致二人失和，關系有同水火。本篇通過對錢穆、傅斯治史異同和離合關系的分析，凸顯科學史學和人文史學的不同發(fā)展路徑，力圖展現(xiàn)20世紀中國史學多元并進、分途發(fā)展的歷程和多彩多姿的面相。
　　第五篇：錢穆與《先秦諸子系年》�！断惹刂T子系年》是錢穆撰寫的一部考證諸子年代、行事的考據(jù)名作，是他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學術代表作。該書以諸子之書，還考諸子之事，以古本《竹書紀年》訂《史記》之誤，不僅對先秦諸子的學術源流與生卒年代有了一個細致的考證，重建了先秦諸子的學脈，而且也考訂了戰(zhàn)國時代的重要史實，澄清了不少懸而未決的問題，奠定了戰(zhàn)國史研究的基礎，至今仍是研究先秦諸子學術和戰(zhàn)國史的經(jīng)典著作。但是由于直接材料的缺乏，錢穆考證諸子年世主要采取了博綜典籍、會通文獻的方法，這種只依重傳世文獻材料的研究方法，其局限性也是明顯的，這一方面表現(xiàn)為在考證方法上過多運用理證法，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出對新出土材料的忽視，因而他考證的某些結論也容易被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否定。
　　第六篇：錢穆與《劉向歆父子年譜》。清末民初以來，今文學派壟斷學壇，劉歆偽造古文經(jīng)幾成定論。錢穆轟動學術界的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即是針對這股學風而發(fā)的。該文以年譜的著作形式具體排列了劉向、劉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體史事揭橥康有為《新學偽經(jīng)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端，凡康文曲解史實、抹殺證據(jù)之處，均一一著其實事，開辟了以史治經(jīng)的新路徑，在近代經(jīng)學史的研究上具有劃時代的貢獻，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古代史學的名家地位也由此而奠定。本篇對《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貢獻、影響及其在20世紀中國古代史學中的地位作了具體分析，并對文中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提出了看法。
　　第七篇：錢穆與清代學術史研究。近人研究清代學術史較早者，首推章太炎。章氏撰有《清儒》一篇，是近代學者總結清代學術史的開山之作。稍后劉師培著《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近儒學術統(tǒng)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等文，對清代學術作了富有價值的總結。繼章、劉之后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最有貢獻者，當推梁啟超和錢穆二人，他們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各領風騷，與稍后侯外廬出版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鼎足而立，并行于世，為清代學術史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今人研究清代學術史，不能不注意他們的研究成果。本篇以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考察重點，對他治清代學術史的理論、方法及其學術貢獻作了具體的考察。文中首先對近代學術界關于清代漢學的淵源及其與宋學的關系作了分析，梁啟超的反動說、胡適的消歇說，把漢學、宋學對為兩橛，主要是從反宋學著眼去談清代學術，旨在強調(diào)清代學術的創(chuàng)新意義。錢穆的清學淵源于宋學，不識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主張，主要是從宋明理學的角度來談清代學術，重在強調(diào)宋明學術在清代的延續(xù)性和清代學風對宋明的繼承性。在論清代學術發(fā)展變遷時，本文重視比較研究，把錢穆的觀點與近代其他學者的看法進行比較分析，以凸顯他的學術貢獻。比如在論清初學術時，梁啟超對顧炎武推崇有加，尊之為清代漢學開山。錢穆并不否認顧炎武對乾嘉考據(jù)學風有極其重要的影響，但與梁氏所不同的是，錢穆對顧炎武治音韻學方法的源頭與經(jīng)學即理學的思想淵源作了一番窮原竟委的考證和解釋，認為顧炎武治古音承襲明人陳第遺緒，經(jīng)學即理學之說亦非亭林首創(chuàng)，清初錢謙益已開其先，而錢氏之說又源自明代歸有光。在論乾嘉學術時，也將錢穆與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觀點進行比較。把乾嘉考據(jù)學分為吳、皖兩派并將兩派學術異同作區(qū)分而加以論述的首起于章太炎。梁啟超繼承章氏之說而加以發(fā)揮，認為吳派為學淹博，拘守家法，專宗漢說；皖派治學不僅淹博，且重識斷精審。于是惠、戴之學中分乾嘉學派，遂成定論。吳、皖兩派分幟對立之說創(chuàng)立以來，學術界多遵章、梁之說，不免忽略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lián)系。錢穆在研究乾嘉學術時，不僅看到了吳、皖兩派的學術區(qū)別，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lián)系及其相互影響，這體現(xiàn)了他治學的敏銳和識見精深之處。
　　錢穆治清代學術史，發(fā)清學導源于宋學之見，對清代學者的學術淵源、師承及其思想抉發(fā)精微，不少見解很有價值。但是他的觀點也并非沒有可商榷之處。這集中體現(xiàn)在：其一，基于尊朱崇宋的立場，對戴震晚年批宋攻朱深致不滿，對其思想評價偏低。其二，從純學術的層面對晚清今文經(jīng)學的批評，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時代背景及其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貢獻。其三，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未言及對近代疑古史學有重大影響的清人崔述及其著作。其四，信奉例不載生人的撰述原則，在書中對清末學術界有重要影響的章太炎只字不提。其五，論晚清學術較少談到西學的影響。
　　第八篇：錢穆與中國文化史研究以《中國文化史導論》為考察中心。在西方文化的強烈震蕩、沖擊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究竟何去何從？這始終是近現(xiàn)代學人魂牽夢繞的問題。錢穆一生學貫經(jīng)、史、子、集四部，著述達千萬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學問的最后歸旨則落在文化問題上，他學問的宗主和人生的終極關懷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傳承。他一再告誡后人：你是中國人，不要忘了中國，不要一筆抹殺自己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他也從不掩飾他教授學生的目的就是要為中國文化招魂，為中國文化招義勇兵。可以說，錢穆一生都是在為中國文化而戰(zhàn)，為守衛(wèi)中國文化而戰(zhàn)，他畢生的著述、講學之宗旨，刻刻不離于對國家前途與民族文化之關懷。所以，在錢穆一生的史學實踐中，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歷史價值的論證和弘揚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錢穆在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上著述甚多，《中國文化史導論》則是他撰寫的第一部系統(tǒng)闡述他對中國文化看法的著作，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學術代表作之一。本篇主要以《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為考察重點，對該書的一些重要問題，如中國文化發(fā)展的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史的分期、中國文化的融合精神、中西文化兩類型說以及中西文化會通融合問題作了具體的探討和分析。
　　第九篇：錢穆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研究以傳統(tǒng)政治非專制論為考察中心。錢穆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研究見解獨到，提出了自秦以來中國傳統(tǒng)政治非專制的著名論斷。錢氏這一觀點，學術界頗多非議，著名學者胡繩、蕭公權、張君勱、徐復觀、蔡尚思等人皆有激烈批評。本文認為在評價錢穆非專制說這一問題上，不能簡單采取非此即彼的兩極對立方法去加以評判，在具體研究中起碼應注意這樣一些問題：錢穆的非專制論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來的？他主要是針對近現(xiàn)代哪一派思想主張而言的？錢穆面對各方面的批評、責難，為什么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而不變初衷？依據(jù)儒家理念建立起來的科舉制、臺諫制、封駁制、銓選制是助長了君權，還是限制了君權？中國傳統(tǒng)政治是否僅可用專制黑暗一詞來加以概括？這種觀點是否有將傳統(tǒng)政治的理解簡單化、片面化之嫌？錢穆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這些合理的因素又是什么？怎樣去發(fā)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釋？他對傳統(tǒng)政治理解的失誤又在何處？怎樣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礎上，才能對錢穆研究傳統(tǒng)政治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誤作客觀的敘述和評說。本文認為，錢穆的這一觀點既可以引發(fā)學術界反思常論，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作進一步的思考，也可為今后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和思路，將中國傳統(tǒng)政治這一研究課題進一步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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