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依據的大部分研究內容，是由十年前的兩筆獨立基金資助的。這兩筆基金分別來自美國公共衛(wèi)生署（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兩個不同機構，公共衛(wèi)生署當時隸屬于美國衛(wèi)生教育福利部（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其中，第一筆基金（公共衛(wèi)生署研究基金1-RO1 EM 0049-02）來自美國的社區(qū)環(huán)境管理局（the Bureau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第二筆基金（公共衛(wèi)生署研究基金RO1 MH 24904-02）來自美國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HM）的都市問題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Metropolitan Problems）。預算一減再減，原來的研究計劃也只好相應縮減，因此這兩筆獨立基金對于項目研究來說極為必要。幸運的是，我們又得到了美國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的后續(xù)援助，使研究工作得以完成。實際上，一個像我們這樣的研究范圍和意圖的項目，即使以縮減形式完成，恐怕也不大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資助。

這個項目的研究計劃是由我們的兩位同事艾拉·魯濱遜（Ira Robinson）和艾倫·科萊蒂特（Alan Kreditor）擬定的。更早的概念化構思則來自他們的前輩們，這些前輩都是美國公共衛(wèi)生協會（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APHA）下屬的規(guī)劃師和社會學家咨詢委員會成員。正如上述人員所構想和策劃的那樣，項目初衷原本是要重編《鄰里規(guī)劃》，即美國公共衛(wèi)生協會推薦的居住設計標準。當時有人特別提議，這項新研究一定要站在使用者的立場上來制訂居住標準。長久以來，居住標準的那些考慮因素（比如設計師的偏好、建造商和材料供應商的要求，以及貸款機構對按揭抵押的需要等）一直由私營部門所掌控，即使有公共利益（在健康、安全和福利等方面）介入，這些標準也只是關注物質方面，而且只注重預防。因此，重新制定這些標準，就可以重點關注使用者的偏好，審視他們的滿意度狀況，從而增加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促進人們的身心健康。

研究原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對不同群組的人（按照收入階層、種族和所處家庭周期階段篩選分組）進行采訪，引導他們說出關于宜居環(huán)境的想法。第二階段，對這些資料信息進行分析，并將其轉化為滿足所有群體需要的修訂版規(guī)劃標準。最后階段將包括一個游戲，這個游戲由所有重要的參與者（環(huán)境設計人員、建筑商與房地產開發(fā)商、貸款機構以及城市管理者等）組成。在游戲里，上述試驗性標準的實用性和有效性將得到檢驗。根據游戲結果，試驗性標準將在最終出版前做出修正。

然而，正如前面解釋過的那樣，預算多次削減，導致要求的研究目標和范圍都在項目啟動后做了相當大的調整。樣本量減少了，第二階段的內容只完成了一部分（資料信息分析部分），而第三階段則完全刪掉了。

從一個方面來說，這樣的結果令人遺憾，因為這個項目極有希望促成有關部門制定出最新水平的標準。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我們的部分工作也有預料之外的收獲，在原有問題上獲得的某些觀點，是項目最初策劃時所不曾想到的。

舉例來說，最初項目的一個附屬目的，是要尋找一些新的方法，以便地方規(guī)劃人員可以根據人們的特殊需要，采用適合于各自區(qū)域的標準。因此，我們遵循了技術顧問小組大力推薦的研究方法，即以人們的住區(qū)活動為導向，而不僅僅以住區(qū)的實體布局和提供的設施為導向。此外，我們還嘗試引導人們對偏好進行權衡取舍（即：他們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犧牲某種屬性，來換取另一種屬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上述兩種方法對于社會科學來說都很新穎，我們也從這兩方面都得出一個結論，即：在從當前調查結果中得出任何政策性結論之前，開展更多方法學方面的研究工作是極為必要的。

其次，我們現在認為，按照標準進行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問題一直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然而，這些問題已經是當下關于公共服務提供機制不平等模式及其成因的論爭焦點。我們還一致認為，在編制新標準之前，首先處理這些根本性的概念問題，才是重中之重。

另外，研究項目在最初策劃時的焦點目標是制定標準，所以，當時并沒有充分認識到設計范式對居住環(huán)境規(guī)劃和設計所具有的重要指導意義，甚至還沒有對此形成適當的概念化。鄰里單位思想的前提條件雖說在一開始就受到嚴格審視，但當時人們最為關心的，卻是這一思想能否持續(xù)地作為未來居住標準的組織模式。人們雖然心照不宣地否定了鄰里單位思想的有效性，卻從未考慮過是否有可能發(fā)展其他可供選擇的設計范式。此外，在研究初期，我們仍然以這樣的理念居住質量只是公共政策在鄰里層面的作用結果為指導，還沒有在城市層面的設計和公共政策框架下來闡釋這一問題。本書所要倡導的，正是這一點。

因此，我們相信，本書呈現的盡管只是最初任務的縮減版本，但仍然有理由證明其價值所在。首先，如開篇所述，即使本書的研究范圍已有所縮減，也很難在20世紀80年代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得到基金資助。這項工作的確耗資巨大。

此外，研究中獲得的資料信息具有重要的區(qū)域導向性。大多數與住宅開發(fā)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都傾向于北部和東部地區(qū)，不僅實體開發(fā)方面的研究是這樣，與實體開發(fā)相關的生活方式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這種傾向性并非深思熟慮的結果，只不過反映了大多數研究機構的所處位置而已。然而，一方面，以汽車為主要交通手段的建設活動深入人心，城市形態(tài)呈現向低密度、不規(guī)則蔓延發(fā)展的趨勢；另一方面，人口又出現朝向南部和西南部遷移和發(fā)展的趨勢，再加上加利福尼亞州南部地區(qū)又是郊區(qū)生活方式的典范，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自洛杉磯地區(qū)的資料信息就可以恰到好處地彌補過去居住研究中的不足之處。另外，如果我們要著眼于未來的城市發(fā)展問題，而不僅僅針對現狀或以前的問題來制定政策，那么，研究結果就應該在未來的十年里一直保持適用性。

最后，我們認為，研究項目雖然歷時漫長，但在這段時間里，不同社會群體居住體驗的本質并沒有發(fā)生顯著變化。我們堅信，盡管人們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發(fā)生了些許微小但在預料之內的變化，然而存在于不同社會群體居住體驗中的種種不公平和不平等現象，其基本模式在本質上并沒有多大改變。事實上，當前經濟衰退，政府在社會項目上削減開支，再加上住房危機出現，這些甚至可能已經加劇了我們在研究中所闡述的那些不平等模式。不過，在開展研究的這些年里，真正發(fā)生顯著變化的，倒是我們對問題的認識。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變化正是我們自身發(fā)展的結果，也是這一特定領域以及規(guī)劃領域總體知識內容普遍豐富的結果。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正是這項研究的最初調查結果，才形成了我們的觀點，并對本書討論產生了影響。

特里迪布·班納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