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于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于文學的這個部門做切實的研討，只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于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于這類文學有什么發(fā)展，于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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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糠Q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jié)果只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于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xiàn)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shù)某删湍兀?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后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的《張魏公行狀》、黃幹的《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于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但是我們絕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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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jù)、不忌煩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guān)作者修養(yǎng)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只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圣，譬則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作法既經(jīng)采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jīng)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yōu)良的傳記文學家的手里，都可以成為優(yōu)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xiāng)僻壤中，田夫野老、癡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于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面著手，使讀者對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只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面，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里面，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只能從偉大人物著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shù)，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偉大，但是他的偉大的領(lǐng)域不一定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資料方面，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箲�(zhàn)期間的圖書館，內(nèi)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zhàn)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困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的時代太遠了，我們對于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面，對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jīng)過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shù)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歷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shù)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后數(shù)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tài)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圣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熔而同時又想陶熔時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