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話研究》：
　　第三節(jié) 方宗誠：晚清理學復興下的桐城文章觀
　　清代理學在經(jīng)歷康熙之盛后，聲勢漸弱，到乾嘉漢學如日中天之時，理學影響更是微弱。嘉道以后，理學出現(xiàn)復興勢頭，尤其是咸同時期發(fā)生了太平天國戰(zhàn)爭和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使得清王朝內(nèi)外交困，需要借助理學挽救頹勢①。桐城人方東樹、方宗誠皆是晚清出現(xiàn)的理學學者。
　　方宗誠（1818-1888），字存之，號柏堂，又號毛溪居士、西眉山人，安徽桐城人。他曾以從兄方東樹（1772-1851）為師，習古文法。東樹本為姚鼐高足，桐城派古文名家，他面對漢學家對桐城文家的排斥，著有《漢學商兌》，重申“宋學”而攻擊“漢學”。方宗誠既以東樹為師，亦復研習程朱理學與桐城古文，是整個桐城派中，理學氣息最濃的理論家。其《柏堂文集自敘》云：“余少承家學，喜研窮義理，攻詞章。質(zhì)薄才庸，不足以纘先緒。而師友之見之者，咸謂：‘于斯理頗有發(fā)明，文事雖未工，抑其末也�！�”《清史稿》卷四八六稱：“宗誠能古文，熟于儒家性理之言，欲合文與道為一”。他著有《論文章本原》與《讀文雜記》兩種文話，《論文章本原》凡三卷，《讀文雜記》不分卷，凡七十條，二書均出自《柏堂讀書筆記》，且均從理學角度論文，是清代中晚期理學家文話的代表著作。另著有《桐城文錄義例》，為《桐城文錄》的凡例，評論了清代桐城本地的重要文家，實亦有文話性質(zhì)。
　　方宗誠雖以方東樹為師，但因年歲晚其近半個世紀，二人所處時代有所差異。方東樹撰《漢學商兌》時，漢學“其風尤熾”，故東樹攻之不遺余力。而道咸以后，漢學末流之弊已顯，漢學逐漸失去了主控學界的話語權(quán)。咸同以后，調(diào)和漢宋已成為學界新的潮流。方宗誠對漢學的態(tài)度不再像其師方東樹那樣激烈，姚鼐曾列“義理、考證、辭章”三種為文之事，方宗誠在調(diào)和漢宋的背景下，也大方地將“考證”作為衡文的重要標準，他在與人合編的《桐城文錄》中，指出選文標準是：“大約以有關(guān)于義理、經(jīng)濟、事實、考證者為主，而皆必歸于雅馴�！彼�甚至在文話中還多處提及考證之學，顯示了新的學風下理學家對漢學態(tài)度的變化。方宗誠以“經(jīng)濟”論文也能見出新的時代風氣，他將其歸于桐城本地文學傳統(tǒng)：“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后學者多務為窮理之學。自石甫先生，后學者多務為經(jīng)濟之學�！彼�認為，桐城鄉(xiāng)賢方東樹、姚瑩分別引導了桐城人為文對義理、經(jīng)濟的重視。當然，這是在《桐城文錄序》中的論述，自然全部歸因于桐城先賢。實際上，咸同以后，論文重視“經(jīng)濟”，強調(diào)經(jīng)世致用是普遍風氣，曾國藩對此也有很大影響。方宗誠曾在曾國藩幕府中治文書，也應受到曾國藩的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