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天翻地覆、波瀾壯闊的世紀，在這個現代百年里，涌現出為數不少的改變歷史和文化的偉人和大師，他們的出現不僅重塑了中國形象，而且對此后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文化信仰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本叢書以“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為寫作對象，力圖以現代文化大師及其弟子們的文化、政治、學術活動為中心，梳理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譜系，描繪現代中國的文化地圖，在對歷史的回顧中，理解現在，展望未來。
　　本叢書可以說是對以師徒關系為中心形成的現代知識群體的研究。中國文化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所謂“道”者，意指“終極真理”“一切的本原”，為師者擔負著“傳道、授業(yè)、解惑”的責任，其所擔負的社會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著“尊師”�，F代中國是一個革故鼎新的時代，舊的一切在時代浪潮的沖擊下土崩瓦解、走向沒落，而新的一切方興未艾、勢不可當。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中，出現了一些為現代中國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文化大師，他們的出現填補了傳統(tǒng)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為現代人仰慕、尊崇的導師、傳統(tǒng)“圣人”一般的人物。這些大師級人物大都帶有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克里斯馬”（charisma）人物的神采和魅力�！翱死锼柜R”一詞，最初用來形容宗教領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力的人，后來泛指各類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馬克斯·韋伯認為“克里斯馬”人物以其表現出的某種超凡的品質，“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認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克里斯馬”現象的出現在其時代也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機制的表現，無論是認為“英雄造時勢”還是強調“時勢造英雄”，“英雄”與“時勢”的關系是極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顯的是一種人與時代的互動：一方面“王綱解紐”的時代使這類創(chuàng)世精英脫穎而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銳意求變，率先垂范，成為得時代風氣之先的先覺者、預言家和精神導師，吸引眾人成為他的追隨者；另一方面，新舊轉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機呼喚著這類人物的出現，以滿足人們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們的心靈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虛、迷茫，獲得一種新的精神歸宿感。處于由傳統(tǒng)向現代轉換之際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倫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機，人們對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和信仰體系發(fā)生根本動搖，社會亟須一種新的信仰，來重新凝聚散亂的人心，這就為“克里斯馬”人物的出現提供了眾多的受眾和適宜的時代土壤�！翱死锼柜R”人物的出現，可以為人們的心靈提供一種導向，進而轉變人們的信仰和行為，使他們“以全新的觀點去看待各種問題”，因此，“克里斯馬”可以表現為一種變革時代的“強大的革命力量”。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社會迄今共有三種權威類型，它們分別是：傳統(tǒng)的權威、“克里斯馬”的權威和法理的權威�！翱死锼柜R”權威是介于傳統(tǒng)權威和現代法理權威之間的過渡期的文化現象。
　　本叢書所包括的文化大師———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穆等大都是在近現代文化學術上創(chuàng)宗立派、開一代風氣、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其中康有為、章太炎兩位是活躍于清末民初的政學兩界的文化大師，對后世影響甚巨。康有為自幼期為圣賢，及長更是以“圣人”自居，不屑于詞章考據之學，而專注于義理之學，養(yǎng)心靜坐。他曾于“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圣人，則欣喜而笑”，自謂進入了“得道成圣”之境�？涤袨槿跁�中西，由現代“公同平等”原理，推演出世界“大同”之說，在其時代收到了一種石破天驚的破舊立新效果；他積極投身政治、倡導維新變法，并吸引眾多弟子講學論政，其中以梁啟超、陳煥章、徐勤等最為著名，他們形成“康門弟子”這一晚清著名政治、文化門派，影響之大，自不待言。晚年的康有為成為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清末民初時代變局中也是一位自成一派、不可忽略的研究對象。章太炎則以清末“有學問的革命家”名標青史，他率先倡導民族革命，曾因“蘇報案”入獄三年，出獄之后，革命之志更堅，流亡日本、宣傳革命、聚眾講學，深得進步青年學子的敬仰，在他身邊聚攏了不少杰出人才，其門下弟子錢玄同、周氏兄弟等成為了其后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影響也不可不謂之深遠。章太炎的學問“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在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具有一種“究元決疑”的思想家的氣質，以《俱分進化論》《五無論》《四惑論》等名篇，對時代思潮、人生真諦等進行了深入的哲學思考和獨特判斷，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至于胡適，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文學革命”的倡導者。青年時代的胡適就是一位頗有使命感的人物，他在1916年4月12日，就填了《沁園春·誓詩》一詞，其中寫道：“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yè)吾曹欲讓誰？”②1917年年初，他在《新青年》5卷5號發(fā)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成為了中國新文化運動最初“發(fā)難的信號”。胡適的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立場，使他成為現代中國重“問題”不重“主義”的自由主義改良派的代表，在他身邊也圍繞著不少的追隨者，以傅斯年、顧頡剛等最為著名。在學術上，胡適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針，對現代學術的發(fā)展起到了導引、示范作用。至于周氏兄弟，則分別是新文學的開山祖師和巨石重鎮(zhèn)。魯迅是一位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深得進步青年的愛戴，去世時獲得了中國“民族魂”的盛譽，圍繞他的魯門弟子胡風、馮雪峰、蕭軍等人也都在現代文學畫卷上涂下了濃重的色彩，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周作人在“五四”時期也是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人物，其《人的文學》成為新文學的綱領性文獻，但“五四”之后的周作人做出了和魯迅不同的選擇，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周作人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fā)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這標志著周作人在文化立場上開始向主張寬容的自由主義靠攏，他其后的散文創(chuàng)作也開始褪掉“五四”時期的“浮躁凌厲之氣”，走向平和沖淡，苦澀閑適。在他身邊，圍繞著俞平伯、廢名等著名作家，形成了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帶有閑適、沖淡、唯美色彩的文學流派，具有其不可忽視的審美價值和意義。周作人又是中國民俗學、古希臘文學、明清文學的拓荒者和研究者，繼承并發(fā)展其民俗學研究的弟子有江紹原，繼承其明清文學研究的則有沈啟無等。另一位國學大師錢穆也是現代文化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生活的20世紀是中國文化上急劇“西進東退”的時代，但他逆時代潮流而行，秉持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一生為故國招魂”，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延續(xù)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抗戰(zhàn)時期撰寫的《國史大綱》，開篇即言“國人必對國史具有一種溫情和敬意”，對其時代盛行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進行了正面的交鋒和批駁。他一生思考的中心問題是中國文化是否在現代還能占據一席之地的重大時代問題，他以其一生杰出的學術成就被尊為學界的“一代宗師”，也有學者稱其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國學宗師。他的弟子余英時、嚴耕望等也都成為在學術文化領域聲名顯赫的學者。
　　古人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比藗冊谶x擇老師、朋友時，會本能地傾向于選擇那些和自己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人，師生關系也是如此。特別是私學傳統(tǒng)中在師生雙向選擇下形成的師生關系，更是一種情同父子的關系，選擇什么人為師，也就意味著對為師者的志向、人格、學問的整體性的尊崇和認同，所謂“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學生對老師有一種孺慕之情，而為師者對學生擔負的是與父母一樣甚至大于父母的責任，所以這種私學傳統(tǒng)中的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成為一種猶如家族血緣關系一樣的文化群落。每個師徒群體自有其特質，成員的目標也基本相同，價值觀比較相近，在思想行為上也表現出較強的一致性，成員對群體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種師徒群體的存在除有利于他們勠力同心、共同擔負起時代賦予他們的重大使命之外，還具有滿足其群體成員的多種需要的功能，如使群體成員滿足親和與認同的需要，滿足成就感和自尊心的需要并在此基礎上產生自信心和力量感。學生為自己所屬的師徒群體感到自豪，為師者對于學生也是關懷備至、提攜扶持，不遺余力。像胡適的弟子羅爾綱專門寫了一本書《師門辱教記》，十分動情地回憶了在胡適門下五年得到的言傳身教。胡適對弟子的這本小書也十分看重，曾說此書帶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的35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大。直到1958年，胡適在臺灣任“中研院”院長時還自費印行了這個小冊子，分贈親朋。再如蕭軍直到晚年還驕傲地向世人宣稱：“我是魯迅的學生！”當別人問他20世紀30年代文壇宗派有哪些時，他的回答是：“別人有沒有宗派我不知道，知道我也不說，但是我蕭軍有宗派———‘魯宗魯派’！”①由此可見師生關系對于一個人的整個人生可能產生的深刻影響。這種知識群體中的師生關系一般情況下是親密、融洽的，但師生之間也會出現齟齬，像梁啟超與康有為在“張勛復辟”立場上截然對立、公開辯難，梁啟超情急之下直言其師乃“大言不慚之書生，于政局甘苦，毫無所知”。這使得一向剛愎自用的康有為大為光火，罵梁啟超為“梁賊啟超”，并將他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獍，并作詩曰：“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當然，兩人多年的師生關系、患難之情并不會就此割舍，事過境遷后，仍會重修舊好，做學生的還是要向老師表示歉意和依順。再如周作人1926年也因為不滿于老師章太炎贊成“討赤”，寫了《“謝本師”》一文，表示不再認章太炎先生為師。這雖然從師生感情上來看不無遺憾之處，但也可從中看到現代個人獨立意識對于傳統(tǒng)單向服從性的師生關系的突破。與此相應的是為師者將學生革出師門的事也時有發(fā)生，像魯迅之于高長虹、周作人之于沈啟無等，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但這種現象本身也提示我們現代文壇上的作家多是以群體而非個體的方式參與文學活動的，發(fā)表作品的報紙、雜志多帶有同人的性質，社會文化資源也多控制在名家之手。所以被革出師門的沈啟無等于被驅逐出了文教界，一時間只能靠變賣東西為生；高長虹則因為受了魯迅的迎頭痛擊，長期被視為文壇異類，聲名狼藉。總之，以這種自然形成的知識群體為單位，從文化社會學等角度，深入分析近現代文學、文化的生產機制和文化生態(tài)，對我們深入了解近現代文學、文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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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yǎng)轉深沉”，學術的進步依賴于一個可以商榷、辯難、交流對話的公共空間，因此“科學”意義上的真理不在于將某種特定時期的特定結論固化為絕對真理，而表現為不斷地證偽與驗錯的過程，在假設與求證、質疑與抗辯中逐漸切近真實，將認識引向深入。從“20世紀文化大師與學術流派”入手研究近現代知識群體的形成及其對文化發(fā)展的影響，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本叢書的寫作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更為堅實的佳作尚有望于未來。
　　耿傳明
　　2010年7月5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