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和新聞是兩門不同的學問，又是兩門相通的學問。
　　歷史是過去的記錄，新聞是現在的記錄。
　　歷史是當時的新聞，新聞是未來的歷史。
　　歷史是新聞的積淀，新聞是歷史的瞬間。
　　研究昨天的歷史，可以了解今天新聞發(fā)生的由來和走勢；研究今天的新聞，可以了解歷史發(fā)展的必然和延續(xù)。
　　所以古人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這句話也可以倒過來說：以新聞為鑒，可以明因果。
　　“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边@是王羲之的歷史觀�！罢坳�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边@是杜牧的新聞觀。前者強調的是要把今天發(fā)生的新聞放到歷史的長河里去認識過去；后者強調的是要從以前發(fā)生的新聞中去學會把握未來。
　　于是，出現這樣有趣的反差：寫歷史要求有現實感，寫新聞卻要求有歷史感。
　　不了解歷史，就不善于發(fā)現新聞；不了解新聞，就難以理解歷史。
　　新聞工作者不懂歷史，便會流于淺薄，容易犯形而上學的錯誤；歷史學者不懂新聞，便會陷于僵化，容易犯機械唯物論的毛病。
　　優(yōu)秀的新聞工作者肯定是兩者的結合，邵飄萍、戈公振、鄒韜奮、鄧拓等為其代表；優(yōu)秀的歷史學者也肯定是兩者的結合，郭沫若、翦伯贊、胡愈之、吳晗即是典型。
　　博古方能通今，博古為了通今。
　　如果沒有深沉的歷史思考，鄧拓就寫不出振聾發(fā)聵的《燕山夜話》；如果沒有清醒的現實觀察，吳晗就寫不成震撼人心的《海瑞罷官》。
　　時代多么需要這樣“兼美”的新聞工作者和歷史學者！可惜的是，在快節(jié)奏的現代生活中，新聞工作者容易忘記歷史，歷史學者容易忽視現實。
　　我過去一再強調新聞工作者要提高“學養(yǎng)”，歷史知識的修養(yǎng)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
　　于是，就要提到庹震同志的這本書。
　　庹震在這部書的后記里說，書名定為《史街背影》，只是想讓讀者站在歷史長街口望一望模糊的歷史背影。這是他的謙虛之詞，遠遠不能說明這部書的價值所在。
　　我以為，《史街背影》應當視為一部用歷史唯物主義眼光寫出來的通俗、簡要的“史論”。
　　中國史學家有撰寫“史論”的傳統(tǒng)。最著名的當然是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其后又有明代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談遷的《國榷》。清代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和吳乘權等編撰的《綱鑒易知錄》，等等。這些史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史為鏡，總結歷代盛衰、興替、治亂的經驗教訓以及歷史規(guī)律，供當代治國借鑒。史論不是史實的客觀列敘，重在有明確、精辟的觀點，能夠起到警策后人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史論的撰寫比通史或以古喻今的讀史隨感難度更大，也更難把握。它不僅要求作者熟悉歷史，而且要求能夠融會貫通，把治史的科學性、論史的針對性、寫史的生動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庹震同志豐富的新聞工作閱歷幫了他的大忙。他對當代社會的深刻觀察和思考，在這本書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庹震是一位年輕有為的新聞工作者。由于曾經和他共事八年，自以為對他已十分了解，而且經�？洫勊�的思維敏捷，文筆出眾。及至讀到這本書稿，我是驚喜交加。驚的是相處這么久，竟然對他在歷史方面的研究有如此造詣毫無所知，實在是“失察”加失敬，不能不佩服他的“深藏不露”。喜的是他正在用自己的實踐，探索一條學者型新聞工作者的道路，為新聞界如何提高學養(yǎng)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幾十年來，從毛澤東同志到江澤民同志，都一再強調新聞工作者要學點歷史，但是真正身體力行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原因說起來無非是搞新聞太忙，沒有時間。忙是事實，然而要說忙，庹震可算是夠忙的，他哪來那么多讀史的時間呢？毋庸細問，都是一點一滴擠出來的，而且不僅要讀，還要思，還要寫。這耐得寂寞、抗得紛擾的精神，就夠人學習的了。
　　正因為如此，當庹震要我為這本書寫點什么的時候，我實在無法推辭。在他面前，我還好意思用“忙”字來作托詞嗎？
　　1999年12月27日凌晨
　　《史街背影》從2000年7月出版至今，已有十余年了，其間，該書印刷了兩次，第二次印刷曾作過一些小的修訂和補充。2011年的修訂版，對部分篇目作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又補充了少量的內容。我想，盡管再次修訂，書中一定還有不少疏漏和錯誤，希望廣大讀者對新的修訂版繼續(xù)關注并提出寶貴意見。
　　在本次修訂過程中，新星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同志，付出了辛勤勞動，給予很多支持和幫助，借此機會，表示衷心的感謝。
　　庹震
　　2011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