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文學作品如此，學術論文也一樣。王立的《唐代教坊考》，就一如其人。
　　王立行事果斷干練，行動力強。她本科讀的是農學專業(yè)，畢業(yè)后從事農藥研究。干了兩年，離開本行投身圖書出版業(yè)，做得有聲有色。事業(yè)蒸蒸日上之時，又改行轉向讀文學碩士，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如期拿到碩士學位后，只身下南洋，去馬來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中國詞史和古代音樂史。三年時間，便順順當當?shù)赝瓿刹┦空撐�，獲得博士學位。而未及博士畢業(yè)，她又離開熟悉的創(chuàng)業(yè)之地北京，舉家移居加拿大，到完全陌生的世界里重新開始。讀書、創(chuàng)業(yè)，一路打拼，雖歷經(jīng)艱辛，但都如愿以償。
　　她做研究，寫學術論文，也是這般利索。我原以為，像她這樣“半路出家”的博士，寫起考據(jù)性的論文來，多半會結結巴巴、疙疙瘩瘩，不承想，她的考據(jù)文章寫來那叫一個利索爽快！全然沒有一般博士論文體的生澀堆砌、拖沓冗長。在前輩學者中，能把考據(jù)文章寫得清通流暢、輕快活潑的，不乏其人，李長之先生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就堪為典范。但能把考據(jù)性的博士論文寫得如此簡潔流暢，讀來讓人興味盎然的，相當罕見，至少我是在王立的論文中才頭一回體會到。
　　初讀王立此文的緒論，便覺清風撲面。博士論文的緒論，依例都有文獻綜述，對已有的成果進行梳理，以交代選題的研究基礎、存在的問題和自我努力的方向。一般博士論文的綜述，往往是羅列成果名稱和相關觀點，讀來冗長而乏味。可王立的綜述，簡明扼要，但絕不簡單草率，在充分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其融會貫通，了然于心后直陳已有觀點的得失，斬截痛快。前輩時賢的觀點，誰是誰非，對在何處，錯在哪里，直接點明，毫不含糊。哪些問題已經(jīng)解決，哪些問題沒有解決，自己要解決什么問題，都說得透切、明白。至于正文，更是如此。論文的觀點是從大量的文獻史料中考辨提煉而來，確切、有理據(jù)，但絕不生硬地堆砌材料，而是將史料予以巧妙處理，或全引，或摘引，或撮述，或參見，史料豐盈充實，寫來卻靈動簡要。結論觀點，讓人信服。
　　要把考據(jù)論文寫得靈動鮮活，除了對歷史真相和文獻資料的透切理解之外，還需要良好的語言駕馭能力和表達能力。非科班出身的王立，何以能有如此嫻熟的語言功底和技巧？原來，王立是“文藝青年”，能詩擅文，曾發(fā)表過多篇散文和詩歌、小說，翻譯出版過《泰戈爾詩集》、《紀伯倫詩集》和《天堂玫瑰》等。豐富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譯作的實踐經(jīng)驗，磨礪出一副犀利明快的筆鋒，因而寫起論文來也是行云流水、暢達清通。
　　王立處事有主見，做學術研究也一樣有主見，獨立思考而不盲從。歷史真相，必經(jīng)自己深入探索而加以還原，不人云亦云。即使是前輩大師的結論，她也以科學的精神予以質疑求證，絕不隨便引用敷衍。如陳寅恪、任半塘兩位赫赫有名的前輩， 都將梨園分為“禁苑梨園”與“宮內梨園”，王立經(jīng)過深入考察后認為其“不確”，并提出自己的觀點。王立此文中諸多新結論、新觀點是否正確，自然有待學界的認同，但其獨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勇氣和精神誠為可嘉！
　　王立與我有著特殊的師承淵源——她的碩士生導師、中國傳媒大學的董希平教授是我的碩士，她的博士生導師、馬來亞大學潘碧華教授與董希平是同門，都是北京大學袁行霈先生門下的博士，而我曾在馬來亞大學任客座教授，跟潘碧華是同事。因為這層淵源，我與王立頗為熟稔，她的行蹤去就，總是第一時間讓我知曉，跟我分享她成功的喜悅與奮斗的快樂。 
　　我樂于為她寫序，倒不僅僅是因為這層特殊的師承關系，而是有感于此書的特殊貢獻。以前看崔令欽的《教坊記》，卻不知唐代教坊究竟是怎樣的情形；讀白居易《琵琶行》的“名屬教坊第一部”，不明白這“教坊第一部”究竟意味著什么；誦白居易《長恨歌》的“梨園弟子白發(fā)新”，也不清楚梨園與教坊是何關系、有何區(qū)別。讀罷此書，這些疑問都渙然冰釋。
　　不僅如此，唐代有關音樂機構如武德內教坊、內教坊、左右內教坊、梨園、太常法部、仗內教坊、鼓吹局教坊、宜春院、云韶院、宮廷女樂系統(tǒng)、內園小兒等機構的性質、職能及彼此間的關系，歷來混淆不清，王立此文都進行了系統(tǒng)細致的梳理，基本弄清了各機構的所屬關系、建置沿革、人員構成、運行機制、日常職能和表演項目，是唐代音樂史、文學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收獲，將唐代音樂制度史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王立是難得的學術人才，雖然暫離學界，但我期待她能時時回望學術，以更加從容的姿態(tài)繼續(xù)關注和從事詞學和音樂制度史的研究，收獲一定更大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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