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了，雷達
2013年6月1日，“雷達的文學評論與中國化批評詩學建設研討會”在蘭州召開，從出席研討會的作家和文學批評家來看，這是筆者目前看到的有關文學批評家研討會的最豪華的陣容。緊接著，在國內諸多媒體上，我們看到的就是所有的研討會上必然會喧囂迭起的“好評如潮”。有學者稱，雷達的文學評論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評論群體中具有代表性。有的作家贊美雷達，是新時期以來最具影響的文學評論家，他的文學評論影響了新時期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有的作家則評論說：雷達是中國當代最重要的評論家，是一個對當代文學做出了大貢獻的人。他的存在，對于中國文壇是一種榮幸，是一種光榮。在這樣一波接一波、猶如贊美競賽一樣的叫好聲中，對雷達的贊美迅速登峰造極。一些人與其說是專家學者，倒不如說是雷達弟子，他們將其神化為中國“文壇第一評”和“文壇巨擘”。面對這種喧喧嚷嚷、喪失理智的造神舉動，我們有必要保持足夠的清醒，為日益浮躁的文壇去掉那些不斷泛起的泡沫。雷達從事文學評論的時間雖長，文章雖多，但其中究竟又有幾篇文學評論配得上是“文壇巨擘”的像樣之作？縱觀雷達數(shù)十年來的文學批評，其優(yōu)秀文字可說寥寥無幾，但其應景之作，名不副實、炒冷飯的評論卻大量浮現(xiàn)。筆者在閱讀雷達的評論文章時甚至常常詫異，其中有些文章出爾反爾，簡直就像不是出自同一個雷達之手。面對文壇這樣一尊人造神像，筆者總是覺得，盛名之下的雷達，其實難副。
在談到中國文學批評的現(xiàn)狀時，雷達說：“當前批評的乏力，也可說是一種整體性的疲軟，首先在于精神價值判斷力的某種缺失，審美判斷力的軟弱�，F(xiàn)在的情況是，大多數(shù)文章停留在梳理、歸納、復述現(xiàn)象表面上，鮮有大的思考，對時代審美走向，提不出切中要害的問題，更談不上富有獨創(chuàng)性的有深度的研究。”雷達在其《還是得修煉提升的能耐》中說：“仔細體味一下大師們的經典作品，再讀一讀我們自己的也許堪稱精彩的作品，便不能否認我們實在過多地顯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閉性，缺乏必要的終極關懷�！睘榇耍�雷達將加繆的《鼠疫》和莫言的《檀香刑》進行了比較。雷達稱加繆的《鼠疫》“關懷的是人類，是向善的關懷，健康的關懷�！短聪阈獭吩谀撤N意義上同樣是寫絕望境遇的，生與死的極端情景，但其處理卻完全不同。莫言當然是最富才情的作家之一，他有權按他的趣味寫……但是，寫著寫著，小說似乎為了寫惡而寫惡，作者陷入了對‘殺人藝術’的賞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萬剮酷刑中，為了寫惡而寫惡，有時情不自禁地為人類制造災難的殘暴力的驚人而歌唱。什么錢知縣與孫媚（眉）娘的性愛啦，六君子的殉難啦，孫丙的造反啦，比起殺人場面的聲色并作，可就蒼白多了。劊子手的戾氣和酷刑的血腥，罩住了整部小說。作為演示劊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為人的文學，不能不說寒氣逼人。我總感到，這里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和文學精神力量的某種薄弱面”。在雷達的評論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對莫言的作品進行過類似的批評。
然而，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雷達對莫言的評價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和逆轉。雷達高深莫測地告訴記者說，在幾年前的一次講座上，當被問及中國作家誰有可能獲得諾獎，他當時回答即是莫言和賈平凹。有誰能夠相信，此前還在理直氣壯地痛批莫言的《檀香刑》是“為了寫惡而寫惡”，批評《紅高粱》“沒有判別是非善惡的能力”的雷達，卻欣然贊美說：“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根本原因是他創(chuàng)作中可貴的獨創(chuàng)性，以及他作品中獨特的農村經驗與中國心情。莫言的獲獎，既是對他個人突出成就的褒揚，同時也意味著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肯定”，“莫言創(chuàng)作的世界令人聯(lián)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fā)點。他在作品中很好地吸收了新的西方文學觀念，將世界文學營養(yǎng)結合到自己本土的創(chuàng)作經驗中，并結合得很好很成功。具有獨創(chuàng)性、創(chuàng)新精神”。雷達告訴記者，他最推崇的是由中篇發(fā)展為長篇的《紅高粱家族》，畢竟它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義的作品：


這個象征性可能會伴隨他的一生。誰都看得出來，紅高粱系列小說與我國以往戰(zhàn)爭題材作品面目迥異，它雖也是一種歷史真實，卻是一種陌生而異樣的、處處留著主體猛烈燃燒過的印痕，布滿奇思狂想的歷史真實。就它的情節(jié)構架和人物實體而言，也未必多么奇特，其中仍有我們慣見的血流盈野，戰(zhàn)火沖天，仇恨與愛欲交織的喘息，獸性與人性扭搏的嘶叫。然而，它奇異的魅惑力在于，我們被作者拉進了歷史的腹心，置身于一個把視、聽、觸、嗅、味打通了的生氣四溢的世界，理性的神經仿佛突然失靈了，我們大口呼吸著高粱地里彌漫的腥甜氣息，產生了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體驗和融身于歷史的“渾一”狀態(tài)。于是，我們再也不能說只是觀賞了一幅多么悲壯的歷史畫卷，而只能說置身于一種有呼吸有靈性的神秘氛圍之中。其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作家主體把握歷史的思維方式之巨變。莫言以他富于獨創(chuàng)性的靈動之手，翻開了我國當代戰(zhàn)爭文學簇新的一頁——他把歷史主觀化、心靈化、意象化了。作品在傳統(tǒng)的骨架上生長出強烈的反傳統(tǒng)的叛逆精神；把探索歷史的靈魂與探索中國農民的靈魂緊緊結合；紅高粱成為千萬生命的化身，千萬生命又是紅高粱的外顯，它讓人體驗那天地之間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動。它的象征意義，在對“雜種高粱”的批判里看得更加分明……


雷達對莫言的作品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和之后的評價簡直是冰火兩重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今文學批評現(xiàn)狀的冰山一角。
2004年，在某些書商、企業(yè)家、節(jié)目主持人、歌星和房地產大佬的聯(lián)袂炒作之下，一本被稱為“將是我們這個時代享用不盡的關于狼圖騰的精神盛宴”的“曠世奇書”《狼圖騰》，猶如地毯式轟炸一樣，在國內眾多媒體上展開了猛烈的宣傳攻勢。不少文學批評家加入了《狼圖騰》的商業(yè)大合唱。他們對《狼圖騰》贊美有加：


《狼圖騰》在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中，是一個燦爛而奇異的存在，如果將它作為小說來讀，它充滿了歷史和傳說，如果將它當作一部文化人類學著作來讀，它又充滿了虛構和想象。作者將它的學識和文學能力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具體描述和人類學知識又相互滲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議。顯然，這是一部情理交織、力透紙背的大書。


對于《狼圖騰》這樣一部小說，雷達先則表現(xiàn)得與眾不同，撰文批評，“同樣暴露出精神資源匱乏，無力找到真實的價值理想的問題”，“作者的文化觀和貫穿性意念，即所謂狼性文明論，卻有太多的謬誤”。但很快，面對《狼圖騰》這同一本書，雷達卻莫名其妙地轉了向。在《〈狼圖騰〉的再評價與文化分析》中，雷達說：“作為文學文本，《狼圖騰》積聚了大量原創(chuàng)因素，屬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詩品相的宏大敘事”，“我以為，《狼圖騰》是當代小說中很有價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關注人類土地家園的，以靈魂回應靈魂之書”，“在暴烈的血色場景的間隙，作者用另一副雄渾而柔情的筆調，描繪了蕩人心魄的草原之美，那翡翠般的聚寶盆，那美麗的天鵝、野鴨、大雁，那色彩斑斕的大鳥小鳥，那嬌艷欲滴的白芍藥，那滿地的無名野花，那清苦的草香，令人沉醉，讓人心胸浩闊”。雷達甚至抹去自己之前的批評色彩，“我一直認為，關于《狼圖騰》的文學性，不宜用常規(guī)要求，它確乎有點小說不像小說，紀實不像紀實，帶有邊緣性和嫁接性。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界限絕對分明一樣，文體亦然。它那剛健、蒼涼、硬朗的排浪式的語句，它那不加文飾的逼真感和原生態(tài)，恰恰最能凸顯其獰厲之美。整部作品悲愴恢宏，撞擊人心”，“對此我想，我們應該更多地用審美的、充滿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滿道德義憤的實用眼光來看待這部作品”，“在我看來，《狼圖騰》藝術震撼力很強、生命意蘊甚豐，它讓人的靈魂震顫、讓人的心智慢慢蘇醒，讓人看清‘戰(zhàn)天斗地’的本質、讓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應如何珍惜、如何擁有、如何警覺、如何拒絕、如何捍衛(wèi)、如何愛、如何關懷。這樣的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委實太少了”。雷達這樣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評論，真讓人目瞪口呆。
作為文壇一位著名的文學批評家，長期以來，我們聽到的都是對雷達不切實際的歌頌，而對于其文學批評中呈現(xiàn)出來的各種病象，幾乎很少有人提及。雷達大量寫作的那些對當代文壇的宏觀論述和全景式的評論，大都是言之無物、自我重復的“八股”評論。這些文章往往有一個固定的寫作模式，通常都是首先談一談當下作家作品創(chuàng)作的所謂精神走向、審美走向，或者遇到的什么瓶頸，然后就趾高氣揚地站在自以為是的某個制高點，“揭示”出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中五花八門的病癥，諸如什么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chuàng)性寫作的缺失啦；作家的作品缺少對現(xiàn)實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啦；缺少寶貴的原創(chuàng)力，卻增強了畸形的復制能力啦。在我看來，雷達的這些文學批評實在是空洞無物的廢話。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時代，能夠做到像雷達所說的“生命、靈魂、孤獨、獨創(chuàng)性”之類玄妙玩意兒都不缺失的作家，永遠都是鳳毛麟角。所以，任何時候用雷達的這一套標準來批評文壇某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弊病，都可以頭頭是道。更為吊詭的是，雷達一面在批評某些作家靈魂寫作的缺失，總是在復制自己；一面又在自己的評論文章中進行著一種匪夷所思的大炒冷飯和自我復制。例如，雷達將其《長篇小說是否遭遇瓶頸》中的第二部分《迫切需要正面的價值聲音》稍加“整容”，就成為《還是得修煉提升的能耐》這樣一篇文學評論。將《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癥候分析》拆分一下，就組合成了另一篇評論文章《出不了偉大作家�6�9中國當代文學缺什么？》。
由于大量寫作這種機械重復性的文章，雷達有時甚至連自己都搞糊涂了。例如，在《長篇小說是否遭遇瓶頸》中，雷達寫道：“張潔的《無字》以九十萬言的篇幅書寫三代女性的命運……”而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學獎》中，雷達卻說：“張潔的《無字》，三卷本，90萬字，寫四代女性的命運悲劇�！睋�(jù)此，筆者十分懷疑，雷達作為一個批評人，究竟是否認真讀過張潔的《無字》，你可以沒有讀過，但不可以一會兒“三代”，一會兒“四代”地云里霧里。2011年，在第八屆茅獎評獎中，張煒450萬字的超長篇小說《你在高原》甫一公布，旋即遭到了眾多讀者的質疑，人們懷疑茅獎評委中究竟有幾個人讀完這部長篇小說。對此，雷達豪氣干云地說：不能機械地理解閱讀�！伴喿x可以是精讀、細讀、瀏覽，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閱讀。這樣大體量的作品把握起來的確有難度，但不是不可以把握。評委們都有豐富的閱讀經驗，對它的文學藝術價值是可以做出考量的�！崩走_同時還表示，張煒扎扎實實創(chuàng)作多年，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這也使得他人氣很旺。一粒沙里看世界，雷達究竟認真通讀過幾部茅獎作品，我們完全可以依據(jù)他的“自白”而管中窺豹。在中國文壇上，從神化作家到神化文學批評家，甚至作家與批評家之間的彼此吹捧和互相神化，早已成為一種心照不宣的潛規(guī)則。也許雷達自己都并未認真仔細地讀完張煒的《你在高原》，而是在友情贊頌：“這么一部書已經不能簡單用‘史詩’‘民族志’‘百科全書’等舊的名詞來描述，只在（有）大地才有這樣的包容力”，“在我看來，這部書是一個人漫長的心靈之旅，起意并沒有宏大主題，是由個人心史的積聚逐漸走向了民族心史。”一部并沒有多少人讀過，也尚未經過時間檢驗的長篇小說，豈能由雷達一個人遽下結論，輕易說成是“民族心史”。
打開雷達的評論專著，其重復之作屢屢出現(xiàn)。有的文章只是改換了一下標題，便被收入到了不同的文學評論專著中。如，雷達的《當前文學批評癥候分析》一書中的《消費時代短篇小說的價值》一文，在收入其《重建文學的審美精神》一書時，就成了《市場拒絕短篇小說嗎》。不知道的讀者只看標題，還以為這是雷達撰寫的兩篇文章。這樣的做法，無疑是對讀者的不尊重。而該文中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大明湖》書稿未及出版就毀于戰(zhàn)火，老舍不得不憑著記憶，重新將其中最難忘的一段故事，改寫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說《月牙兒》的那一段軼事，經雷達稍一“變換”，就又出現(xiàn)在了其《新世紀文學的精神生態(tài)和資源危機》一文中。這種將土豆改名叫馬鈴薯、將馬鈴薯改名叫洋芋、將洋芋改名叫山藥蛋來銷售的做法，使我們在閱讀雷達的許多文學評論時，總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以雷達的《重建文學的審美精神》一書為例，在該書上卷第93頁，下卷第185頁和第370頁，屢次出現(xiàn)一個其杜撰的新名詞“亞鄉(xiāng)土文學”，或稱“亞鄉(xiāng)土敘事”。雷達的一番注解是，這是“新世紀文學”中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文學現(xiàn)象。現(xiàn)代轉型社會時期農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大部分鄉(xiāng)村出現(xiàn)空心化狀況，沒有了青年壯勞力，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一些婦女。一些作家敏感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現(xiàn)實，開始揭示這一問題。亞鄉(xiāng)土文學與“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極為相似，它們用力揭示社會問題，表現(xiàn)真切的社會人生圖景，而對所涉及的社會問題沒有提出根本的解決辦法�；蛘哒f，亞鄉(xiāng)土文學并不缺乏揭示負面現(xiàn)實的能力，它缺乏的是呼喚愛、引向善與光明、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以為，要求一個作家去對其作品中涉及的社會問題提出根本的解決辦法，這無異于要求公雞下蛋，本身就是違反藝術規(guī)律的表現(xiàn)。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涉及了那么多的社會問題，卻根本就沒有解決的辦法，而自己卻只能是“舉家食粥酒常賒”。托爾斯泰在《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提出了如此之多的社會問題，難道他能夠解決瑪斯洛娃和安娜·卡列尼娜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嗎？比如，一個作家的作品如涉及電信詐騙，難道還要指望該作家同時必須寫出一部《防電信詐騙手冊》，否則就不能算得上是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早有美國作家卡佛說過明白話：“要通過小說來改變事物，改變人的政治派別或政治系統(tǒng)本身，或挽救鯨魚、挽救紅杉樹，不可能�！�
雷達主張閱讀“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閱讀”。我卻認為，作為一個“靠譜”的文學批評者，在下筆寫文章時卻不能將連自己都沒有認真讀過的東西妄評一通。如，雷達在《近三十年中國文學的精神》中說：“李亞偉的《中文系》在今天讀來，似仍能聞到那間大學宿舍里的臭襪子味道。”在我看來，雷達要么本身就沒有認真讀過《中文系》這首詩，要么雖然讀過，但壓根就沒有讀懂。李亞偉在詩中沒有一個字是有關大學宿舍和臭襪子的描寫，雷達怎么就如此嗅覺敏感，想當然地聞到了臭襪子的味道？雷達不知道，《中文系》之所以成為當代詩歌中的優(yōu)秀之作，并不是李亞偉那所大學宿舍里的襪子特別臭，而是因為詩中鮮活地反映出了那個時代中文系學子的群像。詩中始終洋溢著一股強烈的青春氣息和放蕩不羈的叛逆精神。又如，雷達在《獨特性：葡萄園里的“哈姆雷特”》中寫道：


我并不是主張你大量羅列經濟細節(jié)、賬目核算之類的東西到作品里去。是的，恩格斯說過，他從巴爾扎克的作品里所學到的東西，“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tǒng)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然而，巴爾扎克在寫作品時，何曾想到過這些“特殊效果”。他老人家恐怕做夢也沒有想過要和統(tǒng)計學家比賽的事。


巴爾扎克在年僅51歲的時候就因病去世。五十啷當歲，無論在世界上哪一個國家都稱不上是“老人家”吧。
在我看來，一個認真做事的文學批評家，除了要在文學批評領域里卓有建樹，同時還必須具有一種虛懷若谷的人格魅力。對于別人稱其為“文壇巨擘”，雷達應該有所警惕。
賈平凹曾贊揚雷達說：“作為文學評論家，雷達已經名滿天下�！薄袄走_一直活躍在文壇上，他的重要性在于連接和體現(xiàn)了老一輩評論家和新一代批評家的結合，他的特點或許并不十分獨立，大有獨立之姿者亦是怪才鬼才，但雷達是大才�！睂Υ耍�雷達心領神會。2005年，在談到賈平凹的小說《秦腔》時，雷達曾坦言：“由于書中人與人關系復雜，使得我常將人物所為張冠李戴，通常要將前后文反復對照才知所以。此外，大面積的鄉(xiāng)村雞零狗碎的瑣事，讓人讀來感到厭煩�！比欢�，雷達在讀《秦腔》時雖然讀得顛三倒四，云里霧里，非常痛苦，但絲毫都不影響其對《秦腔》的熱情贊美：


把《秦腔》放在整個中國今天鄉(xiāng)土敘事的背景下來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賈平凹個人極其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突破了以往小說的寫法，比較難讀，要慢讀、細讀，才能讀出它的意義和味道。他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懸念的元素，抽取了情節(jié)的元素，抽取了小說里面很多元素，可以說，這是一次冒著極大的風險的寫作，這樣寫太不容易，但《秦腔》卻成功了。
在《秦腔》里，“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在粘（黏）稠地緩緩流動著，但作者打撈著即將消失的民間社情和語言感覺，彌漫著無處不在的滄桑感，貫穿全書最重要的意象有兩個，那就是“土地”與“秦腔”，它們由盛而衰，表現(xiàn)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中國的日漸消解，結構上以實寫虛。但其原生態(tài)寫法造成了閱讀障礙。


試想，如果商家冒著極大的風險，將商場里銷售的牛奶，把奶和營養(yǎng)都抽取了，那還叫牛奶嗎？最多只能叫水�！肚厍弧防锇研≌f里的這元素那元素都抽取干凈了，那還叫小說嗎？最多只能叫文字碎片。既然雷達都承認《秦腔》的人物常令他張冠李戴，形成了閱讀障礙，那么雷達又是怎樣從《秦腔》的字里行間里感覺到其無處不在的滄桑感的呢？
多年來，雷達常常以茅獎評委權威和新聞發(fā)言人自居，對茅獎的評選發(fā)出一些看似具有遠見卓識的見解和言論。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學獎》中，雷達寫道：“賈平凹的《懷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閻連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在文本文體上有所突破，是全球化語境下小說創(chuàng)作走本土道路的新嘗試，卻由于種種自身的原因或非自身原因落選了�！毙≌f創(chuàng)作真有所謂涇渭分明的本土道路和外國道路之分嗎？如果有，那么事實是，走本土道路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種新的嘗試。難道雷達能說賈平凹和莫言們是從國外的道路上走過來的？況且閻連科《日光流年》中那種“馬爾克斯式”的句子，本身就是對外國小說的模仿，尤其是小說中的那個“三姓村”，分明讓我們看到了英國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記》中“小人國”的影子。只不過“小人國”的人是個子長不大，而“三姓村”的人則是活不長。這種對外國文學作品移花接木的寫作，怎么能夠稱之為是“走本土道路的新嘗試”？
說實話，與雷達的評論文章相比，我倒是看好其散文。在《雷達散文后記》中，雷達如此寫道：“我雖然慨嘆文學批評的無人喝彩，但絕不準備放棄，我覺得那是我的宿命、苦命。”在筆者看來，雷達實在是過于悲觀了。并不是文學批評無人喝彩，而是平庸的文學批評不但無人喝彩，甚至還會遭到人們的詬病。雷達說：“我有時自問，我的散文究竟寫了什么？憑什么反比我的評論更能引起注意？”其實，答案早就寫在雷達自己的文章里。雷達的散文常有真情，如果雷達一直從事散文寫作，說不定已自成一家。但不幸誤入他并不適合的理論之途，令人扼腕：可惜了，雷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