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一起合稱《四書》，是儒家傳道、授業(yè)的基本教材。其實，北宋以前公認的中國古代儒家經(jīng)典著作只有《五經(jīng)》，即《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四書》尚未自成體系。到了北宋時期的程顥、程頤兄弟，才開始大力提倡這四部書。程氏兄弟認為，《論語》《孟子》二書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是研治儒學最重要的文獻；《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正是根據(jù)這樣的觀點，南宋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程門弟子、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匯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jīng)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見《朱子語類》卷十四)。 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jīng)》時代，宋后是《四書》時代，朱熹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四部書編在一起，因為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參、子思、孟子，所以也稱為“四子書”，簡稱即為“四書”。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注釋，其中《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注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稱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編訂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后人因為《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刻寫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現(xiàn)在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順序。 元代延祐年間（一三一四—一三二○）恢復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范圍限制在朱注《四書》之內(nèi)，明、清沿襲而衍出“八股文”考試制度，題目也都是在朱注《四書》里。由于這些因素，造就了《四書》凌駕于《五經(jīng)》之上的獨特地位。 《四書》之中，《論語》尤為前賢所重�！墩撜Z》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涉及哲學、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nèi)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重要的經(jīng)典。程頤于《讀論語孟子法》開篇即強調(diào)了其重要作用：“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墩撜Z》《孟子》既治，則六經(jīng)可不治而明矣。”《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録體散文的典范。經(jīng)過兩千年的流傳，其中許多詞句已成為人盡皆知的成語或格言，至今仍被廣泛使用。據(jù)統(tǒng)計，僅源出《論語》的成語就不少于三百條，例如“溫故知新”“見賢思齊”“巧言令色”“不亦樂乎”“三十而立”“克己復禮”等等�！墩撜Z》乃至《四書》，在今日看來，除去研討中國古代思想史等方面的參考價值外，對現(xiàn)代人的修身養(yǎng)性、促進社會和諧，也有其可取之處。 此次影印所用底本，為國家圖書館珍藏原鐵琴銅劍樓舊藏宋嘉定十年當涂郡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遞修本。 南江濤 二〇一六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