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一魯迅。
　　我國紀傳體史學(xué)的奠基之作，同時也是我國傳記文學(xué)的開端。
　　貫通古今，網(wǎng)羅百代：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
　　忠實于歷史事實，一向被稱為“實錄”。
　　蘊含著深厚的人文精神。
　　古代散文的楷模。
　　《史記》是西漢史學(xué)大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通史。它的敘事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結(jié)束，記載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前145一前？)，字子長，生于夏陽(今陜西韓城)。他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xué)習(xí)當時的古文，后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學(xué)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馬遷二十歲，他滿懷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采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后的史實實地調(diào)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增長了知識，為后來編寫《史記》做了很好的準備。其父司馬談死后，他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他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他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無系統(tǒng)的歷史著作出現(xiàn)，而戰(zhàn)國至秦漢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寫入史書，因此，打算修訂一部歷史著作，一方面繼承古代史學(xué)傳統(tǒng)，同時也弘揚有漢一代的輝煌，然而這個愿望沒有實現(xiàn)就去世了．，臨終的時候，他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yè)。司馬遷開始修史時，其動機和目的與父親基本相同，為的是給西漢及前代歷史作總結(jié)，頌揚圣君賢臣的德行功績。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前99)，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因為寡不敵眾，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便把司馬遷投進監(jiān)獄，處以腐刑。這就是對《史記》的創(chuàng)作有重大影響的“李陵之禍”。
　　經(jīng)歷“李陵之禍”以后，司馬遷的身體和精神都受到摧殘，心情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這使他的修史動機也有所調(diào)整充實。他不再把修史僅僅看作是對以往歷史的總結(jié)、對西漢盛世的頌贊，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嘆聯(lián)系在一起，融入了較重的怨刺成分，許多人物傳記都寓含著作者的寄托一一磊落而多感慨。司馬遷修史過程中前后心態(tài)的巨大變化，賦予《史記》這部書豐富的內(nèi)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帶著心靈和肉體創(chuàng)傷所作的傾訴。
　　大約在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司馬遷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后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多萬字的不朽名著公之于世。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史記》對我國史學(xué)的貢獻，歸納起來有如下四點。
　　一、首創(chuàng)“紀傳體”史書體例，成王朝“正史”規(guī)范。
　　“紀傳體”是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編纂方法，這是司馬遷的首創(chuàng)。我國早在先秦時期，史傳文學(xué)便已粗具規(guī)模，記言如《尚書》，記事如《春秋》，其后又有編年體的《左傳》和國別體的《國語》、《戰(zhàn)國策》。司馬遷以紀傳體修成《史記》之后，這種體例為歷代史家沿用，成為我國古代主要的史學(xué)體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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