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陶淵明對傳統(tǒng)文化的貢獻（代緒論）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創(chuàng)造的結(jié)晶，但在其發(fā)展、凝結(jié)的流程中，人們的貢獻與發(fā)生的影響是不同的。陶淵明則有其獨特的貢獻，并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產(chǎn)生過深遠的影響。他的這種價值，充分體現(xiàn)在他是一個為中國民眾所熟知的人物，他的思想行為及其藝術(shù)創(chuàng)造，在漫長的歷史中廣泛地存在人們的心中。至少有三個方面，他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首先是他那不慕榮利、不與污濁同流合污的高潔品格。他寧可下地種田，過苦日子，也絕不屈心抑志，汩泥揚波。幾乎從他同時代的人起，就對他的這種高風亮節(jié)表現(xiàn)了無限的景仰。與他有過直接交往的顏延之由衷地贊美他“薄身厚志”，“高蹈獨善”（《陶徵士誄》）。所謂“薄身厚志”，就是對身體的奉養(yǎng)看得很輕，而對心志所守看得很重；所謂“高蹈獨善”，就是遺世獨立，守志不阿。這是何等可貴的精神！稍后，南朝梁代的鐘嶸作《詩品》，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說“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對他的人品同樣傾倒備至。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為他編輯文集，在序文中頌揚他“貞志不休，安道苦節(jié)。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說“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的確，如果不是篤于志守的大賢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魏晉以來，隱逸之風盛行。人皆以隱逸為高，隱逸成為名士風流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世有所尚，人必趨焉，也就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隱士。比如周續(xù)之，他身為處士，又常往朝廷中跑，人家問他緣由，他回答說：“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他聲言只要心隱了，在朝堂中也不妨做隱士，被稱為“通隱先生”《蓮社高賢傳‘周續(xù)之傳》）�；感�篡晉，建立了大楚國，覺得歷代都有隱遁之士，如果自己這一朝沒有，不大好看，便征皇甫希之為著作，給他生活所需，讓他堅辭不赴，號為高士。時人稱之為“充隱”（《晉書·桓玄傳》）。這兩個人都是與陶淵明同時代的人物。隱逸如果別有所圖，那不過是拿隱逸做招牌和手段，或借以邀譽，或借以得官，雖具高士之表，卻無高潔之行。陶之高明處就在既非“通隱”，更非“充隱”，而是真隱。所以宋代的朱熹感慨地說：“晉宋人物，雖日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quán)納貨。陶淵明真?zhèn)�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闭�是這樣，陶淵明的隱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就大不相同了。
　　大約正因為如此，陶淵明才有那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流傳�！端螘�·隱逸傳》載陶淵明在彭澤令任上：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yīng)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
　　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彭澤令是彭澤縣的一縣之長，即后來所謂縣太爺。督郵是縣的上一級郡里的官員，負責督察糾舉屬縣的違法事宜。陶淵明不愿意卑躬屈膝地侍候這種人物，便丟下縣太爺?shù)墓傥唬瑲w田隱居了。這對一般人來說，談何容易！唐代詩人王維就說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shù)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與魏居士書》）這與陶淵明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安粸槲宥访渍垩�”，后來幾乎成為一切骨鯁之士的口頭禪。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里談其去官的原因時，只是說不耐煩做官，恰逢妹妹亡故，要去奔喪，便借機離去，所謂“因事順心”，沒有談到不肯見督郵的事。但這件事見沈約《宋書·隱逸傳》、蕭統(tǒng)《陶淵明傳》等多種文獻的記載，當不是沒有根據(jù)的。從陶的性情來看，也是十分可能的。
　　總之，陶淵明在這一方面，可謂品高云天，出污泥而不染，凜然峙立，令人肅然起敬。在他之后的人，一要辭官，或者一想到歸隱，就不免想到他。如唐代詩人高適在封丘尉任上，感到“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打黎庶令人悲”時，便“轉(zhuǎn)憶陶潛歸去來”（《封丘作》）。直到1800多年后，近代詩人龔自珍還在頌揚他說：“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陶的高尚品格，就是這樣久遠地深印在人們的心中。
　　其實，中國古代著名的隱士多得很，諸如巢父、許由之類，不勝枚舉。但其影響都比不過陶淵明。因為別的隱士都只靠故事流傳，有的并不鑿鑿可據(jù)；有的雖載人史籍，可證實有其人，但也只有簡單的行事，缺乏鮮活的形象。陶淵明則通過其詩文作品，活生生地呈現(xiàn)在人們的心中，因而更易獲得人們心靈的共鳴。
　　其次，陶淵明提出過一個桃花源理想。在那個桃源世界里，“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雖然“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好像跟外面的世界沒有什么差別，但是其中的人們，“黃發(fā)垂髫，并恰然自樂”，無論老少，都歡樂自得，這就與外面世界的生活無著、啼饑號寒完全不一樣了。它成為與現(xiàn)實相對立的一個天地。在那里，“相命肆農(nóng)耕，日入從所憩”，人人都有田可耕，自食其力；“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勞動收獲歸勞動者所有，完全沒有壓榨掠奪。所以它被稱為“世外桃源”。這個洞天福地不知引起過多少人的向往。李白說：“別離解相訪，應(yīng)在武陵多�！保ā稌�情贈蔡舍人雄》）武陵就是指武陵漁人所發(fā)現(xiàn)的那個桃花源。李白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他說得明白，就是因為那里“桃花流水窗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問答》）。那里是與人間不同的一個天地。王維甚至把它描繪為神仙世界：“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里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云山�！保ā短以葱小罚┤藗冏盍w慕的莫過于神仙世界了，就把它贈給了桃花源。
　　桃花源當然是一個烏托邦，只存在于幻想世界里。但是它喊出了封建社會中千千萬萬民眾擺脫壓榨的心聲，不時激起人們的熱情、期望與憧憬。對這樣一種理想社會的向往，也并非始于陶淵明。早在《詩經(jīng)·碩鼠》里，就提出過“樂十”但對“樂土”世界不曾有什么具體描繪�！抖Y記·禮運》篇里，也提出過大同世界，比《詩經(jīng)》中的樂土還有了頗為具體的表述，但畢竟是屬于經(jīng)傳中的東西，缺少普及的力量。不像陶淵明的桃花源，以一篇淺顯而生動的記和一篇通俗而形象的詩，描繪出活生生的桃花源社會情景，為人們所喜聞樂道而深人人心。陶淵明也就和桃花源一起走入了人們的心靈世界。
　　最后，就是他的文學造詣和成就了。陶淵明不僅有高尚的人格和理想，擁有一個崇高的精神王國，而且還有高超的藝術(shù)作品，擁有一個迷人的藝術(shù)世界。他在中國文學史上首創(chuàng)了田園詩，第一個把普通的田園生活引入藝術(shù)領(lǐng)域，獨開一派——田園詩派。他筆下的田園又并非一般的農(nóng)家生活，而是寄寓他理想追求的天地，近乎人間的別有洞天，就像他那個桃源理想是世外桃源一樣。他的田園詩就是這種獨特生活天地的藝術(shù)體現(xiàn)。因此那境界既是人格的，也是社會理想的，同時又是藝術(shù)的；是詩人精神王國與藝術(shù)世界的融合。他把他全部可貴的精神鑄造為藝術(shù)形象，使人可感可觸。這是一種真正的“意”與“境”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在中國詩歌意境的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把情景交融即視為具有意境的話，那么陶詩已超越這種模式，而達到包蘊某種理想生活境界和人生哲理的醒悟的內(nèi)涵。這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意境，把中國詩歌藝術(shù)推上一個更高的發(fā)展階段。這種意境后繼雖不乏人，但無疑是從陶淵明開始，是他對中國古代詩歌藝術(shù)的一大貢獻，也是他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添加的珍品。
　　陶的田園詩是中國古代藝苑中的一朵奇葩，是他人所無法代替的。我們可以說，他沒有杜甫那么偉大，但杜甫代替不了他；我們也可以說，他沒有李白那么偉大，但李白也代替不了他。我們要杜甫、李白，同時也要陶淵明。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幾種不同的傾向。比如李白，具有人們稱之為浪漫主義的特色；杜甫，具有人們稱之為現(xiàn)實主義的特色；再就是陶淵明了，他不屬于李或杜的任何一種，他是屬于自然風物、山水田園，而把人的理想追求融化其中。這三種不同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都以各自的獨創(chuàng)豐富了中國古代詩歌的百花園。藝術(shù)不同于科學，科學只求合乎真理，藝術(shù)則還要求千姿百態(tài)，豐富多彩。即使反映同一題材、描寫同一內(nèi)容，也要求多種多樣，百花爭艷。人們常常用花來比喻藝術(shù)，是十分恰當?shù)��；ň鸵�百花齊放，一花獨放不行。地球上如果只有一種花，那真要單調(diào)死了。人們的精神世界也要大大地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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