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文化研究》第十六輯是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黃帝陵基金會、炎帝陵基金會聯(lián)合主辦的綜合性學術(shù)文化叢刊。本輯設(shè)“專論”、“炎黃二帝及其時代”、“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思潮與學派”、“文化叢談”、“文物與考古”、“文獻整理與研究”、“探索與爭鳴”、“中華學人”、“學術(shù)訪談”、“書評”等多個欄目,共收入30余篇論文,圍繞中華文化這個主題,深入探討了中華文化的性質(zhì)、作用及其當代價值,當代炎黃文化研究及有關(guān)問題,歷代的思潮與學派等。
趙德潤(1946年-),吉林省長春市人。中國政府特殊貢獻專家,中國韜奮新聞獎獲得者,F(xiàn)任《光明日報》社副總編輯,高級記者,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執(zhí)行會長。2009年11月13日,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炎黃文化研究第九輯》
《炎黃文化研究第十輯》
專論
國學的當代形態(tài)與當代意義
儒家倫理的出發(fā)點
炎黃二帝及其時代研究
炎帝故里“會同新說”概述
對“炎帝故里在會同”新說之淺見——關(guān)于炎帝故里及炎帝文化發(fā)源地的討論
談炎帝與神農(nóng)氏的關(guān)系問題
南北“炎帝”的由來與民族文化融合
試論神農(nóng)氏炎帝與南方早期稻作農(nóng)業(yè)——兼述《連山易》與連山
湖南會同:南方炎帝的發(fā)祥地
南方炎帝與西方炎帝之糾葛——兼說鄒衍陰陽五行說與南方炎帝
炎帝的德政
八卦演化與和諧思想
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
試論金源文化之內(nèi)涵
試論遼代契丹民族的金冠
從水的功能和本質(zhì)看治水文化
思潮與學派
《儒行》與先秦儒家的德性理想人格
朱子《家禮》的禮學價值、傳播和歷史影響
祭祀文化
中國祭祀文化的形成
黃帝祭祀是祭祀文化最集中、最典型的體現(xiàn)
五帝史研究的瓶頸是天帝、人帝的混淆與錯位——三皇五帝溯源
文化叢談
宋儒朱熹的女子教育思想之研究
清以來海峽兩岸的文化關(guān)系
文物與考古
中華龍的母體和原型是“魚”——從考古資料探“中華龍”的起源和發(fā)展
具茨山巖畫是認識中原古文化的第三依據(jù)
文獻整理與研究
四庫本《鹽鐵論》部分篇章與中華書局王利器校本之比較——認識《四庫全書》版本價值之一例
《四庫全書》開館以前的清代公私輯佚活動
劉知畿、章學誠對“記注”與“撰述”的認識
探索與爭鳴
大禹九州傳說的形成過程
和諧的意蘊:從“和而不同”到“世界大同”
心理和諧是和諧社會建設(shè)的重要基礎(chǔ)
中華學人
蕭蔻父先生的精神遺產(chǎn)
學術(shù)動態(tài)
“全國首屆會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討會”會議綜述與學術(shù)總結(jié)
“清明民族感恩:傳承民族精神、弘揚民族文化、迎接民族復(fù)興”學術(shù)研討會綜述
中華孝道的當代價值與實踐弘揚——“孝文化與構(gòu)建和諧社會”高峰論壇述評
《炎黃文化研究第十一輯》
專論
讓中華民族的盛大節(jié)日更加豐富多彩
“五經(jīng)”的意義與重譯的空間 ——在“五經(jīng)”研究與翻譯國際學術(shù)委員會上的致辭
炎黃二帝及其時代
談炎黃研究與二重證據(jù)法
從連山看炎帝的起源
神農(nóng)“連山”名義推索
黃帝文化與中原
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
建設(shè)中華節(jié)日體系
論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現(xiàn)象
“武夷”考
思潮與學派
儒家仁學的實踐意義
“仁愛”思想及其在當代的意義
祭祀文化
論宋代“殺人祭鬼”與密宗尸身法術(shù) ——兼與劉黎明先生商榷
“九鼎”傳說流考及其中國傳統(tǒng)文化
文化叢談
《周易》的“太和”理想及其價值
略論中國古代慈善文化的特點
北宋中期的陣法與陣圖及其武學思想
文物與考古
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人面魚紋”圖騰與炎帝彤魚氏 ——兼論炎帝名號來由
陜北北部一帶史前文化遺存的系統(tǒng)梳理與研究
文獻整理與研究
《周易本義》(點校本)前言
出土楚簡與炎黃時代研究
淺論王弼黃門侍郎之憾
中外文化交流
求知與漠視的變奏 ——晚明中國人的歐洲認識及西學觀
探索與爭鳴
老子的思想對治國理政的參考
先秦時期的“義利”之辨 ——透析傳統(tǒng)社會心理與古代法之關(guān)系
中華學人
先師孔德成
書評與序跋
《長安學叢書》序
一部啟人心扉的口述史 ——讀《往事漫憶:郭影秋回憶錄》
研究路數(shù)與理念的升華 ——讀邢福義《語法問題獻疑集》
學術(shù)動態(tài)
“后新儒學”與中國哲學之未來:關(guān)于中國哲學研究方向
與方法的一些省察
民國時期的中國經(jīng)學史研究
“如保赤子” ——儒家傳統(tǒng)中的倫理與政治
《炎黃文化研究第十二輯》
《炎黃文化研究第十三輯》
《炎黃文化研究第十四輯》
專論
名士直言一甲子 ——中央文史研究館六十年
“國學”或“古典學”視野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炎黃二帝及其時代
五帝古史傳說研究
炎黃學論綱
中華人類與遠古文明探源 ——基于武陵山地域的考據(jù)分析
試論海峽兩岸炎帝神農(nóng)文化的認同
羊頭山是神農(nóng)氏族的起源地 ——略論高平所出土各代古碑記載之“烈山”
思潮與學派
關(guān)于陽明心學的研究方法
葛洪的思想來源及其前期道論
文化叢談
大禹圖強拓疆考
清朝總兵張鵬程、張玉麒父子身世考
改進炎帝陵祭奠促進炎帝陵旅游
文物與考古
阿房宮的想象 ——對杜牧《阿房宮賦》的雙重誤讀
史前黃河流域奠基現(xiàn)象研究
文獻整理與研究
《周易》“藉用白茅”述論
《國語·齊語》與《管子·小匡》辨析
《文心雕龍》與漢代儒學
中外文化交流
中國文化的傳播者與俄國漢學的奠基人 ——比丘林生平與學術(shù)貢獻
探索與爭鳴
向仁存在——孔子開辟的人生方向
論孟子的道德優(yōu)先意識與民生思想
東晉宗教政策述論
嗇夫小考
中華學人
石峻及其學術(shù)思想述略
書評與序跋
《閱讀中華國粹經(jīng)典》前言
《子藏》總序
走進歷史深處 ——《周代禮樂文明實證》評介
學術(shù)訪談
今天該如何評價儒學:制度儒學與草根儒學 ——“中西馬”對話實錄(二)
學術(shù)動態(tài)
傳承書院文化開拓書院未來 ——“書院文化的傳承與開拓”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綜述
“黃帝旗幟·辛亥革命與民族復(fù)興”學術(shù)研討會綜述
《炎黃文化研究第十五輯》
《炎黃文化研究第十六輯》
《炎黃文化研究(大象版 套裝共8冊)》:
一、 儒家禮樂本原追尋之發(fā)生
華夏禮樂文化傳統(tǒng)并非近代以來才身陷困境。遠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上古禮樂典制就曾一度衰敝而成為道、墨、法諸家集矢之的。而在近乎舉世皆然的時,樂文教的責難聲中,儒家對禮樂典制及其文化精神的堅守也格外令人矚目 孔子堅持“為國以禮”的教化政治理想,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重建禮制國家。同時指出,禮亦是確立個體社會身份,培養(yǎng)自我德性人格的根本途徑,“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因此他對禮樂文化的未來命運充滿信心:“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孔子曾說,自己的天命就是承繼“斯文”: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文”究竟標示怎樣的文化精神和生命信念,使孔子窮畢生之力存亡繼絕,于造次顛沛之際仍念念不忘?朱子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論語集注》卷五)傳續(xù)斯文,實在是承擔起一個文化生命延續(xù)的歷史責任。而道家堅決的自然主義,法家僵硬的法制秩序及墨家刻苦的實用主義皆不及此義。
但禮樂文化之存亡繼絕,卻絕非徒然堅守固執(zhí)所能達成三代文化極盛時,禮樂及其所憑依的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與價值秩序的合理性在人們心日中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禮壞樂崩的形勢下、無論維護還是建構(gòu)一種政治-社會生活理則,都必須重新為其尋找終極的合法性理據(jù)。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對禮樂典制之存在合理性的辯護已不能僅僅立足于其社會政治效能, 而需要進一步探求其是否能獲得終授支持。因此對儒家而言,最急迫的課題莫過于”達于禮樂之原”,以為禮樂文教傳統(tǒng)之延續(xù)奠立根基?鬃油辞械匾庾R到,禮樂之衰退,實導(dǎo)源于其制度精神之流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因而當林放對”禮之本’進行探問時,孔子對之贊賞有加。這一姿態(tài)勢必激發(fā)此后儒者的禮樂本原探索熱情。
儒家禮樂本原探索主要沿大道與性命兩尢路向進行。與以往大多思想史或?qū)W術(shù)史之論調(diào)不同,本文認為,天道性命問題的發(fā)生和展開與孔子及早期儒家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自古以來厭棄玄談的學者都以《論語》中子貢“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一語為口實,而近世鄙薄懦家學術(shù)的人則以此為孔子對所謂“形而上問題”、“超越性問題缺乏興趣的鐵證。但此語應(yīng)作何理解自古便有爭議。且不論《論語》是否研究孔于思想的唯一文本根據(jù),即便在《論語》中,也不乏關(guān)于“性與天道”問題的論說首先,“性”字在《論語》中兩度出現(xiàn),而在同期或稍后的《老子》和《墨子》中都未見提及?紤]到《中庸》、孟子、茍子、郭店楚簡及上博簡中儒家文獻對此問題的熱烈討論,可以認為孔子與早期儒家才是最早關(guān)注并推動先秦性命問題探討的核心力量。其次,前引子貢之語將“性與天道”問題相提并論,視為同一類型的話題。這或許意味著,早在孔子或七十子時代,儒家已意識到了性與天道二者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而這一識度的發(fā)生,得益于孔子對古老的“天命”思想的理論扭轉(zhuǎn)。在此之前,“天命”僅指王朝受之于天的政治權(quán)命?鬃友蕴烀,則多與人之修身成德相關(guān)聯(lián),“知天命”是成為君子的前提條件。通過下學而上達,實現(xiàn)性與天道的貫通。這不但是儒家修身理論的終極歸趣,也對中國思想史上的天道論說方式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此后《中庸》,《易傳》等儒家文獻中天降性命、性天相通、盡性知天的基本思路正是由此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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