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謝

在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許多朋友向我提供了幫助，給我提出了意見和建議。我特別感謝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前往芝加哥大學求學，希望成為一名政治學者。而在此之前，我是一名古典音樂家，大部分時間我在練習莫扎特、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約翰·米爾斯海默卻希望把我培養(yǎng)成國際關(guān)系學者。他收下了我，我無限感激。本書每一次修改后約翰·米爾斯海默都要通讀，而且會給出非常有幫助的意見和建議，這使本書得到極大的完善。
如果沒有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的幫助，我也根本不可能寫完這本書。在2001年1月的一次頭腦風暴上，他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你能證明民主國家在戰(zhàn)爭手段方面更有道德，那將非常了不起。他對我說。關(guān)于民主國家在戰(zhàn)爭中對平民造成的影響這個問題，我得出了不同的結(jié)論，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羅伯特·佩普的熱情。我非常感謝他的支持。查爾斯·格拉瑟（Charles Glaser）和斯塔希斯·卡里瓦斯（Stathis Kalyvas）不僅給予我鼓勵，而且?guī)椭�我完善論證過程，這使本書的論點更有說服力。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有些人幫助我啟發(fā)靈感，有些人給予我切實的幫助。例如，本杰明·瓦倫蒂諾（Benjamin Valentino）在許多方面是開路先鋒，他寫了很多有關(guān)大屠殺的書，是他把迫害平民研究發(fā)展成安全研究的主流。在這本書寫作之初，我就與本杰明開始接觸。一路走來，他對本書提出了非常有幫助的意見和建議，而且給予了我莫大鼓勵。有他在前面引路，實在是人生一大幸事。伊萬·阿諾金-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對非對稱沖突中發(fā)生的野蠻行徑很有研究，他毫不吝嗇地與我分享這些數(shù)據(jù)，而且從來沒有間斷過對我的鼓勵。賈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凱利·格林希爾（Kelly Greenhill）和塞巴斯蒂安·羅薩托（Sebastian Rosato）不僅對我的寫作思路提出大量反饋意見，而且給予我關(guān)心、支持和安慰，對此我萬分感激�？的螤柎髮W出版社的羅杰·海頓（Roger Haydon）對本書非常感興趣，而且對部分章節(jié)提出了許多具體修改意見和建議，非常感謝。
我還要向這幾年來閱讀過本書的草稿并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朋友們表示感謝。他們是：拉亞·巴爾塞爾斯（Laia Balcells）、巴頓·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凱瑟琳·科克倫（Kathryn Cochran）、邁克爾·德施（Michael Desch）、馬修·費爾斯（Matthew Fehrs）、瑪莎·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克里斯托弗·格爾皮（Christopher Gelpi）、海恩·喬曼斯（Hein Goemans）、彼得·古雷維奇（Peter Gourevitch）、科林·卡爾（Colin Kahl）、羅伯特·基奧恩（Robert Keohane）、海倫·金塞拉（Helen Kinsella）、格雷戈里·科布倫茨（Gregory Koblentz）、馬修·科赫爾（Matthew Koblentz）、埃里克·穆基耶赫（Eric Mvukiyehe）、理查德·普賴斯（Richard Price）、丹·瑞特（Dan Reiter）、托馬斯·斯普拉根斯（Thomas Spragens）和伊麗莎白·伍德（Elisabeth Wood）。我還要感謝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兩位匿名審稿人，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對我?guī)椭�特別大。對于那些沒感謝到的朋友，我表示歉意。
好幾家機構(gòu)對我鼎力支持，使我可以安心從事研究和寫作。我在哈佛大學奧林戰(zhàn)略研究所（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待了一年，收獲頗豐。感謝史蒂芬·羅森（Stephen Rosen）和莫尼卡·達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他倆給我提供參與奧林戰(zhàn)略研究所研究項目的機會，使我可以查閱哈佛大學的許多資料。之后，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CISAC）為我提供了一年支持，在這里，斯科特·薩根（Scott Sagan）和林恩·伊登（Lynn Eden）給予我指導，使我受益匪淺。其間，艾森豪威爾研究所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克利福德·羅伯茨研究生獎學金（Dwight D.Eisenhower／Clifford Roberts Graduate Fellowship）為我提供了資助，哈里·弗蘭克?古根海姆基金會（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則為我提供了論文獎學金。我還要感謝杜克大學三角區(qū)安全研究所（Triangl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和藝術(shù)與科學研究理事會（Arts and Sciences Council for Faculty Research），這兩家機構(gòu)都在本書最后階段提供了資金支持。
本書引言和第一至第三章部分內(nèi)容來自我之前發(fā)表的文章《絕望的時期，絕望的措施：戰(zhàn)爭中迫害平民之原因》。第二章部分內(nèi)容來自《制約還是助推？國家間戰(zhàn)爭中的民主與平民死亡》。第五章中關(guān)于第二次布爾戰(zhàn)爭的部分內(nèi)容來自《把墳?zāi)固钇剑�把海水抽干：無差別暴力作為反叛亂戰(zhàn)略之效果分析》。感謝上述期刊及出版機構(gòu)允許我對文章內(nèi)容進行適當修改并在本書中出版。
我在杜克大學進行研究期間得到了很多幫助，對此，我要感謝崔洙軍（Soo-Jung Choi）、馬克斯·安特曼（Max Entman）和查德·特魯普（Chad Troop），特別要感謝凱瑟琳·喬丹（Katherine Jordan）。凱瑟琳·喬丹積極幫助我修改和完善本書終稿，幫助我改正了大量錯誤。對于書中仍存在的一些錯誤，完全由我個人負責。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布賴恩·唐斯和謝里·唐斯（Bryan and Sheri Downes），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我的愛和支持。當我取得成績時，他們非常樂意分享快樂；當我遇到挫折時，他們會給予我鼓勵，幫我重拾信心。身為一名教師和導師，我只希望我能做到我父親那樣，2001年退休時，他的學生們對他依依不舍，無限感激。
最后，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塔尼婭·施賴伯（Tanya Schreiber）。這些年來，她不知疲倦，承受了太多壓力。塔尼婭不僅是我寫作中的參謀和顧問我認為她能把我的觀點闡述得更清楚而且每當我覺得快要撐不下去時，都是她好言相勸，幫助我度過那些艱難歲月。不僅如此，她還身體力行地告訴我要咬牙堅持；身處逆境時，她能夠沉著勇敢地面對。這給予我莫大的鼓舞，或許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謹以此書向她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