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我曾出版過兩本關于法國的書：一本是《公共歷史學家》，這本書希望通過個人的活動途徑來勾勒出時代的特征；另一本是 《現在、民族、記憶》，希望通過這三個詞，體現出當代歷史意識的各個極端。本書是我對法國研究工作的最后一個層面，匯總了我關于法國、法國身份特征以及法國記憶的主要論文。
這部合集的組織結構自然有序，強烈反映了一個統一的形象：一個民族國家在其成熟時期的形象。
雖然這本書分五個章節(jié)展開，但在我看來，其中最活躍、最中心的是第三章。在這一章中，羅列了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么關系的幾個主題：分析用27卷寫成的20世紀初以來法國的歷史；研究早已成為遙遠記憶的極右派運動；同時喚起對戴高樂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記憶，而這兩種主義30多年來都早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這些主題的對照恰恰表達了本書的真正議題，即：國家、共和政體和革命的相互交錯。厄內斯特·拉維斯（Ernest Lavisse）的《法國歷史》體現了共和主義者的綜合分析，希望調解一個來自革命的法國和一個來自舊體制的法國。法蘭西運動（Action fran?aise）表現的是共和主義相反的一面，是戴高樂主義和共產主義，持有不同政見，同時也表達了在超越共和政體的同時實現共和政體的愿望。因此描繪出這個統一的法國各個時代的曲折道路，直到它的分裂：從1789年革命到戴高樂主義和共產主義末期，法國這兩個最終版本以不同的程度融合了民族和革命性。從一個全面的民族到一個共同體式的民族，從戰(zhàn)斗的共和國到遺產式共和國，從征服性革命到革命思想的枯竭。這是一個混合性民族計劃的完結。所有從一開始就已經確定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社會主義或者自由主義、歐洲主義、獨立主義或者生態(tài)主義）的突破口只是進一步動搖了這一傳統歷史身份特征。
馬克思從法國看到古典歷史的模式，因為從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度，從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體到無產階級的斗爭，法國提供了一個從歷史到純粹國家政府最清晰、最明了的發(fā)展模式。我倒是很愿意在改變馬克思的實踐辯證法的同時借用他的這種表達方式。法國是一個在純粹的國家政府中匯集了大多數支配現代歐洲甚至世界的政治參數的國家。但是，它以獨特的方式經歷著這種普遍性的共同使命。我通過各種途徑所要理解的，通過多次接觸所要描述的正是這種獨一無二而又奇特的混合：曾經服務于一個即將來臨的法國肖像。
在一本關于法國民族獨特性的著作中，閱讀到一系列關于美國的章節(jié)，這一點并不奇怪。因為，在所有離法國最近的國家當中，它們也是離法國最遠的國家，是真正反對美國模式的。法國和美國的兩次基本革命是在同時代發(fā)生的，法國的革命借鑒了美國革命的經驗。但是，在舊世界的革命創(chuàng)造了一個世界并圍繞世界轉了一圈的時候，美國的革命依然只限于美洲大陸。盡管美國內部發(fā)生過變化，但是它的憲法一直沒變；而法國跌宕起伏的民族命運卻強加給法國很多憲法，每次只是在為了更好地同美國相區(qū)別時才提起美國。正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說的那樣，美國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但是美國就是它自己本身的意識形態(tài)。關于這一點，盡管美國的知識分子生活十分緊張，但在美國，知識分子沒有承擔法國知識分子所承擔的獨特作用，也沒有享受同法國知識分子一樣的地位。美國因為成立的時間晚（1776年建立），所以依然生活在奠基人的承諾之下，沒有承擔我們所要擔負的歷史重任（黑格爾語）。革命、憲政、知識分子、記憶，這四個詞、四個方面，通過比較歷史，來明確闡述法國模式的基本面貌。
《追尋法蘭西》這個書名，在它樸素的外表下，同16世紀中葉法國歷史學家埃蒂安·帕斯基耶(étienne Pasquier)的著作 《法國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遙相呼應，可惜現在只有一些專家學者才會想起閱讀這部偉大的作品。對那些非內行的讀者來說，最令人吃驚的是，作者以自由的口吻，娓娓道來各種各樣的主題，從政治機構到風俗特征，從教堂的歷史到語言的起源。讀者很快會發(fā)現，書的內容和形式統一與一致，方法的新穎性同內容的新穎性緊密結合。也就是通過各種淵博學識的探索，切斷了法蘭克人是特洛伊英雄后代的神話，確定了（或者說創(chuàng)造了）法國高盧人的歷史事實，這就意味著在有國王以前，在它的教堂出現以前，在貴族甚至羅馬以前就已經有法國了。
不需要進行太多的比較，我們發(fā)現帕斯基耶的時代同我們的時代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在一個新的時期，即如同蒙田的《隨筆集》（Essais）中所描述的新的時期（而且帕斯基耶也知道，我重新采用了他的書名來命名這本書。我們面臨著建立線性敘事的同樣障礙，本著調動遙遠的學識，闡明現狀的同樣利益，有以歷史客體建立法國，通過強有力的合法歷史，維護和證明過去的高盧民族，現今的國家體制和共和國政體的必要性，有著同宗教戰(zhàn)爭時期一樣重新定義國家政府身份（過去是君主制度，現在是民主制度）的緊迫性。
最后，也許我們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在《追尋法蘭西》和《記憶場所》之間有什么關系？因為在這本書中我引用了我自己在《記憶場所》中寫的幾篇文章�！队洃泩鏊�》是一項集體工作，它分好幾卷出版。這項工作在于研究歷史積累下來的有關目前記憶的沉淀物。根據特征，穿越時間，摒棄所有時代的界限。而現在這本書是由我個人的許多文章構成，前后用了50年的時間。這些文章基本上是關于兩個世紀以來的法國政治歷史。只舉兩個相近的例子：在《記憶場所》中被視為封存的建筑，就像費迪南·比松（Ferdinand Buisson）的 《教育法詞典》一樣，或者尋找什么樣的記憶能夠表達代的范疇，現今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甚至以非傳遞的方式使用代的范疇。在這本書中卻并非如此，而是將比松那部令人驚奇的《教育法詞典》同拉魯斯詞典、米什萊和拉維斯的《法國歷史》放在一起，形成共和國化身的長廊，或者尋找法國各代接替的延續(xù)邏輯性。
不可掩飾地說，在《記憶場所》和《追尋法蘭西》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密切聯系，即表現在主題的交叉關聯，筆法的相似性以及目的的相似性。在這兩本書中，都不是法國的個人歷史，而是以個人的方式書寫這部歷史。這是一部充滿光輝的歷史，深入分析它的每一道光芒，都會折射出整部歷史的神秘特殊性。
總之，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來關注法國。我曾經開始寫一篇論文（可惜從來沒有完成），是關于1914年戰(zhàn)爭中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的民族思想。在最終統計政治言論中詞語的出現頻率時讓我失去完成這篇論文的勇氣。然而，誰能想到，在半個世紀以后，這篇論文終于呈現在讀者面前，它的主題也稍微擴大了一些。它最終也沒有擺脫自己的命運。也許這就是命運的諷刺性，它通過各種巧妙的途徑和意想不到的迂回輾轉，最后還是將我?guī)Щ氐匠霭l(fā)點。

皮埃爾·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