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密教(即所謂阿吒力教)是云南佛教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對于大理密教此前有不同的釋讀,本書匯集了作者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和期刊上發(fā)表的十四篇學術論文,在回顧大理密教研究學術史的基礎上,根據對大理佛教經典、圖像、金石和傳世資料的綜合研究,在跨地域研究視野下,對大理佛教史料的種類、屬性及其所反映的漢地佛教因素進行了全新的、全面的探討。
本書是侯沖繼《云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之后的第二本論文集,論述重點主要是云南地區(qū)的漢傳佛教。作者從云南地區(qū)漢傳佛教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所依經典,在研究中把云南地區(qū)與其他地區(qū)大體相同的佛教形態(tài)放在中國佛教發(fā)展史的大背景下進行整體的考察,并嘗試進行理論的闡述,從而從多個角度論證了所謂白密究竟是否存在這一佛教史上引人注目的問題。
序 言
方廣锠
本書是侯沖繼《云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之后的第二本論文集,論述重點依然是云南地區(qū)的漢傳佛教。其實,侯沖已經出版的兩本專著《白族心史〈白古通記〉研究》與《云南阿咤力教經典研究》,論述的重點也是云南地區(qū)漢傳佛教。但比較之下,可以看出侯沖的研究從云南地區(qū)漢傳佛教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所依經典,逐漸走向綜合性研究,在研究中把云南地區(qū)與其他地區(qū)大體相同的佛教形態(tài)放在中國佛教發(fā)展史的大背景下進行整體的考察,并嘗試進行理論的闡述。這說明,二十多年來,侯沖研究視野越來越廣,在這塊土地上的耕耘也越來越深。
本書的主要內容、所收諸論文的內在聯(lián)系及學術創(chuàng)新之處,侯沖本人在本書后記中已經交代,毋庸我再置喙。我想談談由此延伸出來的若干感想。
學術研究靠學術資料,這一點,凡是搞學術研究的,人人都懂;但什么是本學科的學術資料,這一點,就未必人人都明白。學術資料從事學術研究提供了前提條件,這一點,凡是搞學術研究的,人人都懂;但如陷入盲目性,研究所用的資料有時反而會框限自己的視野,這一點,就未必人人都有清醒的認識。
就佛教研究而言,很多研究者至今把收集資料的眼光局限在傳統(tǒng)大藏經中。無疑,傳統(tǒng)大藏經至今依然是我們研究佛教最基礎的資料。但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傳統(tǒng)大藏經所收的典籍實際是被當年編纂大藏經的人們過濾以后留存的,還有大量的數(shù)據被他們排除在傳統(tǒng)大藏經之外。所以,不把那些藏外的數(shù)據一并納入視野,我們的佛教研究就是不完整的。當年陳寅恪先生評論敦煌遺書被發(fā)現(xiàn)的意義,稱: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陳寅恪在上面提出新材料新問題新潮流,在他看來,利用新材料,研究新問題,便可以形成學術的新潮流。所以,雖然從老材料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新問題,利用新材料也可以論證老問題提供新依據,但確如陳寅恪所說,新材料本身,必然會促使我們考慮許多新問題。所以,不管最終是否能夠形成新潮流,新材料都能促進學術的發(fā)展。正因如此,百年來以敦煌遺書基礎,出現(xiàn)了所謂敦煌學。
在敦煌遺書中,各類佛經及與佛教有關的文獻約占總數(shù)的90%左右,其中不少都屬于當年被編藏僧人過濾掉的東西。百年來,人們利用敦煌遺書在佛教研究領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但遺憾的是,至今止,這些成果大部分出現(xiàn)在國外。我國佛教研究界利用敦煌遺書雖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與國外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不少研究者似乎依然習慣于用老資料來研究老問題。自然,研究中有些老資料得到新的解釋,有些老問題有了新的開拓,這些都是可喜的現(xiàn)象,但也有不少論著,看來似乎花樣百出,認真細讀了無新意。這種現(xiàn)象未免令人惋惜。
百年來出現(xiàn)的佛教新數(shù)據,已經非常多。除了敦煌遺書、金石數(shù)據、方志數(shù)據、日本古寫經之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大批至今依然在民間流傳,并還在實際發(fā)揮著作用的法事文本。這些法事文本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們至今影響著廣大信眾的宗教生活、思想信仰、生活態(tài)度;另一方面,它們所反映的佛教形態(tài)曾經是宋元明清中國佛教的主流之一,屬于信仰層面的佛教,但這些典籍基本被排除在作義理層面佛教的典籍總匯傳統(tǒng)大藏經之外,因而長期沒有被納入佛教研究者的視野,使佛教研究者對宋元明清以下中國佛教的認識產生偏差?梢赃@樣說:不把握這批數(shù)據,無以了解唐五代佛教如何演變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佛教,也無以把握當今佛教在民間的實際地位及當今中國的宗教生態(tài)。在此,我們還應該注意這樣一個現(xiàn)象:近代以來,佛教在文化層面的振興與在學術層面的成果,往往遮蔽乃至轉移了研究者對信仰層面佛教的關注。實際上,從古到今,信仰層面佛教與義理層面佛教始終是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面,無論偏廢哪一面,都難以使我們全面、正確地把握、評價佛教。
佛教向來被稱難治。以前所謂的佛教難治,主要還是指一般讀者認佛經難讀、難懂。關于這一點,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怎樣讀佛經》,刊登在2001年第2期《世界宗教文化》上。我以,只要解決那篇文章中提出的問題,佛經其實不難讀、不難懂。但對佛教研究者來說,《怎樣讀佛經》中提到的問題自然都不是問題,佛教難治的主要原因還在資料。亦即需要重視與發(fā)掘新數(shù)據,需要鑒別與重新審視老數(shù)據。只有這樣,才能開拓佛教研究的新局面。這個問題很大,在此難以全面論述,僅是點題。
這些年來,侯沖通過各種渠道,從全國各地收集的各類民間法事文本已經有一千多種。他的研究,不僅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建立在傳統(tǒng)佛教文獻的基礎上,更建立在這一千多種法事文本的基礎上。當然,這一千多種法事文本,他目前已經研究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僅這一小部分,已經使他取得與眾不同的創(chuàng)新性成果。這再次說明掌握學術資料,特別是掌握學術新資料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意義。
收集到資料以后,用什么樣的觀念、視角、方法去考察、整理這些資料,發(fā)掘其中的內涵,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舉例而言,正因有從全國各地收集到的這一千多種法事文本,使侯沖在處理云南地區(qū)的佛教形態(tài)時可以游刃有余。亦即他可以從整個中國佛教歷史發(fā)展的大背景下來考察云南地區(qū)的這些佛教形態(tài),并與其他地區(qū)大體相同的佛教形態(tài)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更好地解釋云南這些佛教形態(tài)的性質與把握它們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他的這條研究路徑進一步證明了學術研究需要有大局觀。沒有中國佛教歷史發(fā)展這一大局觀,難以真正處理好云南漢傳佛教這一局部問題。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從某種意義上講,那些主張云南阿吒力教白密滇密的觀點,其底藴或被云南阿吒力教法事文本所框限;或因未能建立起中國佛教發(fā)展的大局觀,以致未能全面、正確地認識阿吒力教法事文本的真正性質;或兩者均有。
所以,大局觀的建立,固然應該歸結研究者本人的思想方法,但在科研實踐中,它又往往轉化研究者占有數(shù)據的多少,以及研究者處理這些數(shù)據時的觀念、視角、方法等問題?梢哉f,研究者的大局觀是隨著他所占有數(shù)據的增加與研究而逐漸建立起來,而研究者大局觀的完善程度與他的資料占有量與研究程度成正比。由此,學術研究本身就變成資料的收集、分析、消化與觀點的提煉、擴展、升華這兩項科研活動的不斷轉換與輪回。在這一方面,我想侯沖二十多年研究的經歷,本身就可以成一個典型的個案。如果侯沖能夠抽時間把自己的科研歷程總結出來,對年輕學者的成長一定會有所啟迪。
本書所收諸多論文,當然并非篇篇珠璣,論及的諸多問題,當然并非均定論。正因是拓荒,缺點與不足便在所難免。在學術史上,一個新觀點提出以后,學術界翕然而從,這種現(xiàn)象也是有的,但很少見。更多見的是新觀點受到質疑,受到批評。但只要新觀點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它會在質疑與批評中不斷完善,成長起來,經過時間的檢驗,最終被學術界認同,成大家的共識。這種被質疑、被批評的過程,實際也是新觀點成長的過程;蛘哒f,在這一過程中,新觀點本身就成學術的新的增長點。當然,如果大方向是錯誤的,這種所謂的新觀點不可能經得起學術界的質疑與批評,不可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最終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學術界的認同。
本書提出的有些問題,目前在相關的研究者中仍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較大的爭議。我以,這是好事,符合上述新觀點產生以后的學術發(fā)展的規(guī)律。有正常的學術討論,學術才能得到發(fā)展與提高。我期待今后這一討論能夠更加深入地進行。
認識侯沖已有近三十年?吹剿徊揭徊匠砷L,在新開拓的學術領域中辛勤耕作,不斷取得新的成果,他高興,并預祝他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績。
2015年7月17日于古運河北端
侯沖,哲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佛教,長于漢傳佛教儀式及其經典文獻研究。主要著作有《白族心史<白古通記>研究》《云南與巴蜀佛教研究論稿》《云南阿吒力教經典研究》《漢傳佛教、宗教儀式與經典文獻之研究侯沖自選集》等,整理發(fā)表大理國寫經《護國司南抄》、佛教儀式文本《楞嚴解冤釋結道場儀》和《受生寶卷》、敦煌遺書《壇法儀則》(《金剛峻經》)等十余種。發(fā)表學術論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