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時，37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一人鉆進一輛郵車，逃往了意大利。

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已經(jīng)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并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于政務(wù)，業(yè)余創(chuàng)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chuàng)作熱情壓榨得干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拋棄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意大利。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跡遍及整個意大利，從城市到農(nóng)村，喜悅地目睹并且描述著巖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fēng)雅的公務(wù)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2016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shù)館里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認真也是孤獨的結(jié)果。我?guī)缀醪粫�日語，大多數(shù)時候面對別人都只能微笑點頭，無法建立任何情感聯(lián)系，更無法在人際交往里投入什么熱情。說實話，即便會日語也無助于我緩解孤獨。東京是一個人情冷漠的城市，用獲得芥川獎的作家、搞笑藝人又吉直樹在《火花》里形容的：

東京這個地方，聚集著從各個地方而來的人們。從前在鄉(xiāng)下時，從漫畫和電視劇里看見的東京，雖然燈火繁華，但人總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身為外來者的大家都心情緊張。外來者進入東京這個城市，一個個都表現(xiàn)出不要被吃掉的緊張狀態(tài)，終于成了一個集合體。

我在東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單獨交談。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

這幾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話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

眼前茍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著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另外，網(wǎng)絡(luò)的發(fā)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guān)注著國內(nèi)的人與事，為我觸手而不可及的苦難感到悲傷。正是這些并不美好的細節(jié)，才構(gòu)成了生活的全部。

這或許就是為什么我愛讀作家的日記和信件不僅僅是出于某種窺私癖，更是因為那仿佛是一種反向的攝影。作品是藝術(shù)家生命的結(jié)晶和照片，我通過日記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風(fēng)景在時空上進行擴展，看到了他們完整的藝術(shù)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記里那些絮叨的囈語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攤開來，有種全暴露了的快感。

1786年11月4日，歌德在羅馬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將變成一個新人回來。

重獲新生的歌德其實并沒有變成一個新人，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并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